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阮籍思想倾向的演变及其庄学思想的产生，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般地说，任何一种思想或任何一个人的思想演变都是各种有关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概而观之，可以归结为社会背景和主体自身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外部环境决定和制约着主体的思维模式、倾向和思想内容；另一方面，主体自身并不完全是消极的、被动的，由于主体的特定经历、性格、情感的作用，特别是由于主体自身的原有认识结构的作用，因此，某一理论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主体对外界的信息予以主动地选择、加工、改造的过程。正由于此，在同一时代或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各种理论或思想既有某种共同的特质，但同时每一个人的理论或思想又千差万别，面目各有不同。现代认识论已经证实了一种特定认识的发生与演化乃是主体与客体双向交互作用的结果。对阮籍的理论或思想亦当作如是的理解。阮籍的玄学哲学以自然与名教之对立为基本特质，如果追溯这一思想倾向发生之源，早在汉未之世就显露其端倪。当时儒家所特别推重的名教，其绝对的权威地位开始在一些士人心目中发生了某种程序的动摇。这种变化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其原因极为复杂，可存而不论。就与我们的论题有关来说，在思想文化领域已有人追求通达或旷达，不同程度地对名教礼法表现为蔑视的态度。其中，戴良的态度极为典型，与后来的阮籍等人的旷达行为极为相似。
史载：（戴）良少诞节，母喜驴鸣，良常学之以娱乐焉。及母卒，兄伯鸾居庐啜粥，非礼不行，良独食肉饮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毁容。或问良曰："子之居丧，礼乎？"良曰："然。礼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礼之论！
夫食旨不甘，故致毁容之实；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论者不能夺之。良才既高达，而议论尚奇，多骇流俗。
--《后汉书·戴良传》传统儒学主张"以礼制情"，汉人尤崇尚名教，而戴良却不仅废弃礼法，反其道而行之，并能讲出一套与世俗不同的道理来，所以史书既说他"诞节"，又说他"议论尚奇，多骇流俗"。
有史可稽者还可以举出孔融来。据《后汉书·孔融传》载，路绰奏称孔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中微行，唐突宫掖。??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耳。子之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孔融为孔子之后，是汉末声望卓著的大名士，他追求通达的言行对时人的影响很大。后来曹操以"不孝"之罪名处死孔融，显然这是铲除政敌的借口，但孔融之蔑视名教，废弃礼法，亦当是事实。
最值得注意的是魏文帝曹丕。《世说新语·伤逝》载：王仲宣（粲）好驴鸣。既葬，文帝亲临其丧，顾于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曹丕时为太子①，其通达而不拘礼教，远比普通人对士人的震动为大。他后来代汉而作了皇帝，虽然对儒学曾表现出某种尊重的态度，但似乎没有根除通达之旧习。据傅玄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张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晋书·傅玄传》）如果说，曹操的"好法术"以间接的形式破坏了名教的崇高地位，那么，曹丕的"慕通达"则以直接的形式推动了玄风的盛行。
① 王粲卒于建安二十二年正月，曹丕被正式立为太子，时在同年十月。
汉代崇尚名教之治，以察举制选拔人才。选拔人才的标准一是德行，二是才能。以德选人固然有整饬人心、严肃风化的社会作用，但同时造成士人崇尚名节而苦节，终而使之向反面转化，士人对繁文褥节产生反感而否认名节，形成一股放诞旷达之风。原因是否如此，可置之一边。傅玄所说的"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虽然可能专指正始之后的玄学理论而言，但士人要求摆脱世俗礼教的束缚而追求通达的习气，在汉末即发其端，于文帝之后而始兴，亦当是事实。
士人的放诞旷达行为或习气，表现的是一种与传统儒者旨趣大异的新的精神追求，它必然要反映到思想或理论的层面上来。反过来说，哲学必然为它的合理性作出理论上的证明。这一理论根据，当然在传统儒学那里是无法找到的，因此，一部分士人自然把视角转向了老庄道家那里。东汉学人冯衍在《显志赋》里说："常务道德之实，而不求当世之名。阔略杪小之礼，荡佚人间之事。"仲长统的《昌言》说："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世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傅毅的《七激》说："游心于玄妙，清思于黄老。"侍别是曹植后半生受曹丕迫害，不仅在政治上无法展其抱负，就连性命也是朝不保夕，终致优伤而死，因而他不得不在老庄哲学那里寻求精神的安慰。其《释愁文》曰：吾将赠子以无为之药，给子以淡泊之汤，刺子以玄虚之针，炙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乔与子遨游而逝，黄公与子咏歌而行，庄子与子具养神之馔，老聃与子致爱性之方。趣遐路以栖迹，乘青云以翱翔。以上诸人之说发生的具体背景及其具体意义可能不同，但他们企慕玄言，以道家思想为宗则无异，亦与正始之后的玄学家的思想旨趣契合。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大都表现为崇尚自然的倾向与儒家之说不合，且与竹林时期的阮籍等人的思想倾向遥相呼应，在逻辑上包含着后者的思想内容并且向后者发展的可能性。不过需要指出，他们的言论仅仅是借助于道家之说，或者是偶尔发表一些议论，或者是偶尔抒发一下个人的人生感受而已。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都还算不上是一种哲学理论，他们的思想需要提升一步并且系统化。
道家之学经历了长期的酝酿，到正始年间，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正式诞生并特别流行。但当时玄学家的理论兴趣主要是在老学方面，而不是在庄学方面。这是有原因的。老子和庄子虽然都重在超越世俗，以主体与自然本体相合的精神境界为目标，但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内容又有明显的差异。照历来学人之通见，老子哲学是一种帝王术，或说包含有帝王统治术的内容。汉初的数十年，统治者十分推崇黄老之学，使之一度获得官方指导理论的地位。所谓黄老之学，其实本质上就是以老学为主的哲学形态。由此足见老子哲学本身就具有政治方面的功能。庄子之学则纯以齐物逍遥为旨归，主要着眼于个体精神生命的层面，更适用人的随顺世俗、旷达放逸的生活态度。正始前后，最重要的理论课题是如何矫正曹魏政权名法之治的弊病，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个人精神出路的问题不占主导地位，因此，当时的思想家多把精力放在了老学方面，企图从中开出一条内圣外王之路。但需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正始玄学在理论上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