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艰难的选择：他既不能说出不去日内瓦的真实原因，否则就会辱没埃皮奈夫人，而他对她所给予的帮助还是怀着感激之情的；要了结此事除非迁出退隐庐，但又与乌德托夫人讲定至少暂时不迁出此地。这样，他要么就对不起埃皮奈夫人，要么就对不起乌德托夫人，再不然就是对不起自己。他最后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给格里姆写了一封信，含蓄地表述了自己的苦衷，并希望他拿出个意见，即使是要自己去日内瓦，也愿意照办。然而格里姆的回信十分含糊，让卢梭什么也琢磨不出来。明白地告诉卢梭只有一点，就是埃皮奈夫人的儿子病了，所以启程的日子推迟了，让卢梭安安静静地等待。卢梭感到仿佛被人投进了一种痛苦难堪的惶惑状态中，只好等待，别无他法。**天之后，他听说埃皮奈夫人已经走了，随后格里姆又写来第二封信，只有七八行字，其中的措词只有怀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人才能写得出来。卢梭愤愤地回了一封短信，予以痛斥，从此，他和格里姆的交情宣告彻底破裂。这时候，卢梭深感处境悲惨：差不多所有的朋友都和他疏远了，又不知道为什么；而冬天又渐渐到来了，他的那些惯常的病痛也复发了，再加上那么多喜怒哀乐的冲击，使他疲惫不堪，再也没有一点勇气和力量去经受任何折腾了，即使乌德托夫人这时劝他搬出退隐庐，他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不知道怎么能一步步地走到要搬去的地方。他决定把自己的心情和决定告诉埃皮奈夫人，相信她会出于人道、慷慨和礼数而同情自己的。信是这样写的：
假使忧伤能伤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了。但是，我最后总算作出了我的决定。友谊在我们之间已经熄灭了，夫人！然而，不复存在的友谊也还保留有一些权利，我是懂得什么是该尊重的。我绝没有忘掉你对我的那些恩惠，因此，你可以放心，对于一个不应该再爱的人所能感到的一切激情，我还是有的。任何其他的解释都无济于事：我有我的良心，请你也问问良心吧。
我曾想离开退隐庐，我本来应该这样做。可是有人认为必须待在这里，直到来春再离开；既然我的朋友要我这样做，我就在这里待到来春了——如果你同意的话。
此信写于1757年11月23日。信发出后，卢梭本以为暂时可以在这里安顿下来，养好身体后来春不声不响地迁出，不至于彼此决裂，但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并不能通融，逐客令还是来了。不几天卢梭收到埃皮奈夫人如下的复信：
给予你一切可能的友谊与关切的表示，已经好几年了，现在我所剩下要做的，只有可怜你。你真是不幸。但愿你的良心也和我的良心一样平静。这可能对我们的生活的安宁是必要的。
既然你想离开退隐庐，而且本来就应该这样做，我很惊讶你的朋友竟把你留下来。要是我，义务所在，我就不请教我的朋友们，因此，关于你的义务，我也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事已至此，卢梭决计尽快离开退隐庐。荣誉与愤慨使他恢复了埃皮奈夫人所料想不到的那种精力，而且别人也帮了他的忙——一位名叫马达斯的先生听说了卢梭的困境之后，就答应把自己的一所小房子提供给他。它坐落在路易山的花园里，就在蒙莫朗西。卢梭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它，只用两天时间就搬完了家，12月15日就退还了退隐庐的钥匙。搬到新居的第三天，他给埃皮奈夫人写了这样一封信：夫人，当你不赞成我再待下去的时候，没有比搬出你家
的房子更简单、更必要的事了……我的命运就是这样，住进去不由我，搬出去也不由我。我感谢你邀请我前去居住；如果我付的代价不是那么大的话，我还会更感谢你的。此外，你觉得我不幸，这是对的；天下人没有比你更清楚的知道我是多么不幸的了。错交了朋友固然是不幸，从那么甜蜜的一个错误中醒悟过来又是一个不幸，其残酷的程度，殆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封信，作为卢梭18个月隐居生活的终结，是原先没有料到的。那样恬静的日子，又有那么动情的狂想和浪漫，以及随之而来的风风雨雨，都给卢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在路易山的新居一安顿下来，卢梭被激愤起来的精力又不知到哪里去了，各种病痛重新来折磨他：闭尿症复发，还添了个疝气病，使他陷入了极其难忍的阵痛中。好不容易熬过了冬天，明媚的春光也没把他的精力恢复过来，整个1758年他都是在有气无力中度过的，他甚至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接近了尾声。
