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史家主体意识，即史家修养，是刘知几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数十年来，我们的史学研究忽视对史家主体意识的研究，这大大限制了史学研究的发展。如所周知，我们通常所讲的"历史"，系指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它就是历史研究的客体。历史研究的主体是研究者本身。所谓历史研究，就其实质来说，它是研究者的一种认识活动，这种认识活动必然受到史家主体意识的制约，即受到主体认识能力的制约。这种主体的认识能力是由各种认识因素组合而成的，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结构。历史是过去的客观存在，而研究者是现时代之人，沟通过去的客观存在和现时代人的桥梁或曰中介只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思想和行为的痕迹，即由古人记载下来的文献和考古发现的实物。这些思想和行为的痕迹同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实际历史相比，只能是沧海一粟，何况又受到记载者主观因素的局限，很难说就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貌。所以说，自有史学以来，就存在着主客体不可避免的矛盾。作为历史研究者之认识活动的一种成果的史学，它是记述和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科，而这种记述和研究的科学程度如何，有赖于史家的认识能力，亦即史家的自身修养。
刘知几探讨史家主体意识即史家修养，不仅是他对史学系统总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史学理论的灵魂和精髓。说明刘知几对以往史学已经自觉地进行总结性的研究和探索，而这种总结性的研究和探索，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所谓自觉地进行总结性的研究和探索，一是说明史家对史学工作已经具备了极大的自觉性，二是在这种自觉性推动下对以往史学工作的全面回顾和总结。这是史学工作前进的重要标志。
这里所说的自觉性，是从一般哲学意义上说的。它同"自发"相对。自觉指人们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进到自由王国时的一个活动。而自发，则是指人们未认识、未掌握客观规律，处于必然王国时的一种认识活动。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总是不断地由自发向自觉转化，也就是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从史学领域来说，人们的认识也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亦即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大抵说来，在刘知几之前，人们对史学的认识还处在一个自发阶段，到了刘知几，才自觉地进行总结性的研究和探索。所以，可以这样说，刘知几的史学总结是我国史学从自发转向自觉的标志。
刘知几之前，史学总结工作已有了漫长的历史。孟子评论过《春秋》，谈了史书的产生及作用，可视为史学检讨的开端。到了司马迁，他肯定《春秋》是"礼义之大宗"，能"采善贬恶"，并发愿继《春秋》而写史，从史学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义上去看，他有了较好的自觉性认识。班彪、班固父子对司马迁有过系统评论，逐步触及到史学的深层次问题。班彪的《前史略论》谈到古代史官和史籍，重点评论了司马迁。班固继承了乃父的基本观点，其《汉书·司马迁传·赞》云："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我之所以说班氏评论逐步触及深层次的问题，是指他们不再局限于对史书作用的认识，而评论到史书的内部，评论到史书的基本要求，即实录论。再往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了《史传篇》，他探讨了关于史学的不少问题，讲了史官制度，叙述了史籍源流，讨论了撰史的功用、目的与态度等。到了贞观年间，《隋志》史部序讲史籍源流则更系统周详。但总起来说，在刘知几之前，尽管有不少人作史学评论，并逐步深入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象刘知几一样把史学总结当成自己的历史任务，从来没有一个人象刘知几一样就史学的各方面问题作系统地全面地总结。刘知几当然是在前人史学总结的基础上前进的，但是就史学总结这一课题来讲，他的确比别人有更深入的认识，除了有对历史使命深刻的自觉意识之外，也相当深刻地认识到史学自身的问题，即有关史学的系统理性认识。从认识论来说，刘知几的史学反思也具有重大意义。
《史通》的《自叙》说："其于史传也，赏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谈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这非常清楚地表明：一.刘知几非常自觉地承担起总结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二.这种总结又是非常全面非常系统的。《史通》一书便是见证。正是因为刘知几的史学总结是一次自觉的、空前全面系统的总结，这个总结也必然涉及到关于史家修养方面的总结。史家修养理论的总结不仅是刘知几史学总结的组成部分，也不仅是其史学理论的灵魂和精髓，而且也是其史学总结自觉化和理性化的重要标志。
刘知几论史家主体意识即史家修养问题，主要表现在他的"史才三长论"和"书法直笔论"的理论体系中。这二者结合起来，构成刘知几对历史认识主体素质的全面要求。
