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寻找机遇
斯诺离开新闻学院后来到纽约。此时，美国经济正处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的高涨时期，就业机会多，找工作较容易。斯诺被聘为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广告公司——斯高维尔兄弟公司的业务员。他与哥哥霍德华合租一个小套间的居所。
喜欢自由散漫、无拘无束生活的斯诺，对广告公司限定的例行日常工作总感有束缚，不适应。因而他在工作时经常迟到，不遵守时间，甚至老板召见时也如此。难怪斯诺的朋友们说他适应旧中国时的生活方式，由此可想象周恩来约见他时也迟到的情形。也许这也是他喜欢中国的一个小小的原因。
斯诺对广告业务这个工作不十分感兴趣，在工作上不很卖劲。其职位靠朋友们在老板面前美言而得保持，朋友给他做广告的机会。由于他不是积极地去开拓业务，所以在经济收入上并不高。
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斯诺此时还没有确切的目标和志向，什么都想试一试，处在茫然的选择中。一次，他参加《储蓄银行杂志》赞助的征文竞赛——世界著作赛，其征文获奖后，他兴奋了好几个月。于是想成为一名独立作家，专写小说或电影剧本。看到电影公司的广告后，他又想当演员，还申请过电影公司的制片主任助理，结果未聘上。
斯诺生性随和，举止大方，惹人喜欢，在社交场合人缘较好，因而交友甚多。他一生中交接的大、小人物大都有助于他事业的成功。此时，他遇上了号称“纽约先生”的查尔斯·汉森·汤尼，一个身兼《哈泼斯》、《麦克鲁》、《环球》等数家杂志的大名鼎鼎的编辑。另外还认识了年仅36岁年轻有为的第一国家银行总经理—凯里·格里汉姆。此二人是斯诺走向成功起点的重要人物。正是他们两人促成了斯诺的东方之行。
1927年下半年，斯诺从股票市场的交易中意外地发了一笔小财，赚了800美元。于是，他计划去海外旅行一年，然后回到美国，在30岁以前发笔财，之后则悠闲地从事研究和写作。斯诺的“旅行癖”又犯了。他把其想法告诉了银行家格里汉姆，得到了格里汉姆的支持。斯诺又通过汤尼结识了罗斯福轮船公司董事长的儿子克米托。克米托帮助斯诺游说，给斯诺在轮船公司找了个临时工作，在“兰德诺”号远洋轮上当甲板水手，月薪25美元。该船航线是从纽约出发，经巴拿马、夏威夷、菲律宾到中国，还可以经过中东到印度。两条航线均到达世界东方——太平洋彼岸。一直魂牵梦绕的斯诺，终于有机会去东方世界了。
为方便起见，斯诺拜访了新闻界权威——美国著名新闻教育家华尔脱·威廉斯（他曾于1922年来华讲学），从他那儿抄下密苏里大学在海外的校友名单及通讯地址，并请他写了介绍信。另外，汤尼和威廉斯又为斯诺写了一些给美国驻外领事的介绍信，便于他在所到之处有安身立足之处。
斯诺还花了25美元买来一架旧照相机。汤尼则自愿作为斯诺的代理人，当斯诺发回旅游见闻稿件时，他将帮助予以发表，并将其稿费存入格里汉姆的银行。一切准备停当，在出发之际，斯诺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对单调的生活感到沮丧，因为我像大机器的齿轮一样工作，而青春年华就这样流失。我需要改变这刻板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最愉快的事莫过于旅行，冒险！取得经验。我必须改变目前平庸的处境。”
斯诺的信中表明他决定去闯荡，以此来塑造自己，实现其自我价值，不愿意被现成的生活方式束缚自己。不料此行真正成为斯诺一生的转折点。
