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恩仍旧同维也纳的贝多芬保持着关系。1797年，他的堂兄朗堡到这座奥地利的首都来拜访他，跟他住在一起，共同参加音乐会的演出，然后相互讨论。
兰兹·冯·勃朗宁也一同到达维也纳城。兰兹和司蒂芬一直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离去。贝多芬对他俩的依赖颇多。1798年，兰兹的去世对贝多芬而言是一个很严重的刺激。
朋友们发现贝多芬的自大情绪比外间传说的更厉害了，不过，还是比较容易亲近。
贝多芬是一个重要的音乐家，在宫廷中尤其受到尊敬。他几乎从不肯安静下来，也不肯让自己的心宁静片刻。司蒂芬·冯·勃朗宁在1796年也到了维也纳，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有这样的记载：“我发现贝多芬有一股比坚强更强大的力量……这恐怕是因为他具有超人的智慧和力量吧！自从他旅行以后，他赢得了大量的朋友。”他不再像从前那样害羞了，能与各方面的人交往，而且很容易和他们成为好朋友；并周旋于维也纳的很多音乐家之间，学习一些处世之道，又用于个人的生活之中。”
司蒂芬所说的贝多芬具有“一股比坚强更强大的力量”，并不意味着他有了敌对的对手。维也纳人士那种温文尔雅和殷勤的态度于他是有益的。他对于素质良好的优秀艺术家十分尊重。但是，若有些一般的音乐家自以为处于重要的地位，无疑就会遭到他的公开攻击。
贝多芬和知己的朋友在一起时，会将一切礼仪都丢之脑后。大多数朋友对他这种亲热和随和的处世方式都持一种欢迎的态度。贝多芬与劳勃高维、里区诺斯基、休本柴是最要好的朋友。宫廷秘书柴姆斯加尔很热心地帮助他们。有这么一件密友间的趣事：柴姆斯加尔并不是贵族的一员，而贝多芬却别出心裁地给他冠以“光荣的男爵”、或“音乐的伯爵”之名，使他自己也感到迷糊起来。
忠诚的柴姆斯加尔不但没有一点脾气地接受了那些潦草的乐谱而从不提出任何异议，并且很小心地将其保存下来，使其得以永久地流传下去。他有“公爵中的普通人”、“最高贵而性情最好的人”、“可爱的公爵”等好名称。
贝多芬有时用一种高傲的举止让自己感到非常的伟大。他在给柴姆斯加尔的信中写道：“昨天听到你的喋喋不休的话语，我非常悲伤。魔鬼好像抓住了你，我不再要你的修身之道。力量就是一个人的道德，它笼罩一切，而这力量也就是我。”这种高傲的态度，就是一个艺术家凭借自己的魄力，创造出的一个全新的、独立的声望的外在表现。
贝多芬相信自身内在的力量。他很自信地说：即使在陌生人面前，我也没有必要像普通人那样保持一种虚假的谦虚态度。
一次，他在里区诺斯基家中对一个陌生人说：我希望找一个永久性的出版商，有一定数额的收入；那么，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作曲了。他曾一度相信，歌德和亨德尔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就有这样的安排。
曾有一位年老的陌生人握着贝多芬的手说：“亲爱的年轻人，你没有必要诉苦，你既不是歌德、也不是亨德尔，也不必妄想成为两者中的一位。因为如此伟大的人物是不会再出现第二个了。”
贝多芬听了之后，变得严肃起来，以他那特有的高傲神态沉默着。过了一阵，里区诺斯基安慰他说：“我是这样看的，往往有些人只知道眼前，却无法预测远大的将来。”
“人家说了我这么多坏话。”贝多芬说道，“他们不相信我，都是因为我还没有成名。我现在当然没有什么话可说。”他说得如此自负。这实际上是贝多芬单纯的真诚：他深信伟大的音乐离自己已经不远了。有了这种坚定、自信的直觉，他终于崛起了，成功了，与老人的预言恰好相反。
这种力量的感觉一天天地变成了真正的事实。贝多芬能够随心所欲地调配音乐世界里的一切，但却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地应付世界。他觉得人的世界要比音符的世界复杂得多。他不像一般人那样穷于应付各种小事，并对此非常的耐心，所以，他有时看上去是一付恶狠狠的样子。有钱人总是看不起艺术，他们以为没有他们艺术就难以生存下去；而普通人因为理解力的迟缓，所以看起来他们好像又忽视艺术。对别人说好话，在贝多芬看来是一种虚伪的行为，因而，奴才们也就等于虚伪的流氓；他并不指望在奴才们那里得到些什么，所以那些人也就尽可能地给他以不公正的、最差的待遇。
