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蒋介石和蒋经国的言论；统一中国的言论。如果谁触犯了其中的任何一条，轻则书报和刊物被查禁，重则坐牢杀头。

    台湾当局的新闻检查极为严格，由7个警察特工机关专门组成"宣传会议"，对于任何报纸、杂志、书籍都可以正式或非正式地"过问"。他们可以任意撤掉记者的稿件，裁撤"不称职"的记者，处分任何一家报刊或出版部门。一次"文化清洁运动"，就有10余家杂志被查封。

    为防止大陆的消息传到台湾，国民党当局强迫有收音机的人进行登记。凡是想购收音机的人，先要得到由"保安司令部"审核发给的准购证。一架收音机每年交30元的执照费，还要贴足16元的印花税，执照费和印花税的费用达收音机价值的10％以上，逾期交纳上述两项费用的需加倍处罚。凡是出售无线电器材、收音机和收发报机的单位，一律要将器材名称、数量及存放地点，详细填表后交"保安总部"。与此同时，一些关于收音机知识方面的书籍也被莫名其妙地查禁。如华南书局出版的《音响扩大机》、《单管收单放机》、《初级短波收音机》、《简易交流式收音机》等书道禁，其借口是"向不法分子传授收音机知识，窃听毛匪广播。"

    更习以为常的是，许多杂志书刊一不小心，越出界限而触犯了禁令，那么从此就甭想得安宁。这方面有数不清的例子：

    1960年9月，《自由中国》因冒昧给蒋介石提了几点建议，而以"掩护匪谍"和发表"**抗俄国策"等罪名被勒令停刊，刊物负责人雷震被判10年徒刑。

    《自立晚报》因为刊载了对蒋氏父子"不敬"的文字，而被停刊5个月。

    以刊载幽默文章著称的《人世间》月刊，曾因"几次影射当局"而被停刊几次。

    专门谈论时事的《时与潮》周刊，被指责为"煽动民间不满情绪"，停刊一年，后又以"藐视法庭"的罪名，受到警告。

    1975年8月创刊的《台湾政论》，刚出5期，就以"煽动叛乱"的罪名而被查禁，有关人员被逮捕。

    与此同时，国民党利用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大办党营文化出版事业，企图实现垄断。50年代初，张其昀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一手操纵成立了"中国新闻出版公司"、"中央文物供应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等文化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中国一周》、《新思潮月刊》、《学术学刊》、《国事丛刊》等刊物，并出版《现代国民基础知识丛书》等300多种，这一切使得"党义书籍充斥书肆，**八股满天飞。"

    在这种压抑、**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思想文化界一片死气沉沉。麻将流行，酒家泛滥，今朝有酒今朝醉，狂歌当哭。在百无聊赖的情况下，大家只好讲究一番荷尔蒙、维他命、固精、补肾了。在这孤寂、黑暗的包围下，个别知识分子间或崩出几点创作的火花，或发出几声呐喊，由此又引起当局的惊慌失措和对知识分子的一顿"大棒"，"文案"接二连三发生，其中以"《文星》案"、"柏杨事件"和"毛语录事件"最为典型。

    "《文星》案"：主要是围绕作家李敖和《文星》杂志而展开的。《文星》是一个侧重学术文化的综合性月刊，由肖孟能夫妇于1957年11月创刊于台北，以"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为刊物宗旨。创刊四年，成绩平平，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只是到了1961年由于李敖文章的大量出现，才使《文星》日益引人注目。

    李敖，1933年4月生于哈尔滨，1936年随全家迁至北京，从小就养成读书、买书、藏书的癖好，小学六年级时即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图书馆，遍读《中山全书》、《我的奋斗》，还读了大量的左派书报，如《新华日报》、《观察》等。1949年4月，14岁的李敖带着500多本藏书，随全家迁居台湾，跳班考入台中一中读初二。在台中，他读书更加勤奋，在书库里泡了四年，渐之对台湾教育制度感到不满。读高中时，因反感台湾中学制度，高三只念了十几天，便自愿休学在家，继续广泛读书自学。1954年夏，李敖以同等学力考入台**律系，读了不到一年便又自动休学，不久再考入台大历史系。对于台大，李敖备感失望，于是只好"自由自在自己读书"。台大历史系毕业后，服完兵役，1961年夏进入台大历史研究所工作。

