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过分。从上文所举例证来看，有些不见得完全符合实情，比如"班固受金"，其事未详；"陈寿借米"之事，恐亦未可尽信。但知几所举种种曲笔手段，都是实际的，造成曲笔为史的原因很多，具体分析起来，有下述几个方面：其一，社会的原因。
这主要指统治者的权势和好恶。在封建社会里，少数比较开明和有远见的统治者，为长治久安计，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提倡过"直笔"、"实录"，这样的"世事"为史家直书提供了客观条件。但多数统治者是讳疾忌医，扬善隐恶。或者当写到与己无关的事情允许直笔，而一旦涉及自己利害时则要曲笔。或者即使与自己有关，也是作为标榜自己正确的陪衬。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少朝代的统治者，允许史家在一定程度上如实地揭露前朝的阴暗面，用以论证自己是天命所归，论证自己取而代之的合理性。总之，对于封建时代的统治者来说，只能为其歌功颂德，不能端言其过。一旦直言，或身膏斧铀，或书填坑窖，这是一般情况。对此，知几有真情实感。当时，"韦武弄权，母媪预政。士有附丽之者，起家而冠朱紫。"知几为人"介直自守"，"无① 《史通·曲笔》。
所傅会，取摈当时"。在这种情况下，直书必然遭祸，曲笔反而尊荣。所以，"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曲自陷小人"，对一般史家来说，有一种共同的心态，这就是"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这种明哲保身、委曲求全的人生态度当然不是刘知几所赞成的，但他认为"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①我们也不必过多指责"曲笔求全"的史家，只能批判逼迫史家曲笔的当权者和那个社会制度。
其二，史家的主观动机。
曲笔之士为名利驱使，曲笔阿时，谀言媚主，或为一己之私利，报个人恩怨。爱憎由己，高下在心。知几在《曲笔》篇举了《后汉书》的一个例证：按《后汉书·更始传》称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夫以圣公身在微贱，已能结客报仇，避难绿林，名为豪杰。安有贵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将作者曲笔阿时，独成光美之美；谀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
刘玄字圣公，乃光武帝族兄。在西汉未年，在他"身在微贱"的时候，就能"结客报仇"，显英雄本色，哪有"贵为人主"时反而"刮席不敢视"的道理。《后汉书》曲诋更始帝，记述他即帝位的时候，"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更始羞作，俯首刮席不敢视"。这完全在于独成光武之美，用雪伯升之怨，以达曲笔阿时、谀言媚主之目的。
为了对本朝当权者阿谀奉承，有的史家不惜篡改历史，对本朝虚美隐恶，对敌国肆意诋毁。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相当普遍。比如沈约《宋书》，为了回护本朝，多所忌讳，对晋宋革易之际，写来"严然唐虞揖让光景，绝不见有逼夺之迹。"①对宋、齐变嬗篡夺事迹，既为宋讳，又为齐讳。如此史臣爱憎由己，高下在心，便隐埋了事实真相，也混淆了是非界限。所谓忠臣叛逆，亦一无定准，全由史臣所在王朝统治者的好恶而定。
贞观年间所修正史，亦颇多曲笔。知几指出："自梁、陈已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②这是为一家一姓之私利篡改历史。南宋史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也指出过类似情况。认为"似此之类，历世有之"。曲笔恶习实在是中国封建社会无法医治的一个顽症。社会制度培养了一大批为其服务的文人学者，这些文人学者又要依附在这个制度上去追逐名利，他们相互为用，于是曲笔恶习亦绵绵不绝。
其三，史家认识条件的限制。
史家撰史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史家认识能力首先是取决于他们的哲学观点，包括他们对世界、社会、人生的全部看法。比如，正统观念曾是笼罩整个封建史学的统治思想，汉隋之际的史家，大都受正统观念的影响，神化皇权，为本朝统治者曲笔讳饰。自西晋末年起，各个政权修史，皆竭力为自己争正统，而斥敌对政权为僭伪。可见，正统观念的影响是造成史家曲① 《史通·直书》。
① 《廿二史札记》卷九。
② 《史通·曲笔》。
笔为史的思想根源之一。正统观念作为一种价值观，并没有什么是非的标准，而是以敌我划线的政治立场，究其思想渊源，它从孔子"略内别外，掩恶扬善"的春秋之义而来，因而又同儒家宗法伦理联系了起来。
如果说，刘知几论史家职责主要是关于对史家治史目的和治史态度的要求，是一个史德的问题，那么，知几"史才三长论"则是关于对史家知识基础的理论概括。所谓史家主体意识，主要体现在这里。
