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时期的阮籍强调天与人的统一，竹林时期的阮籍则以自然排斥名教，总体上说，如此理解他的思想变化大概没有问题。但进而深索之，阮籍思想的变化，不仅表现为对天人之"关系"的理解不同，而且也表现为对其本身"意蕴"的规定不同。照阮籍《乐论》和《通易论》的说法，宇宙是个包含着差别和对立结构的和谐整体，作为宇宙整体的"天"和"人"两个部分，在差别和对立中保持着统一，并在差别和对立中维持动态的稳定与平衡。
由于《通老论》属于残文，其意旨只能推知。该文认为，人类社会是个有着君臣上下之分的整体，三皇是"依道"而治的。那么在逻辑上说，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对应，它也理应是一个有着差别结构的整体。可是，竹林时期的阮籍却倾向于把宇宙整体理解为一个无差别的原始混沌，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同在无差别和无对立中维护着自身的和谐与稳定，保持着他们的统一。阮籍说：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大者恬其性，细者静其形；阴藏其气，阳发其精；害无所避，利无所争；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为夭，存不为寿；福无所得，祸无所咎；各从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
--《大人先生传》至道之极，混一不分，同为一体，得失无闻。伏羲氏结绳，神农教耕，逆之者死，顺之者生。又安知贪夸之为罚，而贞白之为名乎！使至德之要，无外而已。大均淳固，不贰其纪，清静寂寞，空豁以俟。善恶莫之分，是非无所争，故万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
--《达庄论》无疑，阮籍依然是从"天人合一"的层面理解和规定对象，强调宇宙整体的和谐。但在这里，无论是他所说的"天"或自然界，还是"人"或社会人事，在内容上均不同于过去，他所说的宇宙也不是如同过去所说的是个有差别结构的整体，而是个包容天人在内的混饨世界。阮籍借用《庄子·齐物论》的说法，把自然界喻为是个硕大无比的圆盘子（"大均"），认为它遵照着一定的秩序而运转变化。自然界的秩序是无心的或无意识的（"清静寂寞，空豁以俟"），因此，自然界的一切也就说不上善恶之别，是非之争。
宇宙万物在自然界的特定秩列中依据于自身的规定性（"性"或"形"）而存在，它们顺应自然而生，又顺应自然而死，构成一种"万物并生"、"混一不分、同为一体"的和谐状态。阮籍崇尚自然、歌颂自然，但已经不是儒家心目中那种设立在差别和对立结构基础上的自然，而是庄子所规定的那种混沌的自然。
如果说，阮籍上面的说法对自然界的秩序性尚且有所肯定的话，那么，在"大人先生"的歌词中，他则满怀激愤之情把这一点甚至也否定了。歌曰："天地解兮**开，星辰霄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这个说法，不仅突破了儒家的自然观念，甚或突破了庄子的自然观念。宇宙可谓是一片真正的、彻底的混沌。
照阮籍"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自然界的原则同时又应该是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原则。人作为宇宙万物之中的一物，在"至道之极"的理想社会中也如同自然之物一样，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别，无利害之冲突，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寿是夭，也不知道什么是福是祸，每个社会成员都按照自然的原则而生活，社会整体处于一种秩序井然的和谐状态。显然，阮籍所设想的这种理想的社会，已经全然不是儒者所规定的那种具有上下之分、贵贱之别的明确等级结构的和谐整体，而是一种无差别、无对立、无矛盾而超越了名教礼法的整体。用《庄子·山木》篇的说法："天"亦是"天"，"人''亦是"天"。"人"作为个体存在完全失去了自身的社会本质，成为一个与自然混一不分的纯自然之物；"人"作为群体存在也相应地成为一个纯自然化的社会。这正像阮籍自己所说的"至道之要，无外而已"。"人"为"内"而"天"为"外"，因此，所谓"无外"也就是"天人合一"，但阮籍在这里所强调的不是"以天合人"，而是道家的"以人合天"或"以天灭人"。照今人之说，人与动物有本质的不同，更与一般的自然物不同。动物与它所依据的外在自然界直接是一个东西，它并不能把自身与它所依赖的自然界自觉地区别开来。而人是一个有意识的存在，他能自觉到自身与他物及自然界的区别，所谓"内外"之分。阮籍似乎并不否认人的自我意识，甚至也并不否认人的社会生活。但他认为人的自觉就在于"无外"，自觉地取消人与他物或社会与自然的"内外"区别，自觉地回归到大自然中去，与大自然维持一种直接性的统一。因此，阮籍所理解的人类社会生活可以说是一种非人的纯自然化的生活，人类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界无区别的自然化的社会。阮籍自己并没有这样说，但照他"至道无要，无外而已"的说法，他所理解的社会只能是一种无差别的原始混沌，它与自然界的统一，构成宇宙整体的无差别混沌。
随着自然在"意蕴"方面的这种变化，显然它不能也不可能成为社会存在或名教的根据，而演化为自我意识所追求的目标，或说成为自我意识的主体安息灵魂或精神的一片乐土。与此同时，阮籍所理想的那个"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不再纯粹是客观世界的表征。本质上说，它作为一种无差别的混沌己经内化意识主体的主观世界，演化为阮籍本人所理想的一种精神境界。
阮籍对自然之所以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对"天人合一"的那种无差别的混沌那么津津乐道，其真正的理论目的就在于试图寻求一块安身立命之地。但是，这块精神的"伊甸园"已经不是在以自然为根据的名教之中，而是在超越了名教的自然之中。这是阮籍的自然与名教之辨在"意蕴"层面的变化，与"关系"层面相比，这似乎是一种更为本质或更为重要的变化。
追寻阮籍思想在"意蕴"层面上变化的原因，可以说既与历史上儒道两家思想的相互冲突与相互渗透有关，又与现实的社会矛盾有关。它乃是在历史与现实交叉点上的产物。
魏晋时期思想领域内的自然与名教之辨，无疑是当时玄学家所十分重视的问题，但就其内容来说，实际上并不为玄学所特有，而一直是先秦以来诸子之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名教作为与自然相对应的一面，虽然历来是儒家所特别强调和提倡的东西，但也不仅仅专指儒家的思想，同时也系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那一套现实存在的封建性的宗法等级制度以及为之服务的那一套伦理道德规范。名教作为一个理论问题的正式提出是在汉代，然而它作为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的关系，实际早在先秦时期即已经成为人们所必须生活于其中的一种现实，因而它的合理性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所必须讨论和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