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景初三年（239），明帝卒。第二年，齐王曹芳即帝位，改元正始。从正始元年到嘉平元年（249，正始十年四月改元），恰好十年，阮籍三十一岁至四十岁。在这十年中，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由暂时的合作走向分裂，政治局势由相对的稳定走向动荡不安。与此相应，阮籍的政治态度或生活态度也经历了一个剧烈而痛苦的转化过程。阮籍在《咏怀诗》里自述说：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
元凯康战美，多士颂声隆。
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常融。
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
园绮遁南岳，伯阳隐西戎。
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
人谁不善始，鲜能克厥终。
休哉上世士，万载垂清风。
--第四十二首阮籍本来对"王业"抱着极大的热情，期望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他曾经设想朝廷能人才济济，有"八元"、"八凯"式的英雄出现，通力合作，完成一统天下的宏业。但后来形势的实际发展却正与自己的愿望相反，魏氏朝廷经过短时期的相对平静后，形势猝变，政局日趋恶化。阮籍深深感到这种"人事盈冲"的剧变，无异于阴阳错舛，天时由泰变否。因此，希望由失望所代替，由建立功名的满腔热情为隐遁之冷漠所代替，由向往功德式的"元凯"之辈变为崇尚超世式的"园绮"、"伯阳"之士。
阮籍明确地表示了对老庄道家返朴全真哲理的向往，他要以上世的隐士为楷模，放弃"宠耀"，发誓做个"万载垂清风"之士了。阮籍的这首诗大概也不是坐空自悼，而是有因而发的。
明帝曹叡临终，遗嘱大将军曹爽、大尉司马懿共辅八岁的少帝曹芳。在正始的前几年，以司马懿德高名隆、资深望重，曹爽对他的态度基本上还是尊重的，"以宣王（司马懿）年德并高，恒父事之，不敢专行。"（《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曹氏与司马氏这两种政治势力处于相对平衡状态，至少从表面上看，政治局势还是比较稳定的。但同时，当时的政局也潜藏着深刻的危机。曹爽是已故大将军曹真的儿子，属于曹氏皇族的远系。曹真在世时，很受文帝曹丕的倚重。
在明帝之世，曹爽也颇受明帝曹叡的器重。但曹爽本人却是个依靠祖荫和与皇室的同族关系而居重位的浮华贵介公子，实际上并无真正的经略军国大事的宏才。据史料记载，他登上宰辅高位不久，就骄奢淫逸，并结党营私，企图"专擅朝政"。大约从正始初到正始三年一段时间内，曹爽使"兄弟并典禁兵"，如以其弟曹羲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又"乡树亲党"，先后起用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夏侯玄诸人，并委之重任。（见《三国志·魏志·曹爽传》及裴注）为了控制少帝曹芳，在止始初即尊曹叡之后郭氏为皇太后，并迁居永宁宫①。（见《三国志.魏志·后妃·明元郭皇后传》）
① 曹爽的这一系列政治措施，大都发生在正始前期，王葆玄有详考。（参见《正始玄学》第二章第87-89页，齐鲁书社1987 年版）关于曹爽结党营私、专擅朝政之说，多出自晋人，不无党见的意义，但也不会纯是虚词，当有所根据。
对此，司马懿当然是不大满意的，但大体上他还是采取了隐忍的态度。不过，这也为后来司马氏与曹氏的公开冲突埋下了种子。从曹爽的所作所为看，他并不是阮籍所理想的"良辅"，他选拔的人物，大概也不是阮籍向往的"元凯"式的贤美之士。当时的阮籍对魏室不免有点失望，但似乎对政局好转的信心井未完全失去，很可能采取了一种观望、等待的态度。
据唐修《晋书》阮籍卒传和《文选》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记载，正始三年（242）左右①，当时任太尉之职的蒋济听说阮籍"才俊而淑悦，为志高"，于是询问椽属王默，王默予以确认。
之后，蒋济准备证辟阮籍做自己的属"富，阮籍听到消息，就写了一封《奏记》，亲自送到洛阳城外的都亭，请吏卒转呈蒋济。《奏记》中说，自己"方将耕于东皋之阳，输黍稷之税，以避当涂者之路。负薪疲病，足力不强，补吏之召，非所克堪"，自谦"无邹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烦大礼，何以当之"，婉言表示谢绝。蒋济原先担心阮籍不会应辟，后来得知他已到都亭，误以为他已应命，其《奏记》中所说的不过是口头上的客套话，所以很是高兴，于是派人去迎他，不想阮籍已经回去了。蒋济非常生气，迁怒于王默。
王默很是害怕，只好写信劝说阮籍。阮籍的乡党亲属也都来劝喻，他不好再推托，勉强就任，但是不久即告病辞归。这是阮籍一生中的第一次出仕，这次出仕显然带有某种被迫的性质。
关于阮籍拒辞蒋济一事的原因，学者的解释历来不一。如，有的解释为，蒋济属于司马氏集团，由于阮籍不满司马氏，所以才有此举动；有的则认为，由于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的政争，阮籍出于保全自身的原因，所以对政治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其实，如上所述，正始前期的政局是比较平静的，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争斗尚处于"暗"的阶段，其间的矛盾并没有表现化或公开化，而且，也很难说蒋济当时已经公开站在了司马氏集团一边。作为普通一介书生的阮籍，在当时尚完全是政治的局外人，他对司马氏与曹氏政争还没有敏感到未卜先知的程度。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件事除了与阮籍那忡恬静、内向的性格有关外，更重要的原因很可能是阮籍对曹爽等人的作为是不满的，由不满必然导致对政事的回避或观望。从当时阮籍所撰的《于论》和《通易论》等文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济世大志，对社会和政治依然抱着积极参与的态度，试图通过仁义礼乐的途径和王道政治，实现平治天下的目的①。阮籍拒辟蒋济，很可能是认为出仕的时机尚未成熟，他需要静观时变，等待机会，再去干一番事业。但这样的时机终于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