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的史学理论，是史学家在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史学工作作出的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总结。它体现了当时先进史学家的自觉意识和时代精神，势必对后世发生深远影响。
从《史通》问世之日起，千百年来，人们认识纷纪，褒贬不一。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人们对它的重视。
在《史通》行世之前，"见者亦互言其短"①，只有他的好友史学家徐坚深重其书，读之叹曰："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②刘知几面对学界的冷落，感慨万端。他以扬雄自况，"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因而"抚卷涟而，泪尽而继之以血也。"③刘知几死后数年，唐玄宗敕河南就家写《史通》以进，"读而善之"①，该书始行于世。至唐末昭宗乾宁四年（897），柳璨即著有《史通析微》讥诃其失。北宋宋祁为知几作传，批评他"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史通》一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不被人了解，《旧唐书·经籍志》未曾著录，《新唐书·艺文志》却附列于集部，《崇文总目》载之于杂史，自《郡斋读书志》始列入史评类。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是明嘉靖十四年（1535）陆深刻本，上距《史通》成书八百余年。是后万历五年（1577），张之象见无锡秦柱家藏宋刻《史通》，校而刊之，较为完善。万历三十年（1602），张鼎思"家有抄本"，又于莆田吴氏得陆刻本，校勘删定，较为可读。明清学者训释《史通》者不少，清人浦起龙吸收了前人评释成果以《史通通释》取代各家而独行于世。近人研究《史通》的成果越来越多了。
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史通》对历史的批判隐含着对现实的政治的批判，对儒家经典也敢于质疑，知几的笔锋触及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隐秘的矛盾和黑暗，因而招致后世封建统治者和封建文人的非难，致使这部书在流传过程中受到很大影响。这样的论证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是缺乏说服力的。
诚然，上千年来，《史通》曾受到过批评，有时也的确因为他思想和理论的锋芒触到了一些封建卫道士的痛处而遭到攻击，但这些批评是否一律视之为封建统治者和封建文人的非难，我看就不一定。举例说吧，宋祁并不是非难刘知几，他在《新唐书·刘知几传》中说："子玄善持论，辩据明锐，视诸儒皆出其下，朝有论著辄豫。"这难道不是表彰？诚然，宋祁在刘知几等史家传后有一段赞，其中有批评知几的话。这里从唐代三百年史录仍不能避免"疏外残余，本末颠倒"等不尽人意说起，又谈到旧史之文，"猥酿不纲，浅则入俚，简则及漏"的情况，或许由于秉笔之人"有所讳而不得骋"，或许"因浅仍俗不足于文"，或许也有"待于后取当而行远"。"何知几以来，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钦。"作者无非是在说明为史之难，故应体察史家难处，不要苛求古人。这意见是非常对的。指出知几工诃古人这点，也不算就攻击他。历代评《史通》者，大都兼有褒贬。我以为郭延年《史通评释序》和黄叔琳《史通训诂补序》的两段话比较实事求是，比较全面，可代表历代① 《史通·自叙》。
② 《新唐书·刘知几传》。
③ 《史通·自叙》。
① 《旧唐书·刘子玄传》。
的评论。
郭云：约而言之，考究精核，义例严整，文字筒古，议论慨慷，《史通》之长也；薄尧、禹而贷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冢，河马迁而没其长，爱王劭而忘其佞，高自标榜，前无贤哲，《史通》之短也。然则徐坚所云"当置座右"者，以义例言，良非虚誉；而宋祁所云"工诃古人"者，以夸诩言，亦非诬善矣。
黄云：观其议论，如老吏断狱，难更平反；如夷人嗅金，暗识高下；如神医眼，照垣一方，洞见五脏症结。间有过执己见，以裁量往古，泥定体而少变通，如谓《尚书》"为例不纯"，《史》论"淡薄无味"之类。然其荟萃搜择，钩釽排击，上下数千年，贯穿数万卷，心细而眼明，舌长而笔辣，虽马、班亦有不能自解免者，何况其余。书在文史类中，允与刘彦和之《雕龙》相匹，徐坚谓史氏宜置座右，信也。
尽管史家对刘知几的评论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尽得当，然从总体看来还是实事求是的，有褒有贬，一分为二。人们关心着《史通》，徐坚"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的评论几成为千余年史家的共识，这不是很高的评论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和中国的史学传统的大环境的制约，也由于《史通》理论的超时代性，其史学理论的社会价值很难得到很好的发挥。它的直书实录之义便难为统治者们接受。只是到了今天，才具备了认识刘知几和《史通》的充分条件，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我们会越发清楚地认识《史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刘知几的史学理论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对此，我们可以从史家义例的两个层面加以分析。先说史义。