    李敖自称是一个有"宗教狂热的人"，这种狂热包含着某种犬儒式的愤世嫉俗。他极度厌恶在传统伦理教育下滋生出来的好好先生、和事佬以及等而下之的好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和小人。基于对传统和传统势力的厌恶，李敖决定"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赤手空拳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让他们皱一下白眉，高一高血压。"

    1961年，李敖的《老年人和棒子》一文在《文星》杂志刊出，引起全岛轰动，《文星》亦声誉大增，一跃成为台湾知识界最有影响的杂志，主编和肖孟能夫妇亦对李敖表示赞赏。很快，李敖的大量文字见之于《文星》，他大声呼喊全盘西化和自由主义，拉开了重塑胡适形象的序幕。他在批评胡适的保守主义，肯定其全盘西比思想的同时，提出超越胡适，并把抨击的矛头对准了传统文化和传统势力，这就引起了国民党政权的不安。

    李敖以愤世嫉俗之笔抨击传统，嘲讽国民党"好谈道德和正统"，却"挂羊头，卖狗肉，而且狗肉也是当作羊肉贩给别人吃，自己吃美援。"李敖批判僵尸思想在台湾社会借尸还魂，政府空喊选贤任能，却无合理的投票法，喊"不必藏于己"却"屯积居奇的奸商比谁都多。"李敖从否定"传统"，继而发展到否定"道统"，并隐隐发出了"换马"的呼声。这对长期以来一直以中华民族传统和文化的继承者自居，自诩为中国"道统"和"正统"的象征的国民党政权来说，不啻为当头一炮。不仅如此，李敖还在文章中对台湾的党政要人和学者名流，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被李敖点名批评的人有：张其昀、陈立夫、陶希圣、胡秋原、任卓宣（叶青）、陈启天、郑学稼、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毛子水、徐道邻、萨孟武等。这顿时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胡秋原、郑学稼和任卓宣等人对李敖群起而攻之，并相互挖苦、嘲讽和对祖宗挖根。李敖抓住胡秋原当年曾参加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之后又去苏联避难1年半，抗战时期撰写大量"亲苏"文字的历史经历大作文章，最后给胡扣上了一顶"亲共"的红帽子。李敖在攻击胡秋原的同时，又揭开了任卓宣、郑学稼曾为**党员的老底。胡秋原也不甘示弱，以"立委"身份举行记者招待会，到法院以诬陷、诽谤罪控告李敖和《文星》，在指斥李敖是"西式太保"的同时，也给李敖查三代，提出李敖祖父曾在东北做"马匪"，其父曾在王克敏伪政权下任官的历史，给李敖扣上一顶"土匪后代"和"汉奸儿子"的帽子，更抓住李敖少年时代与中学教师严侨来往的旧事，称李敖是"匪谍嫌疑"。

    双方争论闹到台北法院，胡秋原自恃"立委"身份，又有任卓宣、郑学稼等中老年知识分子为后援，毫不示弱。而李敖年轻气盛，既有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又有《文星》肖氏父子撑腰（肖孟能父肖同兹也是"立委"，与台湾大资本家辜振甫关系密切，许多国民党要人系文星书店股东）。双方互相谩骂，互抛红帽子，互称对方为"匪谍"，吵得不可开交，这场官司也持续了十多年。

    最后，国民党从维护"道统"出发，支持胡秋原等人，下令于1965年12月封闭了《文星》杂志，但李敖并没就此歇笔。这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1967年，台湾高等法院以"防害公务"罪对李敖提起公诉，"警备司令部"也开始软禁李敖。1971年，李敖以"涉嫌叛乱"罪被押到保安处，交军事法庭审判，被判刑10年。

