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花了比原计划多两倍的时间游历了缅甸和印度，但此行却使他过得充实。通过亲自体验和比较，斯诺得出了结论：“在许多难以看清，却很重要的方面，中国人远比其他东方人先进，亚洲在文化上的领导权最终而且不可避免地会落在他们身上。这样你就会懂得在今天的表面变化下面，有一种真正然而缓慢的历史性变化，这个变化过程将逐渐加快，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一种从封建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而这是顺应历史之必然的。”由此，斯诺想起了密勒曾对他说过的：在今后20年内，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将是世界性的大事。他要尽快回到中国去，“我希望看到它的发生，而在未发生以前，如果可能，我要预先知道一些情况。”
由于急切地想了解中国，一直想回家的斯诺，一反常态，电告新闻统一协会要求返回到中国去。未等到回复，他就启程了。此时，斯诺放弃回家打算，主要是因为他日思夜想的母亲已离开了人世，即使回家也无济于事了。再加上美国社会正经历着经济危机的冲击，以及他对中国式的生活方式的习惯，留在中国是较合适的。他认为中国虽然贫穷、苦难、疾病流行和社会不平等，但这也是一种刺激，它将激起一个人的人性；这种人性会比生活在美国的同样环境中更真实、更深刻。
1. 战地采访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制造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的爆炸事件，演出了贼喊捉贼的把戏，发动对中国东北军大本营——沈阳的进攻，即“九一八”事变。日军在短时间内控制了关东全境。此时，中国中央政府南京方面却坚持执行不抵抗主义政策，日本人步步进逼，南京方面却妥协退让。但地方势力却有违令抵抗者，黑龙江省政府代理省主席马占山将军率部在嫩江桥奋起抗击日军。
“九一八”事变震惊中外，也引起新闻界的普遍关注。中外各大新闻媒介纷纷派出记者前往采访，斯诺也迅速赶往东北。等到斯诺到时，马占山部由于势单力孤，支撑不住而退往中苏边境地带。斯诺发出的报道是：日军的进攻简直是单纯的追赶和占领。战事迅速结束，斯诺返回上海，却发现民众的自发的抗日组织和抵制运动形成了另一个战场，他们抵制日货，打击日本的经济贸易。日本方面却要求蒋介石政府压制所有的民众抗日活动，特别是上海的抵制运动，并要求中国政府使上海成为“非军事化”地区，中**队从上海撤退。日本人不满足于轻易夺取东北的战绩，要完全消除中国人的抗日情绪。
日本海军部队看到陆军的进攻获得成功，他们也要显示日本海军的强大威力，既然中国不敢在东北抵抗，也就不敢在上海抵抗。为此，他们在上海寻衅，发动对上海的进攻。日军找到了借口，那就是日本浪人和僧侣在上海闸北无理取闹，与中国居民发生争端，愤怒的中国人打死了一名无赖僧侣。日方驻上海领事官员要求中国政府“惩凶”，赔礼道歉、解散反日民众团体。上海市市长吴铁诚经请求中央政府，接受日方全部要求，向日方作出妥协。国民政府一味的不抵抗和依赖“国联”进行外交解决，却被日本侵略者视为软弱可欺。日军悍然挑起战争，制造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却未想到，居然还有一个敢于为保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第十九路军不畏强暴，奋起自卫。就连斯诺这样的西方记者也“曾经像别人一样设想，中**队是决不会投入战斗的。”
日本海军舰队司令盐泽咄咄逼人地发出了最后通牒：中**队必须在午夜12时前撤离闸北地区。日军按照命令已开进了攻击地带。斯诺从一位日本记者那里得知日军将立即占领闸北等地的消息后，立即赶往闸北。他发现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日军即将袭击他们，灾难即将临头，火车站里却依然挤满了准备乘车的人群。当斯诺把日军将进攻的消息告诉运输部经理程宝辰时，这位程经理开始不相信：中国政府已接受日方条件，日军还会进攻吗？在斯诺的耐心说服下，程经理半信半疑地看了斯诺抄下的日军司令下达进攻命令的抄文后，他思忖着，在没有接到上级指示前，如果我采取行动，引起人为的惊慌，那我就要脑袋搬家了；但如果我不采取行动，而日军进攻又是事实的话，那我就既失车辆又丢掉脑袋。在交战前，程经理转移了车辆，疏散了人群。战斗结束后，政府表彰了他。“在战火中相机主动，措置得宜”，由此而得晋升和奖励。后来，程还通过美国驻上海领事罗伯特·沃德找到斯诺，传话给斯诺，他要为他所得到的帮助而宴请斯诺以表谢意。
斯诺还找到一位驻守车站的团长，又把消息告诉了这位团长，可团长也不知道日军要采取行动。不久，日军发起了进攻。斯诺赶往交火地点，十九路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斯诺在漆黑的夜晚辨不清方向，倚墙而行，大致想像租界地的方向所在，他花了半个多小时，回到安全区——西方人的天地——公共租界。斯诺立即发出了第一篇目击报道《鲜血染红了上海街道》。
