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之后，阮籍与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阮咸诸人，共为"竹林之游"，史称他们为"竹林七贤"。当今学术界通常把竹林七贤的学术思想活动时间称为"竹林时期"，这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的。东晋时袁宏作《名士传》，把自曹魏以来的名士分为三个时期。《名士传》今已不存，《世说新语·文学》有"袁伯彦（宏）作《名士传》成"条，刘孝标注说：宏以夏侯太初（玄）、何平叔（晏）、王辅嗣（弼）为止始名士。阮嗣宗（籍），嵇叔夜（康）、山巨源（涛），向子期（秀）、刘伯伦（伶）、阮仲容（咸）、王濬冲（戎）为竹林名士。裴叔则（楷）、乐彦辅（广）、王夷南（衍）、庆子嵩（敳）、王安期（承）、阮千里（瞻）、卫叔宝（玠）、谢幼舆（鲲）为中朝名士。显然，袁宏的划分着眼的是玄学学术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可是，所谓"竹林"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时间概念或历史概念，其时间的上限和下限并不完全明确。我们这里所说的"竹林"时期，主要是沿用历史或传统的说法，借以标定阮籍晚年生活的这段历史。大体上说，其上限定在嘉平元年（249），下限定在景元四年（263），亦即阮籍卒年。这不仅是阮籍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活动时期，同时也是他最重要的政治活动时期。
（一）关于"竹林"几个问题
竹林七贤或竹林之游是当时统治阶级上层政治斗争的产物。如上所述，正始十年，司马氏发动"典午之变"，给曹氏集团以沉重打击，基本上控制了政局。但司马氏集团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乘胜前进，对异已势力大砍大杀，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血腥镇压。史籍记载了以下几个重大事件：嘉平三年（251），太尉王凌谋废齐王曹芳，改立楚王曹彪为帝，企图迁都许昌，以谋求摆脱司马氏对曹氏皇室的控制。谋败，王凌被夷灭三族，楚王曹彪也遭杀害。嘉平六年（254），少帝曹芳亲自出马，与中书令李丰、唇父张缉、黄门监苏烁、永宁宫令乐敦、冗从仆射刘贤等，谋以夏侯玄代司马师辅政，事泄，李丰、夏侯玄等八族被夷灭，曹芳被废，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正元二年（255），镇东将军肝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以淮南兵反；甘露二年（257）.征东将军诸葛诞又以淮南兵反，均先后被司马氏以武力镇压下去。甘露五年（260），高贵乡公谋诛司马昭，事败被杀，司马昭改立常道乡公曹矣为帝，至此，曹氏集团的势力被消灭殆尽。景元六年（265），司马昭死后不入，其子司马炎即代魏称帝，工式建立晋朝。司马氏在这一步步篡权的过程中，对反对派的镇压是极其严厉和残酷的，可谓是杀人如麻。腥风血雨般的政治气氛，给士人的心灵蒙上一层厚重的阴影。"识者虑有危机"（《世说新语·规箴》注引《名士传》），人人自危，朝不虑夕，普遍对自己的命运和生命感到极大的忧惧。这种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使士入对肚事往往是讳莫如深，唯恐避之而下及。于是，一般借助于清谈形式以回避政治的退隐之风盛行开来。
阮籍、嵇康等人，基于对世事的共同感受和对自身生命的优虑，共结为"竹林之游"：①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 康少亚之。预此契旨，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世说新语·任诞》然而，在司马氏的屠刀下，要想摆脱政治是很困难的。由于政治的强制力，正始以后不久，竹林中的大部分人没有走向山林去做超世的隐士，而是先后出山做了官。害怕卷入政治纠纷而又无法远离政治的矛盾，使得阮籍诸人不是表现为一般的"退隐"或"出世"，而是表现为一种奇特的"世隐"或"朝隐"式的生活态度。他们身在庙堂，却又标榜心在山林；虽然身任官职，却又"仕不事事"，遗落世事。他们"口出玄远".借清谈以表示自己远离政治。他们或酣饮纵放，或服食求仙，以掩饰自己对现实的失望和内心世界的苦问。