刘知几以为一个优良的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条长处，记载历史应该"善恶必书"。
刘知几首先明确了史家的历史职责。关于史家的历史职责，在刘知几之前，史家大体上是强调了这样三个方面：鉴诫和垂训的旨意；忠于史职，重视史学事业；坚持直书的精神。这三个方面，刘知几都有继承和发展，并从理论上加以总结。
鉴诫和垂训是讲历史知识的功用问题。自古以来，史家对此都相当注意。
《诗·大雅·荡》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意思是说，殷人灭夏，殷的子孙应以夏的灭亡作为鉴戒。随着史学的发展，"以史为鉴"成了一个重要的史学传统。如唐初君臣很懂得借鉴历史的重要性，唐太宗明确提出了"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的修史宗旨，魏征主持修《隋书》，全面体现了"以隋为鉴"的指导思想。刘知几继承了"以史为鉴"的思想，大大强调了史学的作用。他以为，史学的功用，小而言之，可以给人以启发、教育，懂得"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大而言之，可以为国家"劝善惩恶"。所以他归结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①"劝善惩恶"是史学的重要功能。他指出："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① 《史通·史官建置》。
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②这就是发挥青史的作用，把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的秽迹公布于光天化日之下，使其遗臭万年。刘知几总结以往史家如何发挥史学的社会作用问题，归纳为三类情况。能做到象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南史那样"彰善贬恶，不避强御"的史家为上等，能做到象鲁国的左丘明、汉朝的司马迁那样"编次勒成，郁为不朽"的史家为中等，能做到象周之史佚、楚之倚相那样"高才博学，名重一时"的史家为下等。可见，他把"彰善贬恶，不避强御"看成史家最高的职责。董狐、南史都是古代的史官，董狐和南史都能做到书法不隐，敢于彰善贬恶。据史载，春秋时代，齐庄公被崔籽所杀，齐太史直书其事："崔杼弑其君。"崔抒大怒，就把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照样直书，又被杀了。第二个弟弟又写，又被杀了。太史的三弟照写不惧，崔杼终于作罢。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③真是不避强御，不畏风险，不怕杀头。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这是对一名史家之史学事业的觉悟的试金石。
忠于史职，重视史学事业，这是作为一名史家的天职和事业心，也是史家的专业思想。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谈到自己所撰的史书时说："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达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把修史当作流传万世的不朽事业，尽管一生坎坷，惨遭"极刑"，也忍辱负重，发愤著述。于是"名山"思想就成了我国史学家的事业思想。刘知凡也是这样，他抱着商榷史篇以"辨其指归，殚其体统"的宏大抱负，排除监修贵臣"凿枘相违"和"史官所嫉"的干扰，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学事业心，为史学事业献身的精神是史家必不可少的思想和品德的修养，不可能设想，一个胸无大志的人，一个缺乏事业心的人，一个不愿为事业无私奉献的人，能够取得事业的成功。
忠于史职，主要表现为忠于史实，坚持直书的精神。刘知几在《史通》中写了《直书》、《曲笔》专篇，强调秉笔直书，反对曲笔阿时。对我国古代直书的优良传统进行了系统总结。书法直笔论是刘知几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直笔论作为史家的书法之一，指的是史家作史要"据事直书"，实事求是。"据事直书"就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实地记载历史，用刘知几的话说，就是史家要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知丑、知善源于《礼记·曲礼上》，原句为"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知几爱以论文，赋以新意。分析起来，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善恶必书"，不虚美，不隐恶。一是在书善恶时，不要加上主观的成见，要"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不能"情兼向背，志怀彼我"。一旦加上主观的爱憎，就不能区分善恶，做到直书。前者是对古人思想的继承，而后者则是在前人基础上的重大发展。两者相较，这后者更为重要。要做到"善恶必书"，必须有"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公正态度，知丑、知善是史家主体认识对史料的价值判断，涉及到史家主体意识和客体的关系问题。古人讲"春秋书法"，别善恶，正褒贬，强调的是个"善恶必书"的问题。这里面当然有主体的参与，孔子修《春秋》，主张"略外别内，掩恶扬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② 《史通·直书》。