中日双方交战的几个星期中，斯诺向美国新闻统一协会的几大报纸即时发出连续报道，《纽约太阳报》和《芝加哥论坛报》等均在第一版的重要位置予以刊登。斯诺的特稿受到各大报纸的普遍欢迎。斯诺的这些报道是用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他冒着生命危险来回穿过战地。有一次，当他采访蔡廷锴将军后返回时，摸黑走了两三个小时。当他通过日军防线一侧时，他的帽子被一个中国士兵打了一个洞，险些送命。斯诺在庆幸之余倒还称赞“这个积极防守的中国兵真是英雄”。
斯诺为中**民的抵抗精神所感动，他写下了如下的评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体现在中国人民身上那种为西方所理解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的形象就是十九路军那些来自南方的年轻战士，他们敢于面对死亡放声大笑。”
“中国终于被一种力量震醒了。”“对中国人来说，这次军事上的失利乃是一种惊人的精神上的胜利。最令人震惊的是，这种胜利主要是由一支军队去完成的，因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从来没有投入战斗。上海之战使得许多中国青年相信，如果在爱国斗争中团结起来，中国就是不可战胜的。”大约只有不到5000人的十九路军，面对6500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外加几十架轰炸机，且动用了大部分舰只的主体作战火力的进攻。中**队坚持抵抗了34天，在每一个阵地和每一条街道上与日军对垒，牺牲过半仍顽强不屈。他们得到了全国爱国者的支持和声援，一部分青年志愿者加入了对敌战斗的行列。
斯诺的出色而成功的报道，受到美国新闻界的赞赏，连英国人也大加赏识。1932年3月，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聘请斯诺为该报特约海外记者。
斯诺对抗日军民赞赏时，却对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和对内政策进行鞭笞。当长江流域发生水灾时，斯诺进行了实地采访报道，写下了《中国的洪水始末记》。报道中写道：“我记得小说《悲惨世界》里一个人慢慢被活埋进流沙里去的情景。但现在，这种可怕的走向死亡的过程，正发生在90万中国人身上。这次打击是在中国发生的一连串悲剧的顶点。”当他为洪灾给中国人民造成灾难而深表同情时，却对国民政府的无所作为进行了批评：“蒋介石宁可耗费资财去同**打仗，却不援救洪水的牺牲者们。”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许多中国人义愤填膺，南京政府本来能有机会组织全国性抵抗，取信于民，但它还是什么也不做，还是那么没骨气”。
“‘一·二八’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带着政府官员逃到洛阳去了，讽刺性地令人想起1860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时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但要是蒋增兵，中国本来可能会长期守住防线，但蒋介石想结束这场战争，他害怕日本人的威胁。”“不幸的是，当需要保卫国家的时候，南京政府却把最能打仗的军队和大批新式武器投入内战之中。”
斯诺在东方世界游荡了4年，对亚洲的东部以及南亚已有初步认识，他将在亚洲的旅行见闻和观感汇集成第一部著作——《远东前线》，于1933年在美国出版。这部处女作融新闻性、报告文学和评论性于一体，并将作者的亲历记述于其中，使读者有亲临其境的感觉，增强了可信度。这种体例的写作方式在斯诺以后的著作中逐步得到完善，并成为他创作的基本色调。正因为如此，他的著作广为流传。通过他的著作，人们可以直接了解所要知道的事情。
《远东前线》向人们展示了亚洲的现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记述了亚洲人民要求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革命运动；日本的崛起和对亚洲的虎视眈眈；日本对中国的渗透、入侵，对欧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排斥是西方势力在中国的末日。
他对日军的侵华所作的描写是：“我看够了。我的脑际里印着一片恐怖和残杀的景象……我看到成百个无辜（中国）百姓的痛苦、损失和死亡。他们无端被屠杀，事先什么都不知道。”
“在东北，大批农民背井离乡，无家可归；大量财富被日本人洗劫一空，毁坏殆尽。”“日本远征军踏着中国青年的血泊前进，这决不是什么英雄。”
