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当代电影的文学性批评（2）
二 电影与文学
电影虽然对文学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但电影毕竟是以多种物质材料与多种技术混合的一门综合艺术。因此，优秀的电影导演，将重点把握的是电影本体而非文学本体，充分利用文学的要素为电影服务，而不是利用电影的要素为文学服务。在电影中，如何利用文学的各种要素，是对电影的考验。电影要遵循影视文学自身的创作原则和规律。文学创作是一种自由发挥的想象空间，读者通过语言的阅读间接地去感受人物情感，想象人物外表及把握人物精神个性；而电影则必须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是对生活直观的、逼真的、让观众即刻可以感受的视觉映像，所以电影文学的创作或作品改编要符合镜头特点，演员气质及导演风格。电影文学所写下的任何人物的言行、神态都要能变成银屏上具体的、直观的形象。优秀的电影文学编剧与导演，在深刻把握电影技术与技巧上，必须处理好电影与文学的关系。对于电影的“文学性”至少有几个方面必须深入细致地考虑：
首先，电影故事事与文学故事的关系。一个优秀的导演，就是一个优秀的故事叙述者与设计者。张艺谋曾经说过，他拍摄电影的第一要素就是要“拍得好看”，好看除了镜头的渲染和表演外，最重要的是电影本身的故事性，即电影的文学性。凡是最优秀的电影，没有一部没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主人公一波三折的命运，跌宕起伏的叙事悬念及感人肺腑的美好情感。故事与情节是电影的主题决定性因素，要表达什么，赞成什么，否定什么，矛盾内外冲突，个人命运变化，时代风云变幻及故事发生、发展、**和结局的传统结构，在电影设计中一定要非常清楚。张艺谋成名之作《红高粱》叙事性极强，《秋菊打官司》、《一个也不能少》、《活着》都是引人入胜的“拍得好看”的片子，而他的“轰动”美国却在国内遭到很多观众严厉批评的《英雄》和《十面埋伏》，虽然是请著名作家改编与设计的文学故事，由于太注意对历史与人生的“深刻”思考与“先锋性”的实验叙事，两部电影除了技术与画面精巧，场面浩大之外，其对观众内心的震撼力与感染力远不及一部同期上演的人间情怀温暖的电影《暖春》。《英雄》和《十面埋伏》最大的缺陷就恰恰在于其“故事性”的严重削弱与叙事逻辑的非理性化。至于张艺谋未来将拍摄出什么电影，如果他继续坚持抛却他自己所说的“拍得好看”的故事性叙述，只在场面与镜头唯美上下工夫，他的电影将仍然是“华而不实”的“无花果”。
其次，电影人物形象与文学人物形象关系。电影表演又叫“演戏”，戏剧、戏曲的“戏”只在舞台上完成，而电影则是在真实或虚拟的拍摄场地完成。戏的决定因素则是人物个性形象的塑造。文学强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电影同样需要塑造屏幕上的“典型人物”。中外各类经典电影，都为我们留下了一系列电影典型人物画廊。所谓典型，就是具有高度概括能力并现实了某类本质性特征的人物形象。从名著改编后依然保持了原著特色，并继续获得成功的电影典型形象很多，我国现代文学著作的典型阿Q、骆驼祥子、周朴圆、繁漪、高老太爷、觉新等在电影中得到了完美的表现。即使非名著改编的电影，一些典型形象也永远根植数代观众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