《史通》里没有明文提出史家三长的话，但在其评论史书、史事，在阐述他的历史观点时都贯彻了这样的精神，并分别对才、学、识三者作过系统阐述。《唐会要》和新《旧唐书》的刘知几本传都有知几明论三长的记载，其中《旧唐书》的记载较为详细：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需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
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至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故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
刘知几与礼部尚书郑惟忠的这段对话对史才、史学的涵义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说得十分清楚，而对史识则缺乏具体解释。"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讲的是史家要忠于史职、坚持直书的精神，如果说这就是刘知几的"史识"，我看论据不足。坚持直书，可以视为史识的表现，但它代表不了史识的全部。史识当另有所指，据《史通》的论述，史识应是史家认识历史的理论水平问题。刘知几说："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见诋。
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梧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恶。"①此言事物本有一定的准则，但"识有通塞"而"鉴无定识"，从而对事物的看法因人而异，各不相同。这样也就不能"辨其利害，明其善恶"，作出"铨核得中"的结论。这表述了史家的主体认识与客观历史的关系，说明没有鉴识就不能对历史作出正确结论。可见，这个鉴识指的是史家的理论水平和认识能力。
作为一个史家，知几研究的对象是"史篇"，即以往之史家和史书。他论史识，注意了史料的掌握和鉴别问题，注意了史书的编纂形式和方法问题，也注意了史书的宗旨问题。总之，史家通识的观点贯穿在《史通》的全部理论中，是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灵魂。
在对待史料问题上，知几有系统的主张。本书在上一章"史料论"的专题里有较详细的评述。才、学、识的"学"，亦即"史学"，就是指掌握和鉴别史料的问题，是指史家的知识学问以及取得知识学问的能力和途径问题，即刘知几的史料学。
刘知几主张博学多闻，综览群书，广采众说。认为学者要"博闻旧事，① 《史通·鉴识》。
多识其物"。"博闻"就要积累丰富的史料，扩大眼界，这是治史的基础。
他指出："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①知几在这里明确一个史家只有做到博学多闻才能成为一家，流传后世。也就是说，博学多闻是优秀史家必须具备的修养。刘知儿所说的"旧事"，包括历代编年体、纪传体史书，也包括杂述十种。他认为，如果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班之纪传，也达不到博闻多识之目的。
但"博闻"又要同"择善"结合。"择善"指的是对史料加以分析和鉴别，"择其善者而从之"。博闻并不仅是"务多为美，聚博为功"。所以刘知几所走过的治学道路，是一条博学的道路，但他不仅博极群书，而且很有分析、鉴别的能力。博闻与择善的结合正是刘知几治学的经验之谈。
择善而从并非易事，首先决定的是史家的善恶是非观念以及劝善惩恶的立场，这便是史家的史识和史德了。但只有善恶是非观念的史识，也不一定具备劝善惩恶的史德。刘知几主张"兼善"、"忘私"便是从两者的结合上说的。所谓"兼善"是指兼取各家之善，不拘泥一家的成见。"忘私"是指克服感情用事，要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他说："夫自古学者，谈称多矣。精干《公羊》者，尤憎《左氏》；习于太史者，则偏嫉孟坚。夫能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鲜矣。观世之学者，或耽玩一经，或专精一史。谈《春秋》者，则不知宗周既陨，而人有六雄；论《史》、《汉》者，则不悟刘氏云亡，而地分三国。亦犹武陵隐士，灭迹桃源，当此晋年，犹谓暴秦之地也。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而夫子有云：'虽多亦安用为？'其斯之谓也。"①这里，刘知几在择善问题上，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读书切忌专泥一家，偏持一方，持门户之见。这样势必限制了自己的眼界，迷失了治学的方向。二是读书切忌漫无主见，追求务多为美，聚博为功，重要的是懂得择善。持门户之见，原于情有所偏。要做到"兼善"还必须要做到"忘私"。就是要求史家克服"情兼向背，志怀彼我"、"饰智矜愚，爱憎由己"之"情有所偏"的私心，加强德、识的修养，要做个君子。从认识的角度看，就是要求史家能区分善恶，不要"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读了一脑子的书，空当个藏书的箱子。从实践上说，就是要求史家能善恶必书，写出实录来。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当知几谈论史才三长时，为什么在说完才、学的辩证关系之后，没有解释史识，而说了"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原因了。"善恶必书"是刘知几所理解的史识的最重要表现，也是他的史德。"盖君子以博学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①前一句话说的是史学的"学"，后一句话说的是史家的"识"。