对日本侵略者的强词夺理的鼓噪，他给予尖刻的讽刺，“早些时候，他们说，为保卫日本，必须占领朝鲜；昨天他们说为了保卫关东租借地，必须占领东北；那么明天他们的理论将是：为了保卫热河，必须占领华北。这是何等美妙的帝国主义逻辑！按这些逻辑，英国在印度赢得了帝国，法国攫取了印度支那，下次又该瞧日本的了。”
斯诺还在《五十年对中国的肢解》一文中指出：“最近日本对河北的占领，历史性地完结了中华帝国衰败没落的五十年周期。自1883年以来，中国迅速地丧失了近250万平方英里土地，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中国领土正在被欧洲列强与日本瓜分、统治着。这种肢解给中国造成的后果是极为可怕的。中国至今还在为此付出代价。”
《远东前线》的问世，也表明斯诺对中国的形势有所认识，改变了对国民党的看法，对中国**领导的群众斗争开始了研究。
刚踏上中国领土的斯诺，曾认为国民政府是中国走向民主、统一的象征，寄予很大的期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中国社会了解的增加，通过游历华南沿海、沿铁路线的采访，斯诺感到原来的希望变成了失望。他得出结论是：
国民党政府已成为一个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精神的躯壳；一个军事独裁者的私人幕府。国民党也不再是一面革命的旗帜。“随着蒋介石倒退到军阀式统治，一连串的党派纷争和内战蜂起，国家陷于分裂。南京政权和从前的‘督军政府’时代没什么两样，执掌大权的都是‘蒋家王朝’的皇亲国戚，人们给它取了一个绰号叫‘清一色’，国民党的正直的有识之士均被排斥在外”。“现代自由思想也因此遭到清洗，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精神被玷污了”。
斯诺通过第二手材料，开始关注中国的**运动。那时，他称**领导的土地革命为“农村**运动”。他认为：“从1927年起，农村**运动的不断发展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取得成功的真正基础，在于它的主张符合人数众多的无地农民和贫民的愿望，”红军每到一地，总能赢得农民的支持。“**在中国中部的进展，是历史上最惊人的群众运动之一。”但他同时又认为：“**破坏了**的旧社会残余，却也破坏了不可数计的生命财产”，“农民运动迄今取得的成就主要是破坏性的。”他评论道，“**可能永远不会变强大”，“**在继续发展时，城市知识分子对它的同情也在增长。但这一运动只有激情，并不具备足以团结和领导全国的能力、知识和政治组织。迄今为止，它的胜利可能只意味着暴民的政治的胜利。看来它缺少意识形态方面的背景和有素养的领导人。”最后，斯诺客观地说道，这些情况是“极零碎、粗糙和不可靠的。”
当时的美国人只注意对这位年轻的作者的处女作做文学上的评论，却忽视其作品的实际内容的意义所在。斯诺看到了东方的世界的同时，也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以及殖民主义政策的反动性；而美国人则不乐意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斯诺在思想上已开始与美国人产生了距离。
2. 影响斯诺的中国人
“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我对她怀有一种热爱之情，同时也深深地为她悲哀。我在这里看到了如此深重的灾难和苦痛，它们沉重地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也许我太年轻了，感受是如此之多，使我难过已极，不能自制。在我看来，品德如此美好，性格如此坚强的中国人民理应得到比现在更好的对待。我相信，我们应尽一切力量来使他们重新恢复对生活的希望和信心。”
这个寻找“东方魅力”的美国青年从人道主义的同情出发，到从社会学角度来考察中国社会，从陷入苦难中的中国寻找到了正在兴起的新兴活力，并为这些真正的中国人所折服。斯诺发现了中国的希望之光，十九路军的奋起，英勇地抗击日本侵略者，体现了为西方人所理解的爱国主义精神。当他看到一位曾经相识而难以取悦的歌女在中国防线后抬担架时，他得出了结论，中国被一种力量震动了。真正深刻影响斯诺的却是宋庆龄和鲁迅先生。斯诺公开承认，“宋庆龄的教育，消除了我的一些无知”，“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游历中国见闻越多，斯诺越感到迷惑不解。他反复思考着，提出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归结起来是：中国社会究竟怎么了？中国人怎么了，会怎样？他用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理想的观点来看中国，赞成孙中山的思想主张和革命，希望中国国家统一，政治民主，人民安居乐业，思想自由。为什么孙中山的继承者却不能去实现它呢？斯诺的采访总是带着这些问题，刨根究底地访问被采访者，以寻求答案。