这里指的是史家的指导思想、治史宗旨和史学理论，也就是研究知几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中国古代史学有一个概括的评述，在叙述了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之四体主要成就之后，叙述"史评"。他说：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则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
梁氏征引三人之言，慨叹三子"自信"且有"卓识"，"不见容于并时之流俗"。认为"刘氏事理缜密，识力锐敏。其勇于怀疑，勤于综核，王充以来一人而已。其书中《疑古》、《惑经》诸篇，虽于孔子亦不曲徇，可谓最严正的批评态度也。"他最后的结论说：要之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
刘知几以其《史通》开辟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知几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这是一个总的估价。
知几的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郑樵，其牵牵大者，有以下几点。
其一，"会通"的思想。
郑樵在《通志·总序》开头便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
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郑樵把这种"会通"思想作为治史的基本原则，也是他评论历代史书的基本标准。他推崇司马迁，贬抑班固，提倡通史，反对断代史，就是从会通的原则出发。在他看来，《史记》能会通古今，而《汉书》断代为史，遂失会通之旨。
郑樵所谓"会通"，即会通诸史，总辑一书。也就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时间先后加以整理、编排，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了解各种事物发展的历史过程。
这种会通思想自然不是郑氏的发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刘知几"通识"等都含有类似的思想。知几撰《史通》，"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成其一家独断"之学，其"通识"之旨与会通是极为吻合的。"通识"中包括古今变革的观点，也包括人物品汇的观点。这两点，郑氏都有继承。前者他叫"通变"，后者他叫"会同"，二者结合即为会通。"极古今之变"，就是弄清古今变化，即通变。郑樵强调会通的重要性，把它作为治史的基本原则，并且在实践上会通诸史，力图"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就比前人大大前进了。
本来，郑樵重通史贬断代史，同刘知几在《史通·六家》等篇的意见尖锐对立，因此他在《通志·总序》中也批评了刘知几"尊班而抑马"。不过，知几实际上是走了一条通史家的路子，通识同会通是完全一致的。
其二，批判的精神。
象刘知几一样，郑樵也颇富有批判的精神，他敢于批判历代学者的学术见解，敢于批判传统的观点和当时流行的学术思想，提出自己独创的见解。
在这些方面，他深受刘知几的启发和影响。比如，郑樵深刻地批判了阴阳五行灾祥之说，指责了这种"欺天之学"。认为天文、灾祥不是没有意义，但必须摆脱迷信思想的羁绊，使之变为对人们有用的东西。他写《天文略》"正欲学者识重象以授民时之意，而杜绝其妖妄之源焉。"①他写《灾祥略》"专以记实迹，削去五行相应之说，所以绝其妖。"②此外，郑樵对《春秋》和历代史书中的任意褒贬美刺的情况加以批判，视之为"欺人之学"。他说："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③泛滥于史书之中那种"专事褒贬"的① 《通志·天文略》。
② 《通志·灾祥略》。
③ 《通志·灾样略》。
记载"伤风败义"，认为"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纪传之中，既载善恶，是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④这种见解自然有局限性，但较之那些任意褒贬曲笔为史的史家要好得多。于此，郑氏显然是受了刘知几直书实录之义的启示。
刘知几的史学思想更深深影响了章学诚。这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继承了刘知几的历史进化思想。
刘知几在论述史体时指出"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