    这位深通史学的硬汉作家在法庭上始终一言不发，法官问他为什么不说话时，他终于说了一句："耶酥受审时，他也没有说话。"

    "柏杨事件"：针对蒋氏父子"家天下"的局面，1968年1月3日，艾玫主编的《中华日报》副刊上，刊登了一幅《大力水手》的漫画，内容描绘了水手父子二人合购一个小岛，并在岛上建立起王国。这幅寓意深刻的漫画，立即引起轰动。"警备司令部"派人来审查此事，在原稿上发现了艾玫丈夫、作家柏杨的手迹。1968年3月4日，柏杨以"侮辱元首"罪而被捕。军事检察官引用"触犯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八条、第十条和"军事审叛法"第一百五十条，提起公诉，柏杨被判10年徒刑，并送绿岛执行。

    "毛语录事件"：1970年台北市日本新力电器公司的台湾总代理，为了推销公司新出品的一种小型录音机，特委托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宣传。很快，广告公司设计的广告在《中国时报》上刊出。在报纸第一版的1／2版面上，除了印有录音机的照片外，还有四句一号粗字套红的宣传广告文字：

    直题上句是"复兴文化的新利器"；

    直题下句是"录音器材的大革命"；

    两句横题是"毫毛细语，传真实录。"

    万万没料到，广告设计人员独具匠心的创作到了"警备司令部"检查人员的眼里，就简直就成了大逆不道。因为，当时大陆正开展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亿万人民正在热火朝天地学习马列著作和**语录。而这四句广告文字当中，正好组成"文化大革命"和"毛语录"的字样。这在本来神经过敏的特务眼里，当然就构成了大罪。"警备司令部"在广告刊出的当天上午，即派出大批人员，到《中国时报》调查广告来源，逮捕了广告设计人员，并命令广告公司撤回原准备第二天在《联合报》刊登的同样广告。广告公司、《中国时报》等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也因为工作"失察"而受到相应的处分。

    在拼命压抑人民自由思想的同时，国民党政权还推行一系列愚民政策。退台之初，蒋介石提出要强化对教育的控制，"要建立以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教育"。针对此，台湾教育当局制订了"民族主义的伦理教育、民权主义的民主教育和民生主义的科学教育"的三民主义教育方针。

    为了贯彻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对青年灌输蒋介石所一贯宣扬的民族伦理道德，即"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伦理为出发点来启发一般国民的父子之亲，兄弟之爱，推之以邻里乡土之爱，和国家民族之爱"。他们规定《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作为大中学生必读的基本教材，以控制台湾青少年的思想。同时，向学生强行灌输"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信念，把学生造成服从统治的顺民。

    在文学艺术领域，一方面倡导体现传统"仁义道德"的作品，一方面极力炮制**之作，对大陆和**肆意歪曲和诽谤。同时，当局还大量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黄色文化。五六十年代，台湾文艺界盛行"两头主义"，即"枕头和拳头"。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书报，色情和武打充斥市场。

    对于这种种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许多人十分反感。部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暗中收听祖国大陆的广播，秘密传阅**著作和各种进步书刊。有人甚至给蒋经国写信提出种种疑问：既说**"违反人性"，为何世界各国纷纷与**建交？既称**"乱象频仍"，为何统治大陆近30年未见崩溃？民生主义在台湾实施多年，为何还贫富悬殊？台湾《大学》杂志，1973年8月发表文章《莫把**当作遮羞布》，对蒋政权的**宣传进行猛烈抨击。文章说："很多见不得人的丑事，都借**的名义来做，**变成了那些人的遮羞布。"《联合报》发表文章认为，"**宣传几乎成了最枯燥的读物，大多数人从不寓目"。

    蒋介石"保密防谍"的结果，越保密越泄，越防谍越多，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没有偷"。

    □ 作者：何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