两句话合起来，可以视为对史家的全面要求。当然，有学亦应有才，刘知几是说清楚了的。看来，识这个概念，主要指史家的观点和笔法，就是"善恶必书"的直笔论，也包括其他的历史观点。有的学者把刘知几的"史识"归纳为三个要点，一是要"多识"和"善思"，二是要"兼善"和"忘私"，三是要"探赜"，如施丁同志的《中国史学简史》。这意见当然是对的。但① 《史通·采撰》。
① 《史通·杂说下》。
① 《史通·惑经》。
这是否就完全包括了刘知几的"史识"呢？显然不能。在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体系中，起码说在刘知几史家修养的理论中，史识是观点，是灵魂，是统帅，这犹如评判一部历史作品，在文、史、义三者中，义是观点，是灵魂，是统帅一样，较之才、学，它相对说是个虚的东西，它体现在才学之中，它无所不在。我们分析史学，实际上讲了史识，下面我们分析史才，实际上也是讲史识。抽掉了见识，才、学便成了无生命的躯壳。所以说，刘知几论史家三长，讲到才、学相当具体，说到史识，好象没有词了。忽然来了一句"尤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我们希望刘知几怎么说呢？把史识具体化，那是做不到的。他抓住"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便抓住了根本，可谓有特识。贯穿刘知几《史通》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实录精神，这实录精神就是刘知几最根本的史识。刘知几以此为标准检验以往的史书是否做到了实录，亦以此为标准检验以往的史家是否忠实于史事，善恶必书。这便把握了历史记载最本质的特征。他要求史学不虚美、不隐恶，做到"拨浮华，采真实"，对待以往史书要"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详其是非"，进行史料的鉴别。明确提出辨伪问题，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首次。上述各点，都作为刘知几对待史料，即"史学"问题而加以阐述，实则包括了施丁先生释知几"史识"的三个特点。我的意思是史识体现在史学之中，是史学的灵魂。
刘知几的史识也体现在他的史才中。知几谈论史才，主要是指有关写作的方法和语言技巧。对史才的理解，我们不必过于拘泥。广义来说，史才包括范围甚广，搜集、鉴别、组织史料的能力是史才，叙事、记言、撰文的能力是史才，编次史书的能力也是史才，以上大都是指历史编纂学范围的能力。
再想开一点，也包括史识。所以刘知几说："史才须有三长"。这里的史才包括才、学、识。如果与学识相对而言，则主要指历史编纂学范围的能力，其中以编纂方法和文风为重要内容。
《史通》中有大量的篇幅论及写作和文风问题。鉴于本书另有专题讨论文风，这里从略。
综观刘知几关于史才的见解和文风的主张，其最根本观点就是坚持实录的精神和简要含蓄的原则。
刘知几论才、学、识，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就是为其实录史学服务。前已言之，史识之牵牵大者是"好是正直，善恶必书"，史学之最根本的要求是真实，史才也是如此。总之，善恶必书是史家才、学、识的最根本体现，一切为取得一个真实的历史。实录直书是对史家修养的总体要求。非止此而已，"实录直书"乃是知几整个史学理论的根本精神。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许冠三先生有《刘知几的实录史学》一书问世，他在该书的《绪言》部分指出："知几史学理论之本核，端在实录直书四字。"刘知几论史才三长，大倡实录直书之旨，可谓时代精神之体现。要做到这些，其特别重要者乃是史家的识、德。所谓"兼善、忘私"之论，"拨浮华，采真实"之旨，"申藻镜，别流品"之义，"辨流通义"和"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之法，不仅要求史家有德有识，而且要求史家具有这样的思想修养。要而言之，至为明朗的善恶是非观念是其一，劝善惩恶的勇气是其二。
《史通》一书处处体现了其是非分明、彰善瘅恶的批判精神，这既是刘知几史识的充分体现，也是刘知几思想品格的具体反映。
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知几在《史通》中所反复强调的史学理论，包括史家修养的理论，正是他在五十年史学生涯中所始终坚持和追求的目标。他是一位才学识德兼备的史学家，正象他的理论达到了时代的高度，甚至超越了他的时代一样，他的为人也达到了时代的高度，甚至超越了他的时代。刘知几论史家修养的理论见解，不仅是中国优良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且也是他半个世纪史学家生涯的理论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