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变成了或者以后会变成一个僵硬的女人。中国人对我的反应就可以说明我有数不清的、对我无限忠诚的朋友……我热爱中国人和所有的亚洲人，他们是感觉到了的。
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曾经是史沫特莱的好友和楷模，而现在，史沫特莱由于她“对一切**运动的不留余地的谴责”而与她断绝了往来。
史沫特莱通过茅盾的介绍认识了鲁迅，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9年12月，以后他们经常见面，并常有书信往来。
据《鲁迅日记》记载：“1929年12月27日，下午史沫特列（莱）女士、蔡咏裳女士及董绍明君来。史女士为《弗兰孚德（法兰克福）报》通信员。”
“1930年1月21日，下午得史沫特列信。”“22日，午后复史沫特列信。”
“2月10日，下午董绍明来……且持来AgnesSmedley（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所赠《EineFrauAllein》（即《独立一妇女》）一本。”这本书，就是史沫特莱赠给鲁迅的《大地的女儿》，扉页上有作者用英文写的一句题词：
“赠给鲁迅，对他为了一个新的社会而生活和工作表示敬佩。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当时鲁迅住在公共租界一条弄堂里的一幢欧式楼房里，二楼是书房。当太阳光透过窗帘斜照室内的时候，鲁迅坐在靠窗的藤椅上和史沫特莱谈论文艺和政治。当他们发现彼此可以用德语交谈时，谈话的内容就更加丰富，也更加随意了。鲁迅告诉史沫特莱，他正在读《大地的女儿》的德译本。史沫特莱则向鲁迅介绍她的朋友，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鲁迅对这些作品很感兴趣，他说，作者很善于从一个十分新颖的角度摄取生活中最激动人心的一瞬，线条粗犷、刚健，很有力度。其中那一幅描写一位母亲悲伤地献出自己的儿子的作品，使鲁迅想起千千万万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中国青年和他们的母亲。鲁迅决定把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从这时候开始，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鲁迅和凯绥·珂勒惠支开始了书信往来。
鲁迅在上海时期是作为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出现于中国文坛的，党对他的影响和他自己所达到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使他的作品具有突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战斗气息。他的人格、学问和思想境界，他对理想的探索和追求，使史沫特莱感受到一种严师慈父般的魅力，这是她过去从莱帕特·拉伊那里从未感受过的。她以鲁迅的学生自居，向他学习怎样对待生活，怎样对待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史沫特莱开始协助鲁迅为左联工作，致力于向欧洲、印度、苏联和美国介绍中国左翼作家和革命文学。据戈宝权同志提供的资料，从1931年到1935年6月间，在美国进步刊物上发表过左翼作家联盟的三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都是史沫特莱一手办成的。第一封信发表在1931年1月1日出版的美国**杂志《新群众》上，题目是《中国作家的来信》，附有鲁迅50寿辰时史沫特莱为他拍摄的照片，这是左联成立以后第一次在国际上公开发表的历史性文件。第二封信发表在1931年6月出版的《新群众》杂志上，这是在1931年2月7日五位左翼作家和党的工作者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惨杀后不久，左联为向全世界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罪行而发表的《中国作家致全世界的呼吁书》。第三封信发表在1936年6月出版的美国《今日中国》杂志上，题目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致美国作家代表大会的贺信》。在此期间，史沫特莱深入研究了中国左翼文艺的理论和现状，在国外发表了许多介绍中国左翼文艺的文章 。《法兰克福日报》1930年3月刊登了她的《戏剧——革命的准备》，6月15日刊登了《上海的电影》，《新群众》杂志1930年9月发表了史沫特莱的论文《中国的革命戏剧》，1931年2月又发表了她的《穿过中国的黑暗》。