登上“兰德诺”号轮船，驶向大洋彼岸，斯诺心旷神怡，他就要实现自己的夙愿了。在海风吹拂和日晒中，斯诺皮肤变黑了，但他精神旺盛。由于他易于和人相处，很快和水手们混熟了，他还说服了驾驶员教会了他如何驾驶轮船，这一特例对其他水手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斯诺感到好得意，还请人给他拍了照片。不幸的是，好景不长。船到夏威夷后，船上锅炉爆炸了。原计划船泊夏威夷六小时后续行，可这一来必须得停下修检，为此耽搁了三个月。斯诺等得泄气了，乘“兰德诺”号东行计划告吹了。在等待的三个月里，他只得与同伴在岛上开车兜风闲逛，到海上玩冲浪。为了生计，斯诺去兜售菠萝汁汽水。同时他写游记文章寄给汤尼，汤尼帮他发表在《火奴奴广告人》和《太平洋天堂》上。
2. 冒险偷渡
孤身一人的斯诺在焦急的等待中，囊中也羞涩了，只剩下买一张返程的船票钱。怎么办呢！放弃旅行计划，他是不甘心的。于是他又去找工作，希望仍找一个去东方的轮船上的工作，可就在要得手时却被别人顶替了，因而他未能如愿以偿。斯诺继续在港口的码头上闲逛着，忽见一群日本人拥向码头，登上日本国“神与丸”号轮船。此时一个念头忽然闪现在斯诺的脑海：不是有一个熟人丹·克莱勃也要乘坐此船吗？于是，斯诺跑上去与他告别。克莱勃告诉斯诺他将坐上可容纳两人的头等舱，使斯诺突发奇想，要求随克莱勃一起上船，假装送客，实则偷渡。克莱勃最后同意了，斯诺决定孤注一掷。因为斯诺没有护照，即使船到日本，他也将无法登岸，即使上岸也会遭到日方警察的逮捕，斯诺将被投入监狱。
上船后，斯诺巧妙地与船上人员周旋。他先在二等舱混一天再回到坐头等舱的美国人当中去，甚至胆大到与回国的日本大夫的家人一起玩牌。当斯诺被船上服务员小姐发现时，他塞给服务员小费，央求她睁只眼闭只眼了事。九天后，“神与丸”安然抵达日本横滨港口。
在船上可以蒙混过关的斯诺，此时却犯傻了，没有护照是上不了岸的。斯诺心神惆怅不安，也许真的要去日本牢房呆上一年半载，然后被遣送回国。在这进退两难之际，不幸之万幸的是救星来了，一群《日本广告人》杂志的美国记者前来采访随船回日本的日本皇族人员。当记者们登上“神与丸”甲板时，克莱勃和斯诺急切地朝记者们奔去，克莱勃上前把一位记者拉到一边，向他讲述了偷渡之事。这位美国记者先是大吃一惊：“我的天呀！”但一想到大家都是美国人，总不能眼见同胞关进日本监狱吧，他答应给他们以帮助。他让斯诺混进美国记者队伍中，装扮成记者，手里拿点卡片纸，走过海关时晃一下，向海关人员点头示意。混出海关，真是“瞒天过海”了。
斯诺在美国记者的帮助下，终于脱险。偷渡成功，斯诺成了真正的“汤姆·索耶”。记者们分享了斯诺的喜悦，为他举行了庆祝会。《日本广告人》总编奥地·罗索尔不仅宴请了斯诺，而且给他在编辑部安排了一个差事。斯诺真是吉星高照，逢凶化吉。此时，汤尼接到斯诺的信，知道他没钱了，给他寄来了已发文章的稿费。斯诺又有盘缠了，他婉言谢绝了总编的好意，决意按原定计划继续他的行程。
斯诺在日本呆了一个多星期，游历了日光市、富士山、名古屋、京都和神户，以及日本内海，饱览日本风光。他写下了《“神与丸”偷渡记》。罗索尔答应斯诺，在他离开日本前往中国后，公开发表其“偷渡记”。此文发表后，倒霉的“神与丸”号船长被调离。后来，在东南亚时，这位船长又与斯诺相遇，真是冤家路窄，斯诺又坐上这位船长的从东南亚至日本的客轮。这次，船长亲自认真地查验了这位“特殊”乘客的船票和护照，不愿再让斯诺蒙混过关了。可是，此时的斯诺已有正式的合法身份，耿耿于怀的船长只好悻悻离去。后来，每当讲起此事，斯诺和朋友们总是忍俊不禁地大笑。
3. 在“东方巴黎”
