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以下则不然，始有褒崇，则谓善无可加，旋有贬黜，则谓罪不容责。鉴识靡定，前后相违，而史并载之。所谓"一概"，言其官样文章。凡谈主上圣明，则君尽三五；述宰相英伟，则人皆二八。虽人事屡改，而文理无易，善之与恶，其说不殊。刘知几总结说："于是考兹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相似，而言必凭虚。"①五失的关键是个"虚"字。这类文字就好象"搂冰为壁"，好看不好用；也好象"画地为饼"，好看不好吃。"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
但是，文人学士们则全然不察，反而"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成于国史，连章疏录，一字无废，非复史书，更成文集。"②而史家所书则反是，"固当以正为主"，"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至于有些词赋文章，如贾谊的《过秦论》，班彪的《王命论》，张华的《女史箴》，张载的《剑阁铭》，诸葛亮的《出师表》等等，"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求诸历代，往往而有。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经》齐列。"③由是观之，并非举世文章，并无其选，关键是看其有无"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④由上可知，文人修史之"不达史体"，是在两个方面出了问题：一是"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即是说其"理"不那么端正；其二是"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即是说追求浮华。而真正的史书，则要求"其理说而切，其文简而要"。因此刘知几甚为赞赏王劭所撰《齐志》、《隋书》，以为二书"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①文人修史"不达史体"已如上述，文人修史也"多无铨综之识"。知几认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识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① 以上皆见《载文》。
② 《史通·载文》。
③ 《史通·载文》。
④ 《史通·载文》。
① 《史通·载文》。
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恶。"②这里强调了史识的重要作用。史家有"通识"的眼光，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辨利害，明善恶。而一般文人写史，就缺乏这一条。"其学未该博，鉴非详正，凡所修撰，多聚异闻，其为饵驳，难以觉悟。"③如唐初修《晋书》，便往往广聚异闻。应劭《风俗通》载楚有叶君祠，即叶公诸梁庙。而俗云孝明帝时有河东王乔为叶令，尝飞凫入朝。至干宝作《搜神记》，不来应氏而收流俗怪说。《晋书》便采《搜神记》怪说入史。总之，文人修史，往往缺乏鉴识，不明真伪，不详是非，见良直不觉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非，怎么能写出实录来呢？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从刘知几所表达的基本精神看，提出文人不能修史的意见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把问题看绝对化，以为史书就不要文采，以为文士就不能涉足史局，文学家就不能兼作史学家，那就过分了。知几之前，司马迁、班固等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家，他们不是写出既是实录又有文采的史书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