竹林诸人的精神风貌、政治态度和生活情趣在当时的士人阶层中是极具有代表性的，这是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的特定的社会现象。关于"竹林之游"，有下面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予以说明：第一，"竹林之游"形成的时间和过程。丁冠之先生指出，正始未年，曹氏和司马氏集团的矛盾已经白热化，曹爽专擅朝政，排斥司马氏，司马氏伺机反攻，终于在正始十年给曹爽及其党羽以致命打击。在这种形势下，"七贤"的主要人物对政治部采取了回避态度。"正始未年以后，他们并居山阳，退隐清谈的风气就形成了。"① "竹林之游"的成因很复杂，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又有玄学思潮方面的原因。这里仅就前者而言。
①对于竹林之游形成的具体时间，当前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有一点相同，即都倾向于它形成于正始之后。丁冠之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明确地把它的形成定在七贤"并居山阳"期间，这个说法大体是可信的。我们所要补充说明的是，"竹林"不是形成于一时，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酝酿和聚集的过程。
《晋书·山涛传》载，山涛"每隐身自晦，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说，向秀为"河内人，少为同郡山涛所知，又与瞧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并有拔俗之韵，其进止无不同。"《世说新语·贤媛》说："山公与槛阮一面，契若金兰。"《晋书·王戎传》载："阮籍与浑为友，戎年十五，随浑在郎所。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细绎上面几条史料，可以设想竹林形成的过程。山涛与向秀为同乡，可能二人相识较早。山涛、向秀后遇嵇康，于是相交为友。阮籍与阮成为同族，用不着说，他们早就认识，阮籍与王戎早在正始未年即为忘年之交（参见上文）。最后，山涛、嵇康又与阮籍相遇，山涛佩服嵇、阮二人的才致，嵇、阮二人佩服山涛的见识，遂结为至友。山、嵇、阮是竹林七贤的中心人物，他们的相识，意味着"竹林之游"的正式形成。
在七贤中，唯有刘伶与其他人交往的过程不大清楚。《世说新语·任诞》注引《文士传》云，阮籍自求为步兵校尉，"入府舍与刘伶酣饮。"阮籍任步兵校尉一职在"竹林之游"形成之后，不可能此时才与刘伶初识，但由此可以推想，二人以酒相交较早，刘伶是通过阮籍而与竹林其他人相识的。
"竹林之游"正式形成干何时呢？《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说，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阮籍等"游于竹林，号力七贤。"又《集圣贤群补录》（下）说，竹林诸人"在嘉平并居山阳，共为竹林之游。"嘉平（249-254）是魏帝曹芳的年号。根据上面的两条史料可以确定，"竹林之游"当正式形成于嘉平年间，且在七贤并居山阳之时。问题的关键是并居山阳的具体时间。嵇康所居的中散大夫是个闲职，有可能早就寓居在山阳。
检山涛行止，他为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年四十始任本郡主薄之职。曹爽被诛前年，鉴于司马氏与曹氏之争，"遂隐身不交事务"。司马师于嘉平三年（251）执政后始出仕。（《晋书·山涛传》）山涛隐居之地可能在其故居怀县。怀县与稽康寓居的山阳（今河南修武县）并在黄河以北，两地相距不会大远，可能来往甚便。由此可以断定，山涛参与山阳"竹林之游"必定在其被司马师征辟之前。阮籍在曹爽被诛后，曾被司马懿辟为从事中郎。嘉平三年，司马懿卒。第二年，复为司马师的从事中郎。他唯于此时有一段闲居的时间，有可能到山阳去。又《晋书·嵇康传》载："（王）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温之色。"此处所说的"二十年"可能有误。嵇康卒于景元三年（262），王戎时年仅二十九岁。照"二十年"推断，则其与嵇康并居山阳时还是**岁的小孩子，这样的一个小孩子参与"竹林之游"当然是不可信的。因此，"二十年"的"二"很可是衍字，"二十年"或为"十年"之误。如果这个推断不误，那么，王戎与嵇康在山阳并居时当在嘉平三年，这正与山涛的隐居时间及阮籍问居时间吻合，也与《集圣贤群补录》的说法相契。而此时刘伶、向秀、阮咸、王戎似乎均未出仕，他们完全有可① 丁冠之：《嵇康》，《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第161、162 页。齐鲁书社1980 年版。
