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线作旅行报道。鲍威尔是想让欧美人来中国游历观光，为国民政府树形象：中国有罗曼蒂克的铁路运输线，有安全愉快的列车，可享乐美好而周到的旅游服务。计划是4月从上海到浙江杭州、宁波；5至6月，从上海至天津、东北和中朝边界；7月从北平至绥远，最后南下回上海。
斯诺欣然接受这个安排，最后花了四个月时间乘火车观赏了中国各地的风景。他到沿线的城镇、街道、农村游览，不断向报社发回观光报道。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孙科给他派来一位陪同人员——所谓“技术专家”，名为华盛顿·吴的中国人。一路上，斯诺发现此人是不学无术的无能之辈，是中国官场的无数食客之一。此人对火车、铁路技术实际一窍不通，对风土人情也不感兴趣，但贪财好色却尽其能事。但斯诺却因有此人同行而沾光了，座厢舒适豪华。斯诺报道了太湖上的美丽岛屿，湖岸浓郁的桑树和美丽的花丛；扬州城里的优雅的渡桥和马可·波罗塑像，水道纵横、游船如梭、歌女成群的“东方威尼斯”——苏州；南京的明代城墙，雄伟的紫金山、中山陵；孔、孟故里；北京的金色屋顶、大理石祭坛、青澄的墙屋、绿树掩映的寺庙和宫殿、高大的刺槐，等等。斯诺的这些描述性报道被汇编成中国旅游指南。
正是通过这次铁路旅行，斯诺开始真正了解中国，在思想上产生了巨大震动。到内蒙古的萨拉齐之行，使斯诺震惊而终生难忘，也是斯诺思想变化中的一个转折点。由此他认识了中国的一些令人悲伤的事情。他看到了中国的贫穷和苦难，看到了富丽堂皇的现代化小楼矗立在半洞穴的住房之间以及贩卖妇女、儿童的猖獗；北方旱灾中的灾民无以为生，“一切生长中的东西，好像给新爆发的火山灰一扫而光一样，甚至树皮也被剥落殆尽，正在枯死中。”“垂死的人就坐在或躺在自己家门口的台阶上，快要失去知觉，这种景象到处可见。”
他看到了全裸的小孩，手臂细如小树枝，由于吃了树叶、树皮充饥，肚皮鼓胀如球；年轻的妇女，瘦得像腊鸭一样，她们没有衣服可穿，干瘪的**像抽出了东西的纸袋一样垂于胸前；死去的人占了全镇人口的一半，死人被随便掩埋在浅沟里，很难找到有力气的人去挖坑。“所见的景象是我有生以来所见到的最令人痛心的情景”。斯诺心情非常沉重地往回走。他带走了所见到的那个小孩和姑娘，把他们送到救济所去喝点粥。斯诺深知他不可能去救助所有的濒临死亡的人。他看到了高利贷者和投机商的趁火打劫，看到地方军阀、官僚政客任意扣留救济物资，饥荒和起义并发，官逼民反。斯诺同情贫苦的中国民众的苦难遭遇，也开始怀疑国民党政府的业绩和效能。这也激发了斯诺全面而深入地去研究、认识中国，他说：“这是我一生中的觉醒点。”
东北之行，斯诺又注意到：“在满洲的每一个日本人思想深处都有一种信念，即日本决不会停止行动，一直到它的太阳旗独一无二地升在南部满洲的每个角落。”通过沿铁路线的考察，他看到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对立，与中央政府之间的隶属和相对独立；救灾物资被地方实力派和军队所占用。斯诺感到：“这个国家远不是统一的，并且疑心真正的革命才开始。”
5. 代理主编和游历记者
斯诺沿着铁路考察，在停留北京稍作休整时，接到鲍威尔的电报，要求他立即回上海。当斯诺赶到上海时，鲍威尔已离去，只见指示信上清楚地交代，要斯诺在他离开报社期间代理主编，并兼顾《芝加哥论坛报》驻上海记者的工作任务。
此时的鲍威尔因《论坛报》的要求，前往东北采访“中东路事件”。张学良所属部队因蒋介石指使准备收回中东铁路管理权问题而引发中苏争端。随着谈判转到莫斯科进行，鲍威尔随之而去苏联。这样一来斯诺代理主编好几个月。斯诺努力工作，出色地完成使命，并在业务上取得较大进步，报社的广告业务也成倍增加。鲍威尔倍加赏识斯诺的才华，正式提升斯诺为副主编。由于兼任《芝加哥论坛报》记者，使他的名声初步显露出来，斯诺与此同时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也发表了长篇报道文章 。他还向美国多家刊物投稿，如《堪萨斯城邮报》、《旅行》杂志、《自由》杂志等。斯诺一步步地拓展自己的领域，在新闻界开始立足了。
随着斯诺在中国的时间一再延长，对中国的认识程度也逐步加深了，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方面发展。他带着美国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体验中国社会生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尽管有的不十分准确，甚至是矛盾的。但此时，他和鲍威尔一样对国民党抱有很大的希望，同时又认为国民党要真心改变中国现状的话，还要作长期的努力；国民党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他甚至怀疑蒋介石本人的能力，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平庸的独裁者”。中国需要一个“有不尽力量源泉、注重实践的理想主义者，他能将人民从肮脏和腐朽、贫穷和痛苦的全国性灾难中解救出来；他能使自身免于**、贪婪和无知”，并且反对违背民主的对孙中山的个人崇拜。“很显然，许多政治家和军阀经常利用和玷污这个名字（孙中山），其实他们丝毫也不赞同孙中山这个理想主义者的崇高道德标准”。可见，此时的斯诺把蒋介石与孙中山进行了对比，他推崇孙中山先生，而不怎么喜欢蒋介石。他对国民党的未来抱有希望，却又不能十分肯定，因为他看到了国民党有许多不足之处。