人际关系的侵扰也没有随着迁出退隐庐而摆脱。埃皮奈夫人和格里姆本想用房子的事把卢梭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然后迫使他改口求饶，做出有**份的事来。他们没料到卢梭会搬得那么快。格里姆是早已下定决心要把卢梭搞得身败名裂的，埃皮奈夫人似乎还没硬下心来，她想缓和一下，便给卢梭写了封信，信中没有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字眼，还说有机会要当面解释那场误会。卢梭早已对埃皮奈夫人失去信任，没有复信。她见卢梭已不可能回头，就完全赞同了格里姆的主张，加入了迫害卢梭的行列。
他们在日内瓦和巴黎四处散布谣言，罗织了卢梭“背信忘恩”的四大罪状：1.退隐乡间；2.对乌德托夫人的爱情；3.拒绝陪埃皮奈夫人去日内瓦；4.迁出退隐庐。他们的造谣诬蔑在日内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卢梭日后的不幸遭遇埋下了种子；而在巴黎则影响不大，因为卢梭已有很高的声誉，还因为这里的人们普遍不愿接受仇恨的情绪。卢梭面对这种诬蔑和诋毁，仍保持着淳朴的性格。他对党派之争，勾心斗角之类恨之入骨。但他知道自己孤身一人，远在异国，与世隔绝，无依无靠，惟一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义务，大胆地走正直的道路，绝不有损于正义和真理而谄媚和敷衍任何人。他们确实惧怕卢梭的名声，所以煞费苦心地要把卢梭的名声彻底毁坏。格里姆采用的方法是欺骗那些正派人，把卢梭身边的人拉走，不让他有一个朋友。卢梭也隐约感到一些朋友无缘无故就对他冷淡了，这对生性坦白的他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苦恼。幸好这时有一件事使他分了心，才多少排遣了心头的郁闷。
卢梭以前听狄德罗说过，达朗贝在《百科全书》里写了《日内瓦》的条目，他与日内瓦上流社会商量好以此换取在日内瓦建一个剧场。卢梭认为这些人在自己祖国耍了诱惑手腕，所以一直等待着载有这篇文章的那本《百科全书》出版，以便针对它写文章批驳。这时他收到了那本书，尽管身体多病，心情不好，而且天气寒冷，新居条件不好，他还是怀着一片热诚，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写成了《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文章中谈到了法律，谈到了对公众舆论的引导，但重点是对达朗贝等人力图在日内瓦修建剧场、搞封闭式娱乐提出尖锐的批评。
达朗贝提到在一个共和国里需要演剧和运动会，卢梭回答说，是的，必须有，而且有很多。它们正是在共和国里成长起来，正是在共和国里它们像在节日里那样五光十色，鲜艳夺目。除了我们这个民族之外，还有谁能这样喜欢聚会、喜欢相亲相爱而且永远团结在一起呢？我们已经有许多这样的公共节日，假如再多一些我更高兴。但是我们决不要搞那种封闭式的娱乐，它只能容纳少数人参加，照例总是关在一座阴沉沉的洞穴中，他们怯生生地坐在那里，在凄凉的寂静中鸦雀无声；眼睛所见的都是使人讨厌的东西，如公墙、铁钉、士兵和刺眼的奴役及不平等的画像。不，愉快的人们，这些不应该是你们的节日！你们应该到野外露天底下去聚会，在那里，你们将饱餐幸福的甜蜜感。让你的快乐既不是图利的，又不是柔靡的；既不是强制性的东西，也不让赚钱的意图败坏它们；让它们成为像你们一样自由、宽大；让阳光照耀着你们纯洁无邪的表演，这时你们将演出人眼所能看到的最精彩的一幕。这封洋溢着温和气息的长信发表于1758年10月20日，它阻止了在日内瓦建立剧院的计划。卢梭在这件事上取得了很大成功。这是卢梭跟哲学家们决裂的一个标志。这封信还附载着这样一个内容：公开宣布和狄德罗绝交。在卢梭即将完成《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的写作的时候，意外地收到了乌德托夫人的来信。信中说，卢梭对她的热恋全巴黎都知道了，这一定是卢梭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人。这风声传到圣朗拜尔耳朵里，几乎要了他的命，幸亏他信任她，最后他总算了解了她，才很快与她和好如初。卢梭读信后，陷入了生平最伤心的悲痛。他大叫了一声：“你也在内呀，狄德罗！名不副实的朋友！……”因为他清楚地记得，这件事他只告诉过狄德罗一个人。到这时，他才想到狄德罗和格里姆是一伙的。
圣朗拜尔是个既豁达大度，又重视友情的人，他知道卢梭正处在孤立愁苦之中，就到路易山看望卢梭。从他的口中，卢梭进一步知道了埃皮奈夫人的一些真相，这使他与埃皮奈夫人决裂后有些不安的心情得以消除。他还听圣朗拜尔谈到了有关乌德托夫人的几个细节，这些细节只有卢梭一人知道，他又只告诉过狄德罗一个人，并再三请他保密。这个狄德罗偏偏就告诉了圣朗拜尔，想以此来破坏卢梭和圣朗拜尔的关系。经过这几件事之后，卢梭认定狄德罗不是朋友，从而下决心与他绝交。他想学孟德斯鸠与杜尔纳明神父绝交的榜样，采用公开声明的办法。他用附注的形式把《教士书》中的一段话插进他的《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中，并说明其原因，以此公开这个绝交决定。
