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文字表达水平的长足进步，曾给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后人不厌其烦地赞赏古代优秀史家左丘明、司马迁等高超的叙事才能和优美的文字，曾给他们的史书增添光彩，人们肯定这种文史结合，是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的优良传统。刘知几曾经大加赞扬《左传》的文字的优美，说它"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词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①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当文字的过分渲染和浮华而冲击了史家据事直书的根本原则时，则给史学带来不同程度的灾难。而刘知几的可贵之处在于，他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史学的这一灾难，并且以极大的勇气强调实录直书之义，以正史义，以匡文风。
知几在《史通》中反复论述文风的变化。他在《言语》篇中说：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周代重文，大夫行人，尤重词令，"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
到了战国时代，"驰说云涌，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从汉魏至周隋，世皆尚文。因此，他总结道："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而魏晋已降，世皆尚文，妄益文彩，虚加风物，华而失实。
《叙事》篇也有类似的分析："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徘优。文非文，史非史。"强调文、史有别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就把一般文士之文和史家之文之间划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作为史家之文，其最基本的要求是"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或曰"文而不丽，质而非野"。因为"良史以② 《史通·载文》。
③ 《史通·核才》。
④ 《论语·雍也》。
① 《史通·杂说上》。
实录直书为贵"，实录直书是对史家最根本的要求，体现在文风上，要求史家据事直书，"不掩恶，不虚美"，以达到"记功司过，彰善瘅恶"之目的，因此史家文字的质朴确切是很重要的。而文士之文，则着意于文学技巧，润色文字，雕饰辞藻，逐文字而略事实。刘知几说它是"以淫丽为宗"，"绩扬绣合，雕章缛彩"，"繁华失实"。
明确了文士之文与史家之文的不同，一则为史家行文明确了正确的方向，二则批评了文人修史的弊端。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批评文人修史是为了匡正史界泛滥成灾的浮华文风，有利于端正史文的正确方向；端正史文的正确方向更利于纠正文人修史带来的弊端。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史殊途的见解是对唐以前史学的深刻反思中总结出来的一条理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