庆元党禁（全称为伪学逆党之禁）是南宋政治和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次事件的主要打击目标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但事实上并不如此简单。在庆元党禁的实际过程中，不但朱熹一派的道学家受到政治上的打击，那些并非朱熹一派的学者也受到了打击，如陆氏心学的主要传人也被列入党籍而遭禁，甚至连反对朱熹一派的学者，如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也被列入党籍而遭禁。庆元党禁实际上是南宋当权的统治集团对学术界的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的打击。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乾道、淳熙年间的那种学术繁荣、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一去而不复返。因此，庆元党禁是我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遭受的一场浩劫。
（一）庆元党禁的起因
庆元党禁在做法上模仿元祐党禁，但实际上二者有显著的不同。现代学者余嘉锡先生曾指出：其实庆元之党祸，与元祐时事迥异。元祐党与熙丰党争，起于诸君子之攻王安石；而庆元之党，起于韩侂胄之挤赵汝愚。安石与侂胄，人品相去天渊，不可以并论。且元侂所争者国事，特诸君子年反熙丰之政，操之已蹙，遂互为消长。迨章惇、蔡京之徒进用，而祸遂中于国家。至于侂胄之与庆元党人，本无深仇积怨，直因不得节钺，以赏薄怨望汝愚。因朱子为汝愚所引，忌其名高，故先去之。又因当时人心愤愤不平，遂以叛逆坐汝愚，以伪学诬朱子，为一网打尽计。??元祐之时，有蜀党、洛党、朔党之目，君子与君子争，庆元之党无是也。独其先朱子尝劾唐仲友，又为林栗所劾耳。然仲友、栗固不在党籍中，即攻伪学之人，亦无一为二人之徒党者。此自裁然各为一事。朱子与陆九渊、陈傅良辈讲学虽亦不合，然仍以朋友相终始，未尝如蜀、洛之相攻，有何瑕隙，为小人之所乘乎？（《四库提要辩证》卷六，《史部》四）
余先生此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元祐党人（后又分为蜀、洛、朔党）即所谓旧党与熙、丰党人即新党之争，是关于王安石新法的问题，而庆元党禁中韩、赵之间并无重要的政治分歧。朱熹也曾说："元祐诸公后来被绍圣群小治时.却是元祐曾去撩拨它来，而今却是平地起这件事出。"（《朱子语类》卷一百七）这是说，被列入庆元党籍的人原来并未去惹韩侂胄一党中人。韩赵发生矛盾，是因为一个并不大的问题。
原来在绍熙五年（公元1194 年）太上皇赵昚逝世，光宗赵昚因病不能主持葬礼，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为主谋，发动了一起宫廷政变，拥立赵昚之子赵扩（即宁宗）为皇帝，尊赵昚为太上皇，史称"绍熙内禅"。当时韩侂胄是宫廷内臣知閤门事，也参与其事。事成后，韩侂胄希望论功行赏，封他为节度使，遭到了赵汝愚的反对。韩侂胄因此而对赵汝愚产生了怨恨。赵汝愚尊崇道学，把朱熹从湖南召到临安，任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做宁宗皇帝的老师。
朱熹并未参与"绍熙内禅"之事，对赵汝愚此举有所非议；他也曾劝赵汝愚用厚赏酬韩侂胄之劳，赵汝愚不听。因此，朱熹和赵汝愚很难说是一党。但因朱熹是赵汝愚引荐入朝的，因此，韩侂胄打击赵汝愚还是从排斥朱熹开始。
绍熙五年闰十月韩侂胄以内臣的有利条件出内批罢朱熹。庆元元年（公元1195 年）二月赵汝愚罢右丞相（赵汝愚任相仅半年），第二年正月死于衡阳。
在罢黜朱熹和赵汝愚时，都有一批官员出来为他们辩护，都被罢官远斥。后来，这些人部被以"道学"的罪名打成了"逆党"。
庆元党禁的直接起因是韩侂胄与赵汝愚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但是事情也并不如此简单。庆元党禁的特点是党禁和学禁相结合，以政治手段来禁止学术。庆元党禁与元祐党禁的不同，除了前面所引余嘉锡先生所说的以外，还有以下一点：元祐党禁虽然也禁程氏道学，但不占主要地位，主要的还是打击政治上的异己；而庆元党禁则不然，它主要的打击目标是朱熹道学，以政治手段来禁止一种学术，而实际上是使当时所有的学术都遭到禁止。因此，庆元党禁实际上是学禁。而这种以政治手段来打击一种学术，把某种学术（如道学）作为一种罪名的做法，并不从庆元开始。我们前面已经说到，在孝宗朝（甚至高宗朝）就已经这样做了，只不过在那时还没有真正的实行，没有这样大规模地展开罢了。这种做法的深刻的根源，我们留待后面进一步探讨。
总之，当权的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斗争和以道学为罪名、以政治手段打击一种学术的做法相结合，是庆元党禁的起因。
（二）庆元党禁的经过：由道学而"伪学"，而"逆党"，逐步升级
庆元元年（公元1195 年），"更道学之名曰伪学"。当时有人"言道学何罪，当名曰'伪学'，善类自皆不安。由是有'伪学'之目。"右正言刘德秀上言："邪正之辨，无过真与伪而已。彼口道先生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为，在兴王之所必斥也。"他要求宁宗"以孝宗为法，考核真伪以辨邪正"。
诏下其章。（《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
按照以上的逻辑，似乎是把"道学"和"伪学"作了区分.他们只禁"伪学"，并不一般地禁止道学。但是，实际上，他门是把"伪学"作为道学的代名词，禁止"伪学"，也就是禁止道学。