《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出版后，卢梭将它分别寄赠给一些朋友，其中包括埃皮奈伯爵。两个星期后，卢梭收到埃皮奈先生的下面这封信：
先生，你惠赠的书收到了；我读着非常高兴。凡是从你笔下出来的著作，我读着总是感到同样的喜悦。请接受我的谢意。如果我的事务容许我在你邻近的地方住一些时候的话，我早就登门致谢了，不巧的是今年我住在舍弗莱特的时间很少。杜宾先生和夫人要我下星期日在舍弗莱特请他们吃饭。我打算还邀请圣朗拜尔、弗兰格耶两先生和乌德托夫人跟他们同席。如果你也肯来的话，先生，那我就欣幸之至了。我请的客人都希望你来，如果那天他们能跟你一同度过一部分时间，一定也和我一样感到十分欣幸的。顺致敬意。
这封信让卢梭的心跳得厉害。一年来他已成为巴黎的新闻了，一想到要他跟乌德托夫人面对面地摆出来给人家看，他就浑身发抖，简直很难找到足够的勇气去经受这场考验。然而，他想：既然埃皮奈是代表全体客人说话，既然他所提到的客人都是我想见面的，我接受一次大家邀请去的晚宴，总不会叫我太难堪的。因此他答应了。
卢梭的到来引起轰动。他受到了最亲切的接待。好像全堂宾客都感到他是多么需要得到鼓舞和安慰！在晚宴上，他见到的客人比他预料的要多，其中有乌德托伯爵，是他从未见过的，还有他的妹妹。她的奚落使卢梭手足无措，十分尴尬。但他还是觉得，这次晚宴对他大有好处。他看到了格里姆、霍尔巴赫一伙的阴谋活动并没有把他的旧交都离间开，还看到了乌德托夫人和圣朗拜尔的感情也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有大的变化。还有一个好处是，他在这样的场合出现，为他作了一个不容置辩的辟谣广告，它使社会大众知道，那些仇视卢梭的小集团所散布的谣言是绝对靠不住的。住在路易山新居的时候，卢梭结识了和皇室有着亲密关系的卢森堡夫妇。他们是当时有名的贵族，在蒙莫朗西有一处豪华的府第，每年都要到那里来度五六个星期。卢梭起初并不想和这对宫廷的显贵打交道，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邀请，以至卢森堡元帅先生亲自登门拜访，卢梭才感到不能不去回拜他，就这样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卢森堡夫妇见卢梭的住处年久失修，房间地板破损严重，就请他搬到府第里的一所孤立的房子里去暂住。这所房子在园林的中间，称作“小府第”。盛情难却，卢梭就在小府第中挑选了一套房间。这里不仅环境优美，房间也极干净，家具全是白色和蓝色的。卢梭就是在这高雅的幽境里，对着四周的林泉，听着各种鸟儿的叫声，闻着橙花的香气，在悠然神往中写了《爱弥儿》的第五卷。这卷书的清新色彩，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写作环境有关。
卢森堡夫人给卢梭的感觉是复杂的。在相互接触中，他发现她的话语虽不隽永俏皮，也非微言奥旨，却有一种滋味无穷的细腻，永远令人喜悦。她那质朴的恭维话让人心醉。她已不年轻了，但风韵可人，并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她又总有一种令卢梭敬而生畏的感觉，使卢梭害怕她性格中捉摸不透的一面，更害怕她才智上的洞人心扉，所以同她在一起时就感到不自在。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处境，卢梭提议给她念自己的《新爱洛伊丝》。这部书当时正在印刷之中，她接受了这个建议，取得了极佳的效果。她完全被书中的人物和故事迷住了，对卢梭表现了格外的亲切，相互之间有了依恋之情。1761年初，《新爱洛伊丝》在巴黎出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其实还在印刷中时就已广为人知了。卢森堡夫人在宫廷里谈过它。乌德托夫人在巴黎谈过它。圣朗拜尔还把手抄本读给波兰国王听，他欣赏之至。全巴黎都急于要看这部小说，许多地方的书商被打听消息的人包围起来了。它终于出版了，被许多人视为一部绝妙的佳作。
《新爱洛伊丝》和《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的成功，改善了卢梭的经济状况，使他在生活上摆脱了财源枯竭的窘境，他可以安心地投入《爱弥儿》的写作，《社会契约论》也正是在此之后不到两年的工夫整理出来的。
完成这两部著作之后，卢梭一边整理其他几部次要的作品，一边筹划着它们的出版。尽管《社会契约论》稍晚于《爱弥儿》写成，但还要先出版，而《爱弥儿》的出版则碰到了麻烦，使他的生活发生了重大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