能到山阳去。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大体确定，"竹林之游"酝酿于正始末年，于嘉平三年前后正式形成"并居山阳"的局面。
第二，竹林七贤的活动方式及其存在期限。"竹林之游"从正始起到嘉平三年正式形成后，很可能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里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历史上所说的"竹林之游"，不能仅仅理解为七贤并居山阳、酣饮于竹林之中一段时间，只是因为这段时间竹林诸人可能聚集的机会较多，活动也较集中，所以史籍称之为"竹林七贤"。实际上，"竹林之游"既非一时，也非一地，甚至也不是七个人常聚在一起活动，相反，倒是在不同地点以分散活动的方式较多。《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说："（向秀）常与嵇康偶锻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向秀与嵇康的锻铁地址大概在洛阳城外的"柳林"中。《世说新语·简傲》载，钟会"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于期力佐鼓排。"注引《文士传》说，稽康"家有盛柳树，??恒居其下做戏，乃身自锻。"又《世说新语·伤逝》说，王戎乘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言，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炉，竹林之游，亦预其末。"黄公酒垆也很可能在洛阳城外①，只是具体地点不详。《世说新语·排调》载："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晋书·刘伶传》载："（刘伶）不妄交游，与阮籍、稽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可见，竹林七贤集中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多是三五人相聚而清谈饮酒。其活动地点也不固定，除了山阳一地外，尚有京师洛阳，而在洛阳至少知道有"黄公酒垆"和"柳林"两处地址。
明确了竹林活动的特点，我们可进而考察"竹林之游"是何时结束的。
嘉平四年（252），司马师继其父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同年，阮籍做了司马师的属官。大概在这一年，山涛接受司马师的劝告，不愿再做隐居山林的"吕望"，也出山做了宫。（《晋书·山涛传》）此后，嵇康也到洛阳居住。①大约在嘉平四年或嘉平五年期间，竹林七贤在山阳并居的活动宣告结束，交游的地点由山阳传到洛阳。在洛阳，竹林七贤大部分人的活动方式可能仍以酣饮清谈、遗落世事为基本特征。他们的活动，可能一直延续到甘露三年（258）。这年，稽康或因得罪司马氏的宠臣钟会，又拒绝司马氏的征辟而遭到不满，被迫离开京师而避祸河东。嵇康离开洛阳到他被司马昭下狱杀害之前，可能一直没有回到过京城洛阳。嵇康是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之出走意味着"竹林之游"的正式终结。但需要指明，嵇康离开洛阳并不意味着竹林其他人交游的结束，也不意味着竹林请人生活态度的改变。其中除了个别人的情况稍有例外（如山涛），而在大多数人那里，那种独特的生活态度似乎是一直延续无变。第三，关于"竹林之游"的性质。竹林七贤既无政治纲领，也无明确的固定的学术宗旨；既无固定的活动地点和时间，也无确① 关于王戎经黄公酒垆事，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此论盖好事者为之耳。"其事可能虚构，但其地或可为真。侯外庐说："嵇康在洛阳，也常与人们在那有名的'黄公酒垆'饮酒。"（《中国思想史》第三卷第五章第一节第158 页）此取侯外庐之说。
① 刘汝霖把嵇康锻铁、钟会造访桩康而遭冷遇二事定于嘉平五年。（见《汉晋学术编年》下册第7-9页）
依此推测，嵇康到洛阳居住当不晚于此年。