斯诺与鲍威尔都反对西方人士对中国人的社会歧视，他们在报上刊登文章 ，挖苦西方殖民分子的“种族”论调；对俱乐部、公园里和外滩花园中西方人对华人的排斥、蔑视政策不满，并给予批评。斯诺在北方电报大楼上下班时，经常发现当中国人想乘专供外国人使用的空闲电梯时，遭到拒绝。为此，斯诺在他代理主编期间发表了一篇社论，讽刺这种行为。结果“社论”引起了上海西方人社会阶层的激烈争论，大楼业主英国人及《字林西报》向斯诺发起了进攻，要求将《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赶出上海市。斯诺进行了还击，英国人也被迫改变了原来的做法。但当租约期满后，英国人拒绝将房子续租给《评论报》，迫使报社迁址。在这件事上，鲍威尔支持了斯诺的观点。
斯诺逐步熟悉编辑工作，在业务上有了发展，他有春风得意的感觉，说自己是“一个美国大学生像流浪汉一样在东方世界漫不经心地游荡”。此时的斯诺却仍没有忘却他的“游荡梦”，他不愿就这样安定下来，他还是决定要去周游世界，过独立的自由自在式的生活。一次，《密勒氏评论报》创始人、“老中国通”——汤姆·密勒来找斯诺，想让他来替代自己在《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驻亚洲首席记者之职，被斯诺婉言谢绝。密勒很喜欢斯诺，对斯诺的诚实、肯干、好学甚是欣赏。他也常来报社指导斯诺工作，两人交往甚密。此时，密勒打算受聘为国民党政府的顾问，他已年届七十，不想再为新闻奔波，以此安度晚年。
做一名久负盛名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驻外记者，对于像斯诺这样的小伙子来说本是一个极好的机遇。斯诺答应考虑一下。可为此，斯诺度过了两个不眠之夜，处于内心激烈的矛盾斗争中。如果同意，就意味着至少有好几年时间不能离开上海，那么远足旅行又成为不可能的事。最后，斯诺忍痛割爱，选择了自由旅行。他对密勒说：“我必须旅行，多学习，多感受，想办法去深入了解情况。如果我在上海生根，就没办法做到这一切了。”密勒显得很不高兴，甚至感到斯诺不识抬举，密勒只好说：“今后二十年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将是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但如果你依然丢不掉那种旅行癖，那你就去旅行吧。愿你幸运。”有意思的是“老中国通”密勒的话后来都成为了现实，从1929年到1949年的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都是世界性的，斯诺在这20年中也是幸运的。
事隔不久，幸运之神再次降临于斯诺。美国新闻界成立海外机构——统一新闻协会，它要物色一个驻远东的游历记者，条件是未婚男青年。具体工作要求是为十二家大报纸提供消息，不必理会最新消息的报道，在亚洲各地自由游历时，碰巧在经过的地方发生了大事件，用电报发回消息就行了。斯诺具备条件，且正想游历各地，真是心想事成。当鲍威尔接到统一新闻协会的电报后，立即想到了斯诺。12月2日，协会回电同意，正式委任斯诺为远东游历记者。斯诺的朋友爱德华·特利则成为统一新闻协会常驻北平的代表。作为游历记者这个职位的报酬不高，但可以自由自在地旅行，旅费由协会支付。这个工作很合斯诺的心愿，斯诺满心欢喜地当上游历记者，直到1933年统一新闻协会解散为止。
1930年3月，斯诺离开了《密勒氏评论报》，也离开了上海，开始游历记者的生活。正好此时在上海他又不为西方人士所欢迎，原因是斯诺在《美国信使》上发表一篇文章 《在上海的美国人》，抨击了外国社团及其成员在中国的胡作非为，攻击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揭露了他们的伪善面目和对中国财富的掠取。文章指出：“来这里的国会议员认为上海是美国在中国影响的辉煌象征，但我决不是这样想。事实上，在这里没有人真正关心中美之间的相互了解，大家只知道忙着拼命挣钱。商人卖货，传教士兜售圣经；来冒险的、混饭吃的、寻求刺激的，各色人等纷至沓来。就因为在这里发财很容易，日子过得更舒服。”“热闹、嘈杂、光怪陆离的租界生活其实是最丑陋不堪的。”当时在中国的洋人大多数是旧秩序的维护者，斯诺却是其中的一个叛逆者。斯诺受到在中国的西方人士的围攻，从而使他在上海租界里受到孤立。
斯诺在观察分析问题时，不为那些过时的、植根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所带来的偏见遮住视线。萨拉齐之行是斯诺一生中的觉醒之点，因为正是此行使他摆脱了殖民主义传统观念的影响，开始了对中国社会的真正认识。从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唤醒了他内心情不自禁的巨大冲动，不再认为中国人是低劣的卑贱者，这正是斯诺与其同时代的“中国通”们的不同之处。正因为如此，才有他的超群脱俗之举。
一直想旅行学习、观察社会的斯诺，在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偏见的孤立时，趁此机会离开上海。他请求统一新闻协会派他去华南、东南亚和南亚作旅行采访。
