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知几看来，史家文风应当是"文而不丽，质而非野"，"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他在《叙事》篇中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言，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干此乎？"他肯定《尚书》疏通知远之旨，意指深奥，浩训成义，赞赏《春秋》属辞比事之言，微显阐幽，婉而成章，因言"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继而表彰《史》、《汉》是"继圣而作，抑其次也。"以为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刘氏推尊《尚书》、《春秋》为叙事祖法，举马、班二家为史体宗法，正表达了他在史书宗旨和史家文风上以《五经》、《三史》为模楷的主张。孔子主张文质相称，知几继承孔子以来关于文质统一的意见，强调史文"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便是得求一个文质相你的文风。
时移世异，质文递变，魏晋以来史文烦富，尚浮丽，效古语，知几以矫时弊，强调"文而不丽，质而非野"，这是作为史家面临的历史任务。在《叙事》篇中，知几对史家文风提出三项要求。一是叙事以简要为主。他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这里，史书叙事，以简要为主，乃针对史书"烦芜"而发。提倡尚简，有鉴于魏晋以来国史之文日伤烦富，流宕逾远，冗句烦词，充斥字里行间。本来书事记言，为了"记功书过，彰善瘅恶"，一旦烦富而不可收，便忘记了治史的根本目的，即是说"积习忘返，流宕不归，乖作者之规模，违哲人之准的。"①当然，《尚书》、《春秋》，文词简约，较之后世典籍，质朴无华。
儒家经典被后世奉为模楷，学者从中引出简要之义自是原因之一。
② 《史通·鉴识》。
③ 《史通·杂说中》。
① 《史通。书事》。
然而时移世异，记事日趋烦富是历史趋势。诚如知几所言："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②为什么呢？知几以历史发展的眼光透察书事记言的大势，指出：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见知于他国者，或因假道而方闻，或以通盟而始赴。否则盖不得而知。鲁史所书，实用此道。至于秦、燕、楚、越诸国，地理偏僻，故载其行事多有缺如。且其书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因此他总结道："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并非丘明故为简约，而是随闻见而成传罢了。乃至汉代，天下一统，情况不同了。作者居府于京兆，征事于四方，用使夷夏必闻，远近无隔。所以汉代之史倍增于《春秋》。降及东京，作者弥众。邑老乡贤，竞为别录；家谍宗谱，各成私传。于是笔削所采，闻见益多。所以中兴之史又广于前汉。至于魏晋，虽地之偏小，年之窘迫，反而使作者采访易洽，巨细无遗，耆旧可询，隐讳咸露。故小国之史亦不盛于大邦。由上可知，近史烦芜，势使之然。因而史家对书事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缺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①由此可见，知几尚简，并非越简越好，而是"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妄载而流于棒芜不行；言有缺书，伤于简略亦不行。他曾经说："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
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②这是对"简要"之最好的解释。"文约而事丰"，这是述作的一个最高境界，今日看来，也应当是记事者奋力争取的目标。在文字简约上，知几注意到省句、省字。以为省句为易，省字为难。如果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则必然烦芜。这话是很有道理的。自然，一篇文字写得精粹，还不仅仅是文字的提炼，更重要的是思想的提炼，是识见的升华。
二是"用晦"，基本意思是言简而意赅。刘知几认为，行文有显、晦之别。所谓"显"，就是"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所谓"晦"，就是"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用晦之道"就在于"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靡漏。"这实际上是以高度的文字概括包涵丰富的内容，犹如前言文约事丰之义。他列举《虞书》"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周书》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等为例，指出其"皆文如阔略，而语实周赡"。丘明师范尼父，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如"邢迁如归，卫国忘亡"之类。知几总结道："斯则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们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外。"这就是用晦的奥妙之处。至于《史》、《汉》，亦时值斯语。如"高祖亡萧何，如失左右手；汉兵败绩，睢水为之不流；董生乘马，三年不知扎牡；翟公之门，可张雀罗"，等等。由上述可知，只要注意"略小存大，举重明轻"，那么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缺。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当然，这样的要求是高标准的。史家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便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史家要不断锻炼自己的思维概括能力，提高自己的写作技巧。
② 《史通·烦省》。
① 《史通·烦省》。
② 《史通·书事》。
三要提倡质朴，反对夸饰。在近世史学中运用夸饰手法形成风气。或"假讬古词，翻易今语"，或"持彼往事，用为今说"，或"虚引古事，妄足庸音"，或"事不类古，改从雅言"。上述种种，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模仿古人言事。"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本来无可厚非。然而决不能生搬硬套。
刘知几说："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述今事，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①明识之士在于求似，"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而不是生硬地模仿，"貌同而心异"。生硬模仿、搬用的结果，"用使周秦言词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同，真伪由其相乱。"②这样，使后来的学者亦无从"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③看来，夸饰和模仿的结果，就混淆了古今的发展变化，违背了史家实录直书之义。
此外，知几也主张史家记事要用时语，反对以骈文撰史。
采用当时口语，如实记载历史，方能反映时代特色。对此，刘知几在《言语》篇进行了系统论述。采用时代口语编撰史书，本来就是我国古代史家撰史的优良传统。知几以为，战国以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所以如此，乃因"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时人出言，史官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