③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为亲者讳，掩恶扬善就有了主观的选择，就有了爱、憎的问题。所以班氏父子评论司马迁时说他"不虚美，不隐恶"，就是赞扬他能做到善恶必书。刘知几强调了认识主体对历史记载的重大影响，因而非常注意对认识主体的改造，这是他的重大贡献。
直笔论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更是一个态度问题。刘知几把是直书还是曲笔当作两种对立的史学观点、史学方法和史学态度进行比较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以充分论证。特别值得指出的，刘知几把是直书还是曲笔看成史家是否有道德的重要标志。他在《直书》开篇便明确指出：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
这实际上就是刘知几的史德论。章学诚说："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主张在"三长"之外，再补充上一个"史德"。其言"史德"，系指"著书者之心术"，即指史家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做到"善恶褒贬，务求公正"的一种品德。其实，刘知几已经强调"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也主张史德。
彰直笔，斥曲笔，是刘知几不可改易的态度。这一点，作为史家的治史态度和道德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刘知几以为"记功司过，彰善瘴恶"是史家的天职，"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他高度赞扬古来优秀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表彰他们"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凛然正气，歌颂他们"不避强御"、"无所阿容"的高风亮节。然而，要求史家做到直书，殊非易事。
残酷的历史经验告诉他，"古来唯闻以直书见诛，不闻以曲笔获罪"。①历史上那些正直史家大都是以直书遭祸，"或身膏斧锁，取笑于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以后代。"②相反，那些曲笔阿时之辈反而荣华富贵。"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③刘知几呼唤的是直书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痛斥的是曲笔诬书的恶劣行径。当然，这呼唤是发自于他本人对现实的强烈的感受。在这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感受是交织在一起的。
回顾历史，他深刻了解大部分正直史家之困难的处境和不幸的遭遇。齐史之书崔弑，兄弟三人丧命；司马迁之述汉非，被人诬为作谤书；韦昭仗正直书，被当权杀害。东汉顺帝时，大将军梁冀以外戚又有拥立功，专擅朝政，曾把太尉李固锢死狱中。他的爪牙如胡广、袁汤等都受封侯爵。因此，洛阳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直如弦（以弓弦之挺直，形容李固正直），死道边。曲如钩（以钩带之曲，形容胡广等邪曲），反封侯。"①知几引用这首童谣说明正直反而没有好下场，邪曲反而富贵荣华的这一血淋淋的历史教训。他看到社会上"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曲自陷小人"的现象，正是这种血淋淋的现实造成人们的心理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刘知几旗帜鲜明地彰直书，斥曲笔，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刚直不阿的史家。
表彰直书，斥责曲笔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刘知几在赞扬我国历史上① 《史通·曲笔》。
② 《史通·直书》。
③ 《史通·曲笔》。
① 见《后汉书·五行志》。
那些不怕权贵，敢于直书的历史学家的同时，也痛斥那些阿意顺从、谀言媚主，篡改历史的恶劣行径。
首先，他推溯曲笔的源始，以为孔夫子"父为子隐"和"掩恶扬善"的观点实开曲笔恶例，流毒甚广。这看法不仅是大胆的，而且是颇有道理的。
他在《曲笔》篇写道：肇有人伦，是称国家。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
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刘知几对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说教尚未能自拔于儒家父子君臣亲疏等差有别之旧观念的泥沼，而持全面否定之态度，但由于其忠于史事之良史本色，仍能对孔子的观点展开批评，视之为曲笔恶习之始作俑者，实为难能可贵。孔夫子曾经表彰董狐"书法不隐"，但是也要"略外别内，掩恶扬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都是为了维护名分。
其次，刘知几揭露了曲笔的种种表现，由之我们可以探究造成曲笔为史的原因。知几指出：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若王沈《魏录》滥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异豺虎可也。
在这里，他对曲笔之徒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对他们的曲笔行径深恶痛绝，视之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甚至将他们拉到市朝示众，投界虎狼之口都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