定的组织形式，就此层意义而言，他们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或学术团体。②"竹林之游"是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以逃离现实、保全自身的生命力目的，以清谈饮酒为基本活动方式而结合起来的一个带有"俱乐部"色彩的临时聚会。但竹林七贤并不仅仅是一帮放纵任达的猖狂之徒，他们大部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政治主见。在其逃离政治的避世倾向背后潜藏着的是对世事的关注。除此之外，他们还代表着玄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竹林七贤的思想倾向并不完全相同，他们或者沿着何晏、王弼"贵无论"玄学，继续致力于自然与名教的综合；或者崇尚老庄，鄙弃儒学，把自然与名教对立起来。他们不但在内部常常有思想上的交锋，而且也常常与外部的人进行辩论，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贵的思想资料。竹林七贤中的一些人，例如，阮籍、嵇康、向秀等人的代表性学术著作大都完成于竹林时期，其思想成熟也多在此时。从这一特定的层面而言，"竹林之游"除了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之外，也可以视为是一个准学术性质的团体，至少他们的活动带有某种学术性质。
② 参见丁冠之：《嵇康》，载《中国古代著名哲学评传》第二卷第161 页。
（二）政治上的彷徨与矛盾
阮籍并不是一个毫无政见、是非不分的胡涂士人。他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无疑对司马氏的专断横暴和阴谋篡权行为是不满的；但或许与性格上的软弱有关，他又无勇气表示公开反抗，因而在与司马氏的关系上表现为一种若即若离、敷衍游戏的政治态度。另一方面，由于曹氏王室是"正统"所在，再加上父辈与魏室的臣属关系，阮籍很可能对之抱着某种同情的态度。
但曹氏集团的**、无能，又不能不引起阮籍的失望，因此，阮籍并没有公开站在曹氏集团一边而成为它的殉葬者。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阮籍，出于对现实的失望与不满，试图走一条超脱政治与世事的道路，但现实的强力又使他无法从世事中真正抽身。因此，徘徊徬徨、犹豫不决成为他的政治态度的基本特征。
1.被迫出仕。
正始十年（249）四月改元嘉平，阮籍时年恰四十岁。如上文所说，大概在"典午之变"的当年，阮籍就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在竹林时期的七贤之中，阮籍的出仕是较早的一个，这大概除了与他的年龄相对较长之外，也当与他的声名隆盛而深受司马氏的注意有关。关于阮籍出仕的原因及其过程，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阮籍的性格，他之出仕很可能是出于迫不得已。"典午之变"，司马懿一举诛灭曹爽、何晏等八族，前后共杀人汁三千之多，以至于造成"名士减半"，天下震动的恐怖局面，这无疑对当时士人的心理压力是极为强烈的。另一方面，司马懿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进一步瓦解曹氏集团的力量，对一些人大概也实行了威胁、利诱、拉拢的策略，格康的声望并不比阮籍低，但可能与曹氏有姻亲关系，且早就做了朝散大夫，所以司马氏当时大概没有怎么打他的主意。阮籍早就养成了极高的声名，而且就他拒绝曹爽征辟一事，显然在司马氏看来他在政治上并没有靠到曹氏集团一边，所以，很自然成为司马氏注意和拉拢的对象。对于一个手无寸权的普通知识分子来说，可以想象出，阮籍是很难抗得住司马氏强大的政治压力的。如果说，在正始时期相对宽松缓和的政治气氛中，知识分子的出处尚有某种相对自由的话，那么，在竹林时期极为严厉与恐怖的气氛中，这种自由恐怕是丧失殆尽了。这只需看一看竹林诸人或者被迫出仕，或者拒绝合作而被杀，就足以明白其中的道理。
如，《晋书·山涛传》载："（山涛）与宣穆后有中表亲，是以见景帝。
帝曰：'吕望欲仕邪？'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山涛在曹爽被诛前，因怕牵连到政治旋涡中而一度隐退。这次复出是在曹爽被诛后，司马师的劝告显然具有威迫的意味。向秀的出仕更有被强迫的性质。《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说："后康被诛，秀遂失图，乃应岁举到京师诣大将军司马文王。"向秀与嵇康关系极为密切，他这次应辟到洛阳见司马昭，显然与嵇康被诛后的严峻形势有直接关系。嵇康被杀，司马氏的借口是不孝，但实际原因是他拒绝司马氏的征辟而遭到忌恨。《魏氏春秋》载："大将军（司马昭）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于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汤武，大将军而怒焉。"（《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以上儿条史料说明，当时士人的出处是身不由已的。以理推之，阮籍的出仕似也不会例外。阮籍出仕后，政治上对司马氏一直抱着一种消极的态度，由此也可以说明上面的设想不是没有道理的。