1930年底，史沫特莱的健康情况恶化，她必须到菲律宾去休息一段时间。离开上海前夕，鲁迅和柔石、蔡咏裳、董绍明一起到史沫特莱的住所探望她。柔石是一位当过教师的青年作家，他给史沫特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1年3月，史沫特莱一回到上海，就知道了柔石和李伟森、胡也频、冯铿、殷夫等五位左联作家和党的工作者2月7日深夜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的消息。她怀着极端悲愤的心情跑到鲁迅家里。鲁迅在书房里，脸色灰暗，两颊深陷，没有刮胡须。史沫特莱感觉到他一双眼里闪耀着狂热的光芒，声音里充满一种可怕的仇恨。
“这是我那天夜里写的一篇文章 。”鲁迅把他写好的《黑暗的中国文艺界的现状》交给她，请她译成英文寄到国外去发表。史沫特莱迅速把文章看了一遍，心一下子揪紧了，她担心这篇文章的发表会影响鲁迅的安全，劝鲁迅不要发表这篇战斗性极强、匕首投枪式的文章 ，最好是另写一份呼吁书之类的东西。史沫特莱警告鲁迅：
“这篇文章如果发表，你会被人杀害的！”
鲁迅毫不退缩：
“那不要紧，总得有人出来说话，总得有人说出真理！”
史沫特莱邀请茅盾一起来说服鲁迅，鲁迅仍然坚持要发表这篇文章 。除此以外，还和史沫特莱一起再起草了一份呼吁书，向外国文艺界揭露国民党当局屠杀中国作家的血腥罪行。文章和宣言在纽约、柏林、莫斯科等地发表以后，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世界各地的作家、艺术家给国民党政府发来了几百封抗议信和电报。
这件事史沫特莱办得很圆满，但她担心鲁迅安全的心却总也放不下。一年多以后的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在上海登陆，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这就是“一·二八”事变。日本人对上海旧城狂轰滥炸，鲁迅居住的地区也遭到了轰炸，史沫特莱心急如焚，她乘着美国《大美晚报》的汽车，冒险通过日本人的防御工事，向鲁迅家跑去，她使劲捶门，用英语和德语拼命喊叫，没有人答应。邻居们都锢居自己家中，不敢答理任何人。直到上海战事结束，史沫特莱才知道，鲁迅一家已经被一位日本朋友救出隐藏起来了。
1930年9月，两位左联的朋友找到史沫特莱，说打算在9月17日为鲁迅预祝50寿辰，请史沫特莱出面去租一间外国餐馆，要举办一次有一百多人参加的晚宴。为什么要史沫特莱去办？这纯粹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当时国民党正在“通缉”鲁迅，而出席晚宴的客人，又全都是所谓“危险的思想界”的代表人物，由一个外国人去租外国餐馆，有利于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史沫特莱爽快地答应了，设法找到当时上海法租界吕班路口靠近法国公园的一家荷兰印尼西餐室。当天，史沫特莱精心选购了一幅白绸子衣料，作为送给鲁迅的生日礼物，就早早来到餐室站岗放哨。
史沫特莱和两位朋友站在餐室的花园门口可以望得见客人来时的必经之路的地方，看着客人一批一批地走进餐室。这次聚会集中了文化界的几乎所有先进的代表人物：戏剧界有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的代表，洪深教授和他的学生，还有年轻的左翼演员。史沫特莱听说过，南国社上演《卡门》遭到国民党政府查禁，因为剧中的唐·何塞刺死卡门的时候，卡门把指环向她所抛弃的情人掷去时说的一段台词，被认为是暗示国民党破坏国共两党的合作。客人中还有**地下报纸的编辑，还有一位头发蓬乱的、刚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的革命者，还有冯铿等左翼青年作家。
史沫特莱在门口一直守候到客人们全都进了餐室，才离开她所站的位置，走进餐室坐在鲁迅身边。
鲁迅和夫人许广平带着一岁的儿子海婴来得很早。他穿一身米黄色的丝绸长衫，一双软底布鞋，没有戴帽子，剪得短短的黑发像一把刷子一样竖起来。史沫特莱从未见过这样表情丰富、不断流溢着智慧和机敏的光芒的脸孔，她觉得鲁迅浑身散发着完美人格的和谐的魅力。在鲁迅面前，史沫特莱总觉得自己十分笨拙，十分无知。史沫特莱把鲁迅视作良师，对他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忠诚。