似乎是贝多芬在自己四周筑起来了猜疑的墙，但那些喜好环绕在“名人”周围的、无知的人们却常常干扰他的独立生活。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比较粗鲁的态度和言行来阻止这类干扰。他不像一般的名人那样擅长使用“小礼貌”来作为防御物；至于如何取悦于他人，如何使用缓和的语调，他也从来不会。
贝多芬认为音乐是从这世界上的人类的感情冲动中流淌出来的。当然，作曲家应是人类情感中的善良者。他看得很明白，对巨大的成功抱有莫大的期望，甚至就如同放在了他的面前，只待他伸手去抓住它、握紧它一样。
贝多芬赢得了朋友的热情，并从其中获得了许多安慰，从而得到一些短暂的休息。朋友们变成了他音乐激流的“出海口”。
人们知道，在贝多芬的性情中，仇恨代替了平静，如汹涌的怒潮冲破了他感情上的控制能力；皱眉的动作流露出他内心的痛苦，同时也可以说是对侵犯者的一种挑战。他那紧握的手和下垂的嘴唇是不会流露出一丝笑容的，但他一定会突然地狂笑。这种纵情的笑也只有当音乐这个精灵有如他的心脏般搏动时，才能使贝多芬笑出来。盲目的发怒、发疯般的狂欢、精神的沮丧——这些都是他常遇到的。他的朋友都知道，在贝多芬那奇怪的、丑陋的外表下隐藏着的是灵敏的感觉和丰富的情感。他们看到的是他坦白而毫无做作的举止。这是一种对艺术的忠诚，以及一种博大的胸怀。能看到他这些优秀品质的人都能理解他、同情他、尊重他、热爱他。当他们之中的某一位挚友被贝多芬指责时，他们知道，事后贝多芬又会为自己失礼的行为而追悔莫及。
有几封信可以间接地证明他的发怒和懊悔常是连接在一起的。
1799年的某一天，17岁的钢琴家赫梅尔收到贝多芬的两封信，是在同一时刻收到的。第一封信写的是：“你不会再到我这里来了。你简直是一只叛逆的狗，希望有人将叛逆的狗丢掉。”而第二封信的内容却为：
“赫梅尔，你是一个忠诚的伙伴，现在我知道你是对的，请你于今天下午到我这里来；在这里你可以见到休本柴，我们两人将使你的心感到愉快和明亮。吻你，你的朋友贝多芬。”
贝多芬写给韦格勒的信（大约在1795年）中说：
最亲爱的！最可爱的！你在我的面前所发出的光彩是多么让人讨厌啊！我承认我没有好好保持我们的友谊，你是如此的高贵，如此的合乎理想，当我第一次和你作比较时，我觉得跟你差得太远了！啊，我几乎让我的朋友感到不快足足有一个星期之久！你可以想象得出我的心里是多么的失意。但我得感谢上天，幸而我不是故意做了对你不应该做的事，那是因为我缺乏必要的判断力，使我不能看清楚一件事的真实的那一面。啊，我在你的面前感到多么惭愧啊！不但是在你那一方，同时也在我这一方。在此，我恳求你，让我们重新恢复我们的友谊。啊，韦格勒，我最可信赖的靠山，你基本上从幼年时代就了解我，一直到现在你都了如指掌。哎，让我为自己辩白几句，我有很善良的一面，而且常想使我的行为正直而忠诚，否则，你怎么会爱我呢？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内，我会不会变得如此的可怕？不可能，这种善良的感觉和真实的爱好，在这一刹那间几乎让我失去自我。不，决不，韦格勒，我最亲爱的，请你再冒一次险，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信任你所发现的、那个有善良品质的‘他’。我可以保证神圣而纯洁的友谊之塔，犹如用你的手所建立起来的丰碑，将永久地保存下去，决不会有任何意外，暴风雨动摇不了它的基石，——坚固——永久——我们的友谊；一个枯萎了、消沉了的友谊之树又将重新鲜活起来。啊，韦格勒，请你不要拒绝我的修好要求。啊，上帝！我将重新和你拥抱，请接受我这个朋友，你的宽宏大量将使我永远不会遗忘！
——贝多芬
从来没有一个人对贝多芬在维也纳的影响有如此之大，就连卡尔·阿蒙达也不能例外。阿蒙达于1798年到达维也纳。当时他是一个26岁的、刚毕业的神学院学生。尽管忠实于上帝，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极佳的小提琴手，也不会减弱他对音乐的爱好。他忠诚地希望能和贝多芬接触并了解其人，所以，他在筹划着如何结识贝多芬，然而，在他的个性中有着明显的害羞心理。他知道，只有音乐才能使自己和贝多芬聚集在一起。
这一点从阿蒙达家庭所记载的事实中可以得知：有一次，阿蒙达在一位朋友家举办的四重奏音乐会中充任第一小提琴手；当一个陌生人走近他，为他翻乐谱时，他惊慌失措，因为此人就是贝多芬。次日，他们的主人就去问阿蒙达：“你到底演奏了什么？你已赢得了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