庆元二年（公元1196 年）二月，端明殿学士叶翥知贡举。同知贡举、右正言刘德秀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入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请将语录之类尽行除毁。"故是科取上，稍涉义理者，悉皆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八月，太常少卿胡纮上言："比年以来，伪学猖獗，图为不轨，动摇上皇，诋毁圣德，几至大乱。"他反对有人"倡为调停之议"，而引用历史故事，危言耸听地说："汉霍光废昌邑王贺，一日而诛其群臣一百余人；唐五王不杀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毙于三思之手"，应以为戒。他认为，"今纵不能尽用古法，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自是学禁愈急。接着，大理司直部褒然上言："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
请诏大臣审察其所学。"宁宗下诏："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也就是说不许在朝中做官。到了十二月，又有选人余嚞上书，"乞斩（朱）熹以绝伪学"（同上）。
在这当中，并没有人对"伪学"和"道学"作什么区分。王夫之就曾指出过这种所谓"伪学"的说法的虚伪性，他说："道学者，非恶声也。揭以为名，不足以为罪。乃知其不类之甚，而又为之名曰'伪学'。言伪者，非其本心也，其同类之相语以相诮者，固曰道学，不言伪也。"（《宋论》卷十三）
到了庆元三年（公元1197 年），道学之禁又升级，由"伪学"而"逆党"。
这是由刘三杰首先提出的。是年闰六月，朝散大夫刘三杰入见，论曰：今日之忧有二：有边境之忧，有伪学之忧。边境之忧，有大臣以任其表，臣未敢轻论。若夫伪学之忧，姑未论其远，请以三十余年以来而论之：其始有张栻者，淡性理之学，言一出口，嘘枯吹生，人争趋之，可以获利，栻虽欲为义，而学之者已为利矣。又有朱熹者，专于为利，借《大学》、《中庸》以文其奸而行其计，下一拜则以为颜（回）、闵（子骞）；得一语即为孔、盂，获利愈广，而肆无忌惮，然犹未有在上有势者为之主盟。已而周必大为右相，欲与左丞相王淮相倾而夺之柄，知此曹敢为无顾忌大言而能变乱黑白也，遂诱而置之朝列，卒籍其力倾去王淮，而此曹愈得志矣。其后留止之来，虽明知此曹之非，顾势已成，无可奈何，反藉其党与心腹。至赵汝愚，则素怀不轨之心，非此曹莫与共事；而此曹亦知汝愚之心也，垂涎利禄，其为鹰犬以觊倖非望，故或驾姗笑君父之说于邻国，或为三女一鱼之符以惑众庶，扇妖造怪，不可胜数，盖前日为伪学，至此变而为逆党矣。疏入，韩侂胄大喜，即日除刘三杰右正言（《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
刘三杰这篇对道学的声讨书，集以往谴责道学言论之大成，并把罪名升级为"逆党"，从而把道学之禁推向了**。
同年十二月，知绵州王沇上疏，"请置伪学之籍"，宁宗"从之"。于是仿元祐党禁的做法，置《伪学逆党籍》，入籍者凡五十九人。其中有：宰执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等四人；待制以上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等十三人；余官刘光祖、吕祖俭、叶适、杨简、袁燮等三十一人；武臣皇甫斌等三人；士人杨宏中、蔡元定、吕祖泰等八人。（据李心传《道命录》卷七下，又据《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
其实在此之前，这五十九人已经罢官的罢官，远斥的远斥，有的已逮捕，有的已充军，甚至有的已被迫害至死。立《伪学逆党籍》是把以前的排斥打击做了一个总结。
（三）庆元党禁的结果：凡学皆伪，学人遭难
在庆元党禁中，受害的不止朱熹一人，甚至不止道学一个学派。庆元党禁的发动者，置当时学术界各派的分歧和争论于不顾，不问青红皂白，把当时学术界各派的主要人物一网打尽。虽然在庆元以前，张斌、吕祖谦、陆九渊、陈亮这样著名学者已先后去世而幸免于难，但是，只要我们对列入《伪学逆党籍》的名单作一分析，就可以看到，各学派的代表人物仍然样样俱全。
在列入党籍的五十九人中，除了赵汝愚、周必大、留正等政治人物（他们是道学的支持者，但并非道学家）外，在学者当中属于道学家的只占少数。
如果按照《宋史·道学传》，只有朱熹和黄灏二人是道学家；如果按照《宋元学案》，属于道学一派的，还有刘光祖（晦翁同调）、楼钥（晦翁私淑）、彭龟年、吴猎、李皇、沈有开、范仲黼（以上为南轩门人），以及蔡元定等。
如果说这些人都是"伪学"者，他们的道学是假的，那末，真正的道学又在哪里呢？
再进一步看，在列入党籍的人物中，还有朱熹道学的反对派，其中属于陆氏心学一派的，有杨简、袁燮、徐谊等人，他们是陆九渊去世后心学的主要代表；还有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陈傅良、叶适、蔡幼学、薛叔似等人。这两派是从不同的角度反对道学观点的。还有吕祖谦的弟弟吕祖俭和族弟吕祖泰等人。他们是东莱学术的继承者，吕学虽有调和诸派和兼收并蓄的特点，但毕竟是不同于朱学的另一学派。如果说这些人都是"伪学"者，那末真正的学术和学者又在哪里呢？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庆元党禁中，不仅道学即"伪学"，而且是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