晚宴结束以后，演说开始，满头乱发的刚从狱中出来的革命者谈狱中的情况，地下党报的编辑谈“秋收起义”，说起义的农民怎样大批地参加红军，像无数细流汇入不断壮大的江河。史沫特莱听了心里兴奋不已。
冯铿接着站起来讲话，她谈了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的必要，恳请鲁迅担当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的导师和保护者。
鲁迅静静地听着，最后他站了起来说，现在有人请他出来领导一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一切年轻朋友在敦促他做一名无产阶级作家。然而要佯称他为无产阶级作家，那将是幼稚的。他的根在农村，在农民和读书人之中。而且，他也不相信：不曾体验过工人的生活、希望和痛苦的年轻知识分子，能够在目前情况下创造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的源泉只能是生**验，而不是理论。尽管如此，他愿意帮助和指导青年，或者就是像他们所要求的那样，充当他们的导师。至于保护，在一个把最温和的社会文学也称为犯罪的政治统治下，又有谁能做得到呢？
聚会结束，客人陆续离去时，史沫特莱又站在门口警惕地向四周瞭望，直到最后一个客人离开了餐室，她才和朋友们一起把鲁迅护送回家。
1932年间，史沫特莱把她关于中国的新旧作品整理汇编成一本集子，这就是1933年出版的《中国人的命运》。史沫特莱紧接着着手整理江西苏区的材料，准备动手写她的新著《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二八”事变以后，史沫特莱感到在上海已经无法静下心来写作，莫斯科一家出版社同意预付这本书的稿费，邀请她到苏联去写作。于是史沫特莱在1933年6月到了苏联，在高加索的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院住了一个夏天，然后又到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苏联一直住到1934年4月，写完了《中国红军在前进》。
在列宁格勒，史沫特莱与查托重逢。原来德国纳粹党执政以后，查托就离开柏林到列宁格勒定居，在列宁格勒人种志学研究所工作，娶了苏联妻子，现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将要出世了。史沫特莱的心情是平静的，她知道，她生活中那痛苦的一页永远结束了。
以后，史沫特莱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和父亲弟妹作短期的团聚，1934年上半年重又回到了上海。
史沫特莱回到上海以后，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住在鲁迅家里，受到鲁迅和许广平的热情接待。许广平把二楼儿子海婴住的房间腾出来让史沫特莱住。史沫特莱每次出外回来，走到弄堂口，都要机警地前后张望，确信没有特务跟踪，才疾速拐进弄堂，飞快地进门，冲上二楼。幸亏一直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事实上，由于鲁迅的声望，国民党特务不敢轻举妄动，使史沫特莱免受骚扰。
在鲁迅家里，史沫特莱有更多的机会与心中最敬爱的导师促膝长谈。他们谈得最多的是文艺和政治。
有一次，鲁迅对史沫特莱说，他想以自己的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也有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为题材写一部作品的打算。对前者，是无暇顾及；对后者，是没有亲身体验。而没有亲自体验要写好这么重大的题材，鲁迅认为，这是办不到的。他惟一能够做到的，也是惟一应该做的，就是致力于既具有政论性又具有文艺性的杂文的写作。
史沫特莱说：“您的政论性杂文要译成英语几乎是不可能的，您常常引用中国历史最黑暗时期的人物、事件和观念，这些杂文简直是隐喻和典故镶嵌而成的艺术品。”
鲁迅听了，意味深长地说：“不，我对屠杀无辜的暴行深恶痛绝，我只能把我的杂文变成匕首投枪，而不是供人欣赏的艺术品。”