1933年底，《纽约先驱论坛报》周刊的编辑要求斯诺给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写一个生动活泼的小传。这给了斯诺认识宋庆龄的机会，斯诺想方设法去求见宋庆龄。要见宋庆龄比较困难，因为她的住所总处在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和租界警察的警戒和监视之中。所以当宋庆龄同意会见时，她安排在上海公共租界的静安寺路的一家巧克力商店里会面，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躲避监视。斯诺与宋庆龄共进午餐，一起喝茶，他们一直交谈到吃晚饭时分。通过近一天的交谈，斯诺感到对宋庆龄有所了解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孙夫人这样可以信任和爱戴的人”。自此以后，斯诺成为法国租界莫里哀路宋庆龄住宅的常客，他从宋庆龄那里得到了所需解答的问题的全部答案。
斯诺记述道：“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美好思想和感情。她帮助我认识了国民党的情况，认识了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未竟之志。她帮助我了解她自己的家庭，了解她为什么在蒋介石的统治下拒绝同他们合作，以及其他许多无法从书本上了解到的事实。”当斯诺问到宋庆龄是否是一个基督教徒时，宋庆龄说，传教的人已不认为她是基督教徒了，因为她不再去教堂做礼拜了。而教会却认为蒋介石是基督教徒。宋庆龄讲到这里时，对蒋介石杀害进步人士的残暴政策的悲愤再也抑制不住了。她说：“显而易见，他修读圣经，还没有读到哥林多书那一节哩。”她愤慨地表示：“只要蒋介石是国民党政府的独裁者，我就决不参加到这个政府里去；同样，如果他是基督教徒，我就不信教了。”“如果孙先生还活着的话，他宁愿和国民党脱离关系，也不能让他的名字用来当做封建军阀统治的象征。”
斯诺从宋庆龄那儿更多地了解了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的深层问题，也更想深入地去探究下去。正如斯诺的第一位夫人海伦后来指出的，使斯诺感动的不是她的言辞，而是她的行动。宋庆龄支持一切反独裁的人，只要国民党左派在活动，她就站到他们一边去。她爱护所有的革命者，营救过许多革命和进步的人士；对邓演达、杨杏佛及左翼作家的遇害，她深切悲痛。她参加、组织了中国国民党行动委员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斯诺的第二位夫人洛伊丝·惠勒也说道：“斯诺对这位英勇的妇女极为敬佩。她不惜牺牲家庭关系和财富置身于革命这一边。”
宋庆龄是斯诺在中国接触到的第一位真正的革命战士，她鲜明的政治态度，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强烈地感染了斯诺。这也使斯诺深切地感到：“及时地认识了宋庆龄，使我能够领悟到中国人民能够彻底变革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能够迅速地提高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正是通过宋庆龄的引导，斯诺才真正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斯诺的思想观念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明显地向左转了。通过宋庆龄的介绍，斯诺认识了中国的年轻左翼作家、艺术家和创造历史的革命战士，探寻到中国的活跃思想。与宋庆龄建立友谊，相互了解的加深，彼此信任，至死不渝。正是宋庆龄的介绍与帮助，他才获得进入西北红区的机会，作出醒世惊人的报道。
斯诺不再是一个所谓有“旅行癖”的美国青年或是一个单纯的新闻记者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原则，使他对中国人民的苦难深表同情；他从社会学的角度，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分析中国社会；他追随着中华民族的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的足迹，寻找中国社会变化的“健康的骚动”。他从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寻找思想的光芒，关注中国当代的文学运动，从1931年起，在中国进步青年的帮助下，开始翻译和研究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