2.对嘉平六年废立一事的态度。
司马懿于嘉平三年（251）卒后，阮籍又做了司马师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一直到嘉平六年（254）。这一年，司马师废齐王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并改年号为正元，在君主**度下，废立的是一件了不得的天大之事，这当然不能不引起当时朝野上下的注意和震动。对于这场事变，阮籍究竟取何种态度，史籍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从他自己所作的诗赋中，还是透露出一点端倪。在这个事件发生后的同年秋天，阮籍写了一首《首阳山赋》①，抒发了自己内心的感受：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采薇。
彼背殷而从昌兮，投危败而不迟；此进而不合兮，又何称乎仁义。
肆寿天而弗豫兮，竞毁誉以为度。
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武王伐纣，伯夷兄弟表示反对，批评武王说："以臣拭君，可谓仁乎？"后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司马迁称赞伯夷兄弟是"积仁洁行"，孔子称赞伯夷兄弟是"求仁而得仁"，而阮籍一反前入之见，"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并直斥伯夷兄弟之行是"肆寿夭"、"竞毁誉"，不得"称乎仁义"。阮籍对伯夷兄弟的这种异乎寻常的评价是很值得细细品味的。司马师废齐王，其借口是齐王不亲万机，耽于内宠、**宫室、不亲不孝，打的是匡扶帝室的旗号。（见《三国志·魏志·齐王纪》及裴松之注）这与武土伐纣时所打的除暴安民的旗号恰好相同，阮籍批评伯夷兄弟之行，表面上似乎是对司马师行废立之事的肯定和支持，实际上这很可能是正话反说。否则，这首赋的首段为什么要极力宣染一种悲凉、沉闷、孤独、无可奈何的气氛："风飘回以曲至兮，雨旋转而纤襟"，"时将暮而无涛兮，虑凄沧而感心"；为什么作者与伯夷兄弟一样，分外重视自己的自然真性："信可宝而弗离兮，宁高举而自傧"。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赋中"秽群伪之乱真"一句，我们很难与伯夷兄弟之行联系起来，而使我们想到的倒是司马氏一伙包藏祸心、以假乱真、虚伪丑恶的卑劣行径。
说到此，使人不由联想到阮籍的《咏怀诗》第十六首的内容。诗中写到：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
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
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
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据何焯所说，所谓"是时鹑火，日月相望"，隐指司马师于嘉平六年行废立的时间，断定"此诗正指司马师废齐上下也。"（《义门读书记》）诗中极力烘托着一种凶恶横暴、凄惨严厉的气氛，这难道不正是对司马氏专权当道、残杀异已、妄行废立的真实写照吗？
阮籍与伯夷兄弟一样，都处于鼎革之世，但他所遇到的司马氏父子却没有周武王那样的宏量，因此，他既不能像伯夷兄弟那样直接对司马氏的行径表示反对，又不能学伯夷兄弟走隐居采薇的道路，只好借批评伯夷兄弟以自我解嘲。从内心来说，他对司马氏行废立之事是反对的，而对伯夷兄弟是肯① 该赋序语云："正元元年秋，余尚为中郎，在大将军府，独往南墙下北望首阳山，作赋曰：??"据文中语气，此赋似为追忆之作。
定的。他的《咏怀诗》曾多次提到"首阳山"①，可见，伯夷兄弟的高德洁行在他的心灵中曾引起了强烈共鸣。如在另一诗中，阮籍极力赞扬伯夷兄弟是"求仁而得仁，岂复叹咨嗟"（《咏怀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