1935年底，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由于国民党封锁消息，上海一般人很晚才知道。史沫特莱通过国外电讯知道得比较早，她把消息告诉鲁迅，建议拍一个电报去表示祝贺。鲁迅同意，亲自草拟了给**的贺电：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茅盾问电报如何发出，鲁迅说：
“交给史沫特莱，让她去办就是了。”史沫特莱通过第三国际把电报从法国转发到延安。
1935年下半年，鲁迅的肺结核病越来越严重。史沫特莱看到鲁迅身体消瘦，脸色枯黄，心里非常着急，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举行十月革命节庆祝酒会的时候，史沫特莱和宋庆龄、何香凝、茅盾在一起谈起鲁迅的病，大家都觉得上海的文坛纠纷使鲁迅心情不舒畅，医疗和生活条件也不好，主张鲁迅到苏联去养病。苏联领事馆也答应安排一切。鲁迅不愿意去，说出了国就和国内隔绝了，连报纸也看不到，目前国内的斗争那么复杂，出国不是逃避斗争吗？况且他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大病。史沫特莱说她有一位美国朋友和一位德国朋友，都是肺科专家，可以请他们来给鲁迅看病。鲁迅说，他一直由日本的须藤医生诊治，一旦又请别人，这是对不起须藤的。
直到1936年4月，冯雪峰从陕北回到上海，和茅盾一起说服了鲁迅，才叫史沫特莱马上去请美国的D医生。D医生来了，首先问：“病人懂几国语言？”史沫特莱说：“日语很好，德语可以看书，不懂英语。”D医生说：
“那么我们就用英语交谈吧。”为的是不让鲁迅听到病情。
听诊以后，史沫特莱问病情怎么样，D医生说：“很严重，恐怕过不了年。”
史沫特莱听了，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转过身去掩面啜泣。
“亚洲人对疾病的耐受力太强了，”D医生又说，“要是欧洲人，五年之前就死掉了。”
史沫特莱求D医生想个办法。D医生说，鲁迅不仅有肺病，还有其他多种疾病，需要详细检查。他建议找一个设备好的外国人办的医院，开个病房，由他诊治，只借用医院的设备。如果病人同意，马上就可以办。大家把病情严重的话瞒过鲁迅，只悄悄对许广平说了。对鲁迅只说要住院检查。鲁迅说：
“你们不要骗我，我知道病情严重。我看见史沫特莱哭了。唉，她真是太感情了。”
鲁迅不同意去住院，到了七月，病情却渐渐好转起来。到了十月，鲁迅突然病发去世了。
鲁迅去世时，史沫特莱没有在他身旁，她已经去了西安，准备到延安去，但是她的名字仍然列在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上。
后来，有人问史沫特莱，在中国谁是对她影响最深、最受她尊敬的人，她毫不犹豫地说出了鲁迅的名字。
“在我身上，激励着我的精神力量的鲁迅，已成为我人生的路标。我从这位伟大的作家那里所感受到的一切，将铭刻在我心中直到永远。”
1946年，史沫特莱在美国接待了访美的中国作家老舍。老舍向史沫特莱详细地叙述了鲁迅逝世时的情况。鲁迅下葬那天，三万多上海工人、学生、作家、美术家冒着被枪杀的危险，默默地跟在灵柩后面。也许是碍于葬礼主持人宋庆龄的威望，便衣警察不敢有什么行动。葬礼以后，老舍组织了有40多位作家参加的追悼会。那天，警察和特务就动手了。当警察署长驱车前来命令众人解散时，便衣警察和特务一个个满面杀气，站了出来。参加追悼会的除了作家，还有许多青年学生，大家站起来，手挽着手，毫无惧色。警察署长掏出了手枪，老舍马上挡在枪口面前，冲着他大声喊道：“你要开枪，先打我好了！”为了大家的安全，老舍只好哀求大家今天先回去。在使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之中，人们只好怀着悲愤的心情默默地散去。
老舍无限惋惜地说：
“鲁迅生前，我从未与他见过面，因为我没有去敲像鲁迅这样伟大作家的大门的勇气。”
上海虹口公园里的鲁迅墓，墓碑上有一个圆形的框框，里面刻着鲁迅的浮雕像。史沫特莱的心又飞回了她与鲁迅共同战斗过的地方，可惜她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那儿去。她保存着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1933年2月萧伯纳访问中国时，在宋庆龄家的花园里照的，上面有鲁迅、宋庆龄、萧伯纳，还有史沫特莱。她穿着一件深色滚边的中国旗袍，稍稍低着头坐着，显得有点拘束、羞怯。她还记得，当时萧伯纳风趣地对鲁迅说：
“他们称你为中国的高尔基，不过，你比高尔基英俊。”
鲁迅微笑着回答道：
“等我再老一些，我会更加英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