1928年7月6日，斯诺从日本搭船抵达中国上海口岸，来到了“东方巴黎”上海，踏上了东方古老而神奇的大地。在斯诺的旅行日程表上，只在中国停留六个星期。然而，他却被这“东方魅力”吸引住了，从此滞留在中国13年。不仅如此，即使离开中国后，他又三番五次回到中国，至死也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然而是什么魅力使他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并且自称中国为他的第二故乡呢？
斯诺不远万里来到远东，最初只是为了寻找自由自在的冒险生活，感受古老的东方文明。原只想在中国作短暂旅行，他自己也没想到他会被中国吸引住，而且成为他生活的主要舞台，成名之地。他更没想到中国人是如此可爱，值得他花毕生的精力关注中国的事业与前途，而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人民最真挚的朋友之一。宋庆龄女士在1960年对斯诺说：“您属于中国。”挽留他定居在新中国。
到达上海后，斯诺找到在四川路上的美国海军青年会。住下来后，他带着威廉斯的信，去找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校友。斯诺拜见《密勒氏评论报》总编约翰·贝·鲍威尔，他是斯诺的密苏里老乡，两人见面自然亲切。鲍威尔出生于农民家庭，大学毕业后曾留校任教，为人朴实友好，穿着随便，有抽烟的嗜好。他办事坚持自己的原则，喜欢独立、自由，痛恨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这些都与斯诺极为相似，所以两人有许多共同语言。这也是后来斯诺易于接受鲍威尔的观点的基础。
鲍威尔办报的特点是发表自己想发表的东西，这又与该报的创始人汤姆士·弗·密勒相同；他不顾银行家和任何外部压力，不赞成帝国主义者的治外法权的做法。在上海的美国商会曾指控鲍威尔给“不法分子提供帮助”，损害帝国主义者在华的特权利益，从而要求鲍威尔辞职。鲍威尔则利用报社内部的选举否定了商会的要求。同时，他声称他“无意”改变自己的观点。这些思想后来直接强化了斯诺的意识，这也成为斯诺后来从事新闻工作的原则性倾向。
当斯诺面见鲍威尔时，在交谈中，鲍威尔直截了当地向斯诺表示，他目前急于找一个帮手，想开办一个“新中国”栏目。他问斯诺是否想找工作。此时的斯诺手头也正紧张，而且他还欠克莱勃的钱哩，他不仅要还这笔账，还要赚足旅费，再继续他原定的旅行计划。斯诺告诉鲍威尔，他只准备在中国呆六个星期。鲍威尔问道：“为什么你不在上海留下来，协助我出版《评论报》呢？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要出版一个特刊——《新中国》，我需要一个具有新见地的人替我编辑这个特刊。”斯诺答道：“但我对中国是毫无了解的，再说我预定只在中国逗留六个星期。”“虽然这里有许多人并不熟悉中国，但是上海就是中国了。你在这里住满六个星期再走吧，到那时，我想你将喜爱上海，而留下来不走，”鲍威尔继续劝说道。斯诺最终答应试一试，接受了广告经理助理职位，开始了他的新闻记者、编辑的生涯。
斯诺走马上任，与中国助手们一起工作。由于他曾做过广告业务，所以工作起来还较顺利，巧妙地处理好广告业务。《密勒氏评论报》办公地点位于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之间，租用的是英国人管理的北方电报大楼里的房子。由于鲍威尔的反欧洲帝国主义倾向，得罪了一些人，此时，斯诺则利用其新来乍到和为人诚恳的特性，游说各外国银行和公司，使反对鲍威尔政治观点的人也同意把广告业务交给斯诺。这样一来，报纸的广告业务量大增，鲍威尔自然更加喜欢这位小伙子了。
