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杂说，刊板作帙，遍遗朝士。朋比交口称誉，谓处廉学伊川。"这个李处廉已犯贪污罪入狱。这都是所谓"小人之中庸而无忌惮者也。"（同上）
这次争论发生在张浚当宰相的时候，张浚虽然支持陈公辅的意见，但他还是允许不同意见发表。而且他对程颐的门人也不是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对待尹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原来在赵鼎未罢相之前，曾由范冲推荐，召尹焞到临安来做经筵讲官。尹焞行到九江，得知陈公辅请禁程颐之学，就停止不前，上书辞命，说："学程氏学者，焞也。"于是，张浚就向高宗继续推荐尹焞。说他在任川陕宣抚处置大使时，得知尹焞拒不接受刘豫父子伪命，长途跋涉，逃到四川。他曾接见过尹焞观其所学所养，诚有大过人者。"建议高宗降旨让尹焞迅速就道，来临安任职。（同上）
与此相比，秦桧的做法就大不一样了。他是把程氏之学作为一种罪名，用来排除异己，打击原来赵鼎所信用的人物的。这种打击是从高闶开始的。
高闶原是赵鼎一派人物。赵鼎因"和议"问题与高宗、秦桧不合而被罢相（第二次罢相）后，高闶也被斥闲住。在屈辱的绍兴"和议"实现以后，高宗、秦桧为了粉饰升平，决定恢复太学（大学的地址正在岳飞的故宅），并起用高闶做国子司业。高闶卖力地做了此事之后，在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 年）二月上表，请高宗视察太学。他的这个举动，受到了抗战派胡寅（胡安国之养子）义正词严的斥责。胡寅在给高闶的信中说："及见请视太学之表，寅心惕然，不意阁下有所请而有斯言也。??今关河重地，悉为敌国，园陵暴露，不得瞻守，族宗拘隔，不得相见，土地分裂，人民困苦，不得鸠集，冤恨之气，外薄四海，不得伸雪。而柄臣（指秦桧）者，方且施施然厚诬天下，自为有大功乎？??今阁下目睹忘仇逆理，北面事敌，以苟宴安之事，犹偃然为天下师儒之首，既不能建大伦，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谀柄臣，希合风旨，求举太平文具之典，又为之词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是党其恶也。人皆谓阁下平生志业扫地矣！数十年之积，而一朝毁之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一）胡寅和高闶都是杨时门人，程颐的再传弟子，学术渊源相同，而政治态度却迥然相别，一高一下，一正一邪，不可同日而语。
高闶谀事高宗、秦桧如此，仍不为其所容。在高闶被他们利用之后，就被一脚踢开。在"程氏之学"的罪名之下，秦桧党人对高闶的攻击纷纷而来。
先有御史中丞李文会弹劾高闶"录程颐之学，徇赵鼎以邀名"，即罢高闶出知筠州，接着又有右正言何若上书："自赵鼎倡为伊川之学，高闶之徒从而和之，乃有横渠（即张载）《正蒙》书圣传十论，大率务为好奇立异·而流入于乖僻之域，顷缘闶为国子司业，学者争投所好，于是曲学逐行"，他要求高宗"申戒内外师儒之官，有为乖僻之论者，悉显黜之"，高宗认为"若所论甚当"，并指斥程颐"不识大体"；其后，又有御史中丞杨愿大放厥词："数十年来，士风浇浮·议论蜂起，多饰虚名，不恤国计。沮讲和之议者，意在避出疆之行；腾用兵之说者，止欲收流俗之誉；甚者私伊川元祐之说，以为就利避害之计，慢公死党，实繁有徒。??愿下臣章，揭示庙堂，俾中外洗心自新，以复祖宗之盛。"这是把伊川学说看成是"和议"的障碍。对这一派投降的胡言，高宗欣然"从之"。（同上书,卷一百五十二）可见，秦桧一党对高闶的攻击，同胡寅时高闶的斥责，是根本不同的。胡寅是斥责高闶为投降派效劳而不合程学之"义理"；而秦桧党人则以程学的罪名来排斥异己，为其投降活动服务。
直到秦桧死后，才有人指出"向者朝论专尚程颐之学，有立说稍异者，皆不在选；前日大臣（抬秦桧）则阴佑王安石，而取其说稍涉程学者，一切摈弃"为偏颇，而主张"精择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说，使学者无偏曲之弊，则学术正而人才出矣"。这个建议得到高宗的赞同，他说："赵鼎主程颐.秦桧尚安石，诚为偏也。卿所言极当。"（同上书，卷一百七十）至此，程学之禁才稍弛一些。但说秦桧崇尚王安石，纯属无稽之谈。高宗曾同秦桧一唱一和地说："言者多功朕变法。朕思祖宗之法已善，岂宜轻改？"秦桧说："遵先王之法而或过者，未之有也。"高宗说："然！"（同上书，卷一百五十二）一味屈膝投降，苟且偷安于东南一隅的高宗和秦桧，岂可与不安于积弱积贫而力求变法图强的王安石同日而语？但是，如果反过来说高宗、秦桧是"尊程反王"（《中国通史》第四编第二章第六节），也是不符合实际的。这种说法，是按照"唯心--保守--投降"的公式推导出来的。程颐学说是唯心主义，但把它同南宋的投降派等同起来，则是没有根据的。作为民族败类的秦桧，并无一定的学术思想信仰，很难把他归到哪一个学派。他反程学是出于政治目的，是为了排斥赵鼎一派人物和实现"和议"。而上文提到的程学的传人，如尹焞，胡安国、胡寅父子，都是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而尊崇程学的赵鼎，则是抗战派的政治代表之一。在此以后，道学家中主张抗战者也不乏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