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出现，政治形势不仅没有向好的方面转化，而且由于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的争斗由"暗"转"明"而进一步恶化。最后，他的政治抱负完全破灭了，由对政治的满腔热忱转换为对世事的淡漠直至绝望。
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的矛盾激化及表面化大概发生在正始五年以后②。司马懿是曹魏政权后期唯一有很高谋略的人物。他在曹操执政时期，就已经活跃于政坛上，历经曹操、曹丕、曹叡三世，曾经两次分别接受曹丕和曹① 陈伯君《阮籍年表》，把此事定在正始三年。（见《阮籍集校注》附录）据白化文等考证，蒋氏征辟阮籍是为增长自己官署威望。正始三年七月乙酉，蒋为太尉，所以辟阮籍当在此后不久。（见《阮籍·嵇康》第4 页注，中华书局1983 年版）
① 内容详见本书第二、三章。
② 卢弼在《三国志·魏志·曹爽传》对此有详细的考证。参见《三国志集解》。
叡辅政的遗诏。司马懿长期统军出战，在对蜀、吴战争中屡屡建功，在平定辽东公孙渊的战争中大获全胜，从而树立了很高的军事威望。他与曹氏集团的代表人物曹爽相比，除了在与皇室的血缘关系方面不占优势外，无论在资历声望方面，还是在经验和才干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对手。而曹爽执政后，其军政措施，屡屡失当，充分暴露了他的无能，这就大大地刺激和助长了司马氏篡权的政治野心。正始五年（244），曹爽不听司马懿的劝告，自作主张对蜀国发动骆谷之役，结果损失惨重。曹爽发动这场战役的目的是旨在提高自己的威望，但事与愿违，由于军事上的失利，不仅引起了司马氏的不满，同时也使司马氏的政治野心膨胀开来。正始八年（247），司马懿称疾避爽，采取韬晦的策略，这实际上是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公开破裂的标志。正始十年，曹爽随魏少帝曹芳到洛阳城外的高平陵祭扫明帝。司马懿乘曹爽集团倾城而出、京部空虚的良机，迅速勒兵占据各要地。曹爽在突然事变面前慌了手脚，拿个出一点办法，只好束手就擒，结果曹爽及其重要党羽被司马懿全部诛灭。司马氏集团对曹氏集团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这场相互倾轧的斗争风暴中，事态的发展根本不可捉摸，政局的前途很难逆料。这给当时的知识分子造成厂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普遍感到生死存亡难卜，视政坛为畏途，连当时曹爽集团的重要人物何晏也是心怀忧畏而张惶失措，绝望地喊出："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企图走一条以保全生命为目的退隐道路，"岂若集五湖，从流唼浮萍，永宁旷中怀，何为忧惕惊。"（《世说新语·规笺》注引《名士传》）在当时政治斗争的旋涡面前，阮籍也深感忧虑，采取了回避隐退的态度。
止始后期，阮籍曾经做过不长时间的尚书郎。《晋书》本传说，阮籍"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这是阮籍继蒋济征辟之后的第二次出仕，时间当在正始八年（247）前后。据《世说新语·简做》注引《晋阳秋》说："王戎年十五，随父在郎舍，阮籍见面悦焉。"又引《竹林七贤论》说："籍与戎父浑俱为尚书郎。"可知，阮籍为尚书郎时，王戎正好十五岁。《晋书·王戎传》载，王戎卒于永兴二年（305），时年七十二。照此推断，王戎当生于明帝太和七年（334），小阮籍二十四岁①，二人相会之初，当在正始九年（248）。
而阮籍出任尚书郎之职时，必在他们相会之前。又《晋书·阮籍传》说，阮籍病免尚书郎之后不久，又受曹爽的征辟，阮籍婉言拒绝之，"岁余而爽诛"。
"高平陵事变"发生在正始十年正月，据《晋书》的这条记载，曹爽征辟阮籍的时间在正始八年，很可能在这年年底。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测，阮籍为尚书郎似也应在同年。据以上诸书的记载，把阮籍任尚书郎定在正始八年，大概离史实下会相差太远，至于阮籍在尚书郎任上的活动，由于史料无载，我们自然是难于详知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设想，阮籍以病自求兔职，大概与当时政治形势日趋险恶有关。
阮籍拒绝曹爽的征辟，可能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晋书·阮籍传》说："及曹爽辅政，召（阮籍）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曹爽征辟阮籍，大概有扩大自己势力的意思。阮籍借口自己"违由鄙钝，学行固野，进无和俗崇誉之高，退无静默恬冲之操"，又自称"旧素尪擦，守病委劣"，希望"以避清路，毕愿家巷"（《奏记诣曹爽》），断然拒绝赴命。曹爽似乎没有蒋济那样的热心，对于阮籍的拒辟没有深究。一年以后，曹爽被司马① 《世说新语·简傲》注引《竹林七贤论》："籍长戎二十岁"，此可能为概数。
氏诛杀，当时一些人很佩服阮籍有远见。其实，当时曹氏与司马氏的政争己趋公开化，不止阮籍，其他一些人也感到大乱在即①。阮籍拒曹爽之辞似乎是他拒蒋济之辟故事的重演，但实际意义不一样。前面的故事说明，阮籍对政治采取的是观望态度，他对自己的理想尚抱有热切的希望。后面这一故事则说明，阮籍对当时的政治形势采取的是退隐态度，之中体现着他的理想的破灭。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阮籍不得不放弃自己对社会或政治干预的积极态度。他本来就有追踪"四皓"、"伯阳"的遁世倾向和恬淡寡合的性格，由于对现实的绝望，他的心理和性格中的消极一面便凸现出来，由关切世事转变为逍遥游放的遗世态度。这正如《晋书》本传中所说："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个说法，大体上反映了正始时期阮籍的政治态度转变的原因、过程及结果。
这样的一种政治态度与处世态度，构成了阮籍晚年生活的基调。
① 如，山涛也感到大乱即将暴发，财世事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事见《世说新 语·政事》注引虞预《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