为了了解中国，在工作之余，斯诺在鲍威尔的藏书室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书籍。此外，他还专心致志地倾听鲍威尔关于中国的介绍和预测性言论、观点，使斯诺对中国有了初步的蒙眬印象。斯诺刚到上海时的第一印象是：贫困、落后、肮脏，人口拥挤。这个所谓中国最先进而又最富饶的港口城市却是由外国人控制的。看到一个人拉着另一个人的黄包车，外国人的趾高气扬，中国人的面黄饥瘦、忍气吞声、精神萎靡不振。这使斯诺大惑不解。现在通过阅读和鲍威尔的介绍，斯诺发现了中国古代风习的意义，以及它向古老而年轻的中国展示出来的引人注目的矛盾；看到了古老而年轻的中国正在奋力以赴，以便在现代世界中占有它的地位。斯诺感到“越是阅读，就越是倾心而沉溺其中”。真还被鲍威尔言中了，斯诺逐渐迷上了上海，他被中国文明迷住了。
10月10日，是中国辛亥革命纪念日，鲍威尔和斯诺等人经过近三个月的筹备，赶在此时出版了200页的增刊，介绍国民政府的建设业绩，刊登了许多政府领导人的文章 ；编辑部也发表了评论文章 ，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预测，认为中国将在50年内走向繁荣。斯诺也发表了自己的文章 ，认为中国有点类似美国，有“一种把中国从泥泞中解救出来的精神”。
增刊如期出版，斯诺也在中国上海呆了近三个月，这已大大超出他原定日程期限了。可现在的斯诺却决定再延长一段时间，继续呆在中国，因为他开始喜欢上中国了。
斯诺接受了鲍威尔的聘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月薪180美元，使斯诺在经济上有了保障，并获得外出采访的机会。斯诺乐得安于现状，是因为此时在欧美各国正经历着经济危机，即使此时回到经济萧条的美国也难以找到工作。
斯诺的第一次外出采访地是国民党首府南京。此行留给他的第一感觉是不卫生。他住的旅馆里有臭虫。当他向服务员交涉时，由于服务员听不懂英语而闹出了笑话。斯诺把身上被臭虫叮咬的地方给她看时，她以为是说房间里有蚊子，于是给他挂上了一顶蚊帐。这使斯诺哭笑不得。
南京之行，斯诺也颇感得意，一是他得到了一笔广告业务，一是首次接触到中国政府的一些要员，如蒋介石、宋子文、王正廷、孙科等人。这次采访后，给斯诺的印象是：“中国正在变化，其速度之快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无法比拟的。”这也与鲍威尔给他灌输的观点有关，对国民政府抱着乐观的态度。
斯诺从南京采访归来，此时发生了“济南事件”。当时，国民党军队北上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受阻于山东。日本人以保护日侨为由，向中**队开枪，阻拦国民党军队，并杀害前往交涉的中国官员蔡公时等人。日本人控制了山东的交通和贸易，不想让英美势力北上，打狗给主子看。此时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想借助英美舆论以压日本气焰，邀请英国《字林西报》和美国人主办的《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去作实地考察和报道。斯诺被派前往，他与英国记者艾尔·巴特森乘车北上，所到之处，交通瘫痪，货物堆满站台。当他们车至泰安时遭日军扣留，经过抗议，24小时后方得允许续行。途中，斯诺登上了中国人崇尚的名山——泰山。有意思的是各地报纸连续几天报道斯诺等人被日军扣留的消息，闹得满城风雨，使得在美国的斯诺家人知道后为斯诺担心不已。
4. 中国铁路沿线巡礼
1929年4月，鲍威尔给了斯诺一个新任务——沿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