斯诺的请求得到了批准，月薪300美元。斯诺勾画了旅行路线：从上海到台湾、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云南从陆路进入印度支那半岛。
华南之行使斯诺进一步了解了国民党政府。他在福州、厦门、汕头各做短暂停留，耳闻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官员的劣迹：受贿、贪污**、非法没收老百姓的财产，不经审讯就实行监禁、执行死刑，镇压工会组织。到了广州，斯诺的感触就更深了。他曾为孙科送给他签名照片而激动不已，对孙科鼓吹把广州建成模范政府和现代化城市而兴奋。可一接触广州的社会实际却使斯诺大失所望。他从一个地方官员那里了解到广州不正当的收税方式，税收员由官员、商人、银行家和歹徒组成，实行的是包税制。“官员们甚至在粪便上贪污”，一个在广州律师协会的美国人G·爱德华·莱昂也证实了确系如此这般。后来，斯诺作回顾评论说：“这些就是广州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生活。在其后的历次访问中，我从来没有发现情况有任何大的改变。”
进入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斯诺决定沿着当年马可·波罗的脚印走到缅甸去。这400里山路，对于一个业余旅行者来说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云南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要翻山越岭就只有步行，在这条通道上常有土匪出没。所以斯诺的这个旅程带有很大的冒险性。然而斯诺全然不顾这些，他说：“我有的只是好奇心以及掌握难得的新闻材料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激发起我的雄心”。
斯诺来到美国驻昆明领事哈理·史蒂文斯办公室，受到领事的殷勤招待。斯诺在昆明呆了好几个星期。他到处转悠，见到了饥饿的儿童嚼着涂有鸦片汁的甘蔗；一个旧锡矿的童工由于缺乏劳动保护而导致砷中毒后的不堪入目的惨景；在外国老板的剥削下，年工资不过20美元，一旦中毒的工人活不到三四年。住在城里的人却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
史蒂文斯极力反对斯诺的堂·吉诃德式的远征，因为他不愿意在其任职期间和管辖区内出现美国人被盗匪抓住砍头的事故。一位中国政府食盐专卖公司驻昆明的监督官员郭炳干（译音）也劝说斯诺不必冒险从事。但他们都未能阻拦斯诺的行动计划。这位山东籍政府官员反而被斯诺的勇气所打动，最后还资助了斯诺。他向斯诺还作了许诺，如果真的被盗匪抓住，他将设法把斯诺赎出来；并且还教会斯诺如何对付盗匪的注意事项。临别时，郭炳干还送给斯诺一盒高级进口香烟，打趣说道：“盗匪也喜欢抽香烟哩。”
恰好此时斯诺遇上了一位植物学家约瑟夫·F·罗克博士，博士也想找个伴去考察云南的植物资源，于是两人相约同行。经过一番准备，斯诺买来一匹马，租了几头骡子，采购口粮，并买来一枝勃朗宁式自动手枪作自卫武器。他们上路了，两星期后到达大理。按约定，斯诺与罗克在此分手。斯诺向缅甸进发，在途中不幸得了疟疾，住在英国驻缅专员公馆接受治疗。缅甸姑娘——护士小姐给予他精心护理，使他迅速痊愈。之后他去了印度。
缅、印之行，使斯诺又一次体验了冒险旅行的快乐，也使他增长了见识，进一步认识亚洲人民。斯诺逐渐形成了自己不同于美国人的思想观点，表现出对亚洲人民的同情，对亚洲各国人民革命的理解，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憎恶。斯诺写了大量的采访报道，第一个向世界报道了缅甸的农民起义。报道中初步显示了他敏锐的观察力，他预见到英国殖民军将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这场农民土地运动将以失败告终。在越南的河内市，他见到了与中国上海一样的情景，法国殖民主义者专横跋扈，奴役被压迫者。在印度，他第一次拜访了国大党领袖尼赫鲁、“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领袖甘地，也认识了甘地的追随者、妇女活动家——萨洛吉妮·纳杜。斯诺高度赞扬妇女解放运动，认为妇女活动家为印度妇女树立了榜样。斯诺还结识了信仰**的苏哈西妮女士。正是在印度，通过与苏哈西妮的交谈、争论，斯诺接受了她的赠书，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在印度的实践。斯诺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后，发现有的结论用来解释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本质时很恰当。这对帮助斯诺更深刻、更全面认识殖民主义统治和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感性认识及某种程度上的理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