斯诺之所以要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首先是因为他感到：“任何对周围环境略有感觉的人，都会想了解中国知识界的活动并加以探究。”其次是“西方人——甚至中国人专门为西方读者所撰写的成百种‘解释’中国的书并未满足我的要求”。尤其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现代中国长篇小说一本也未译过，短篇小说只译了几篇，不显眼地刊登在一些寿命很短的或是读者寥寥无几的宗派刊物上。然而革命时期的白话文学迄今译成英文的只是一鳞半爪”。再次，是因为斯诺要寻找“正在改造着中国人民思想的那种精神、物质和文化的力量。”他认为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艺创作的努力主要集中在这个领域里。在这里，“犹如以巨眼俯瞰它的平原河流、峻岭幽谷，可以看到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偶尔甚至能够窥见它的灵魂”。
斯诺着手翻译中国当代文艺作品，“是在会见了鲁迅和林语堂之后，才决定由我本人来承担这个任务的”。会见鲁迅比见到宋庆龄还难，因为鲁迅受到的不仅是监视，而且是更为严重的威胁恫吓和暗杀。斯诺认识鲁迅是通过东吴大学毕业的青年文学工作者姚克（莘农）秘密牵线搭桥实现的，他们约见在一个小杂货铺里。结识鲁迅后，姚克成为斯诺最初的搭档，首先翻译了鲁迅的《呐喊》。后来，斯诺安家北京，姚克随之北上，再加上有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萧乾、杨刚（佚名女士）等几个学生的帮助，还有斯诺的满族中文私人老师的帮助。开始时，准备翻译出版鲁迅个人作品的集子，后来鲁迅建议斯诺应注意其他左翼作家的作品，也有值得介绍的。斯诺接受了鲁迅的建议，对翻译集作了些改变，前半部分仍为鲁迅的《药》、《一件小事》、《孔乙己》、《风筝》、《他妈的》、《离婚》等文章 ，后半部分则收集了茅盾、柔石、巴金、沈丛文、萧乾、郁达夫、张天翼、郭沫若、丁玲等十几位作家的各一二篇作品。经过近五年的努力，1936年7月，翻译集以《活的中国》为书名在美国出版了。
斯诺在书的扉页上的献辞中写道：“献给S·C·L·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崇高的精神，是‘活的中国’的卓越而光辉的象征。”书中还有海伦·斯诺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一文，以及斯诺自己撰写的长篇编者序言性的导读文章和《鲁迅评传》。为此，斯诺还特意向鲁迅索取了一张照片刊于书中。
鲁迅先生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诺是第一个为他写传的人，他把鲁迅比作高尔基、契诃夫。他评论鲁迅是“中国左翼作家和艺术家的勇敢领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优秀者之一”。斯诺还专门在《亚洲》周刊上撰文《鲁迅——白话大师》，称“他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的经历典型地反映了民国初年知识界的动荡”，“别人会由于年龄增大而趋于老练，变得保守；鲁迅却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但在艺术上，而且在社会、政治方面都成了激进论者”。“伴随着血洗街头的恐怖，以及他对反动派本质的认识，最终使鲁迅毅然转向了左派革命者”。斯诺深深感触到“鲁迅那胸襟宽广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人的满腔热情以及对周围事物的敏锐洞察力。”
鲁迅先生对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朋友提供了很多帮助，既赢得了尊敬更获得了友谊。斯诺则深受鲁迅的影响。鲁迅先生对斯诺说：“要思索，要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到千千万万毫无生气的村庄去走一走，先拜访那些将军，再看看他们的受害者。擦亮眼睛，保持清醒的头脑，观察当前实际存在的事物。要为创造一个文明的社会工作。但是要永远思考和研究。”后来，斯诺按照鲁迅先生的教导，潜心研究中国社会，过了两三年的“学术加新闻”的生活，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实际，从而真正认识中国及其人民，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要求。随着认识的加深，斯诺越发为中国所吸引。
斯诺在编译《活的中国》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鲁迅的热情关心和指导。在上海时，他们多次见面交谈，就翻译中的问题请教鲁迅先生，了解鲁迅写作的背景材料，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如在翻译《阿Q正传》时，斯诺问道：“既然国民党已进行第二次革命了，难道你认为现在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鲁迅大笑道：“更坏，他们现在正管理着国家哩。”又问：“你认为俄国的政府形式更加适合中国吗？”答曰：“我不了解苏联的情况，但我读过很多关于革命前的俄国情况的东西，它同中国的情况有某些类似之点。没有疑问，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此外，我们也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是，对中国来说，只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历史学习。”
后来斯诺移居北京，但仍与鲁迅保持书信往来，通过频繁的书信就教于鲁迅。在信中不仅交流翻译中的问题，而且对社会问题、思想问题、政治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两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在鲁迅先生的日记中多处记载着他们交往的情节，他评价斯诺是几个外国人中“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在编译《活的中国》的过程中，斯诺从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文化界人士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看到了“中国新的社会文化运动充满着生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丝毫无损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在逮捕、拷打、监禁以至死亡的威胁下，新生事物仍然层出不穷。”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恐吓、威胁，鲁迅依然揭露和抨击社会的罪恶，新文艺运动在刀丛剑树中发展。“这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斗争，迫使它在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来代替旧的文化。千百年来视为正统的、正常的、天经地义的概念、事物和制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而使一系列的信仰遭到摒弃；而新的领域在时间、空间方面开拓出来了。到处都沸腾着健康的骚动，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由此，斯诺预言：“它将使亚洲东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面貌大为改观。”
斯诺从鲁迅的言行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以致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特拉斯莱·约翰逊赞扬《活的中国》一书，并提到南京方面对斯诺的一些文章不满时，斯诺的回答是：“由于我曾努力试图理解我看到的周围发生的许多难以理解的事，而且曾同《活的中国》一书所收的一些作品的作者相识，窥视到他们生活中的悲剧和勇气”，“在编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知道了许多事——在某些方面可能知道得太多了，以致当局不再对我客气了。”他告诉大使先生，“在某些方面，不能再认为我是温和的。如果你追究得很深，不能不受作品内容的影响而产生共鸣。”
斯诺对中国新文艺运动的探寻，开始触摸到时代的脉搏，日益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文化思想革命的内容与前景，预感到中国社会将发生的潮流趋势。
正是在宋庆龄、鲁迅及其他左翼作家的影响下，斯诺开始关心中国**领导的革命运动。从此斯诺又在他们的引导下接触**人，更深层次地了解中国，真正为中国所吸引。使斯诺感到遗憾的是，鲁迅先生在《活的中国》出版前夕，于1936年10月19日与世长辞了，一颗伟大而倔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斯诺特约姚克一起参加了鲁迅先生的追悼会，姚克代表他俩写了挽联：“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
3. 在激流之中
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代。西方社会动荡不安，连续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