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在谈论史家文风即史文时，首先提出了一个文、史关系的问题，也就是一般意义的文辞与史文的关系问题。刘知凡是从历史的纵向考察中回答这个问题的。他认为，远古文辞，能起反映国家治乱兴亡的历史作用，正是因为它具备"不虚美，不隐恶"的特点，能够如实反映情况。这种文辞就与史文没有什么区别。他说：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
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这就是说，文士之文与史家之文，在其初期是一致的，其共同之点就是能做到实录，"不虚美，不隐恶"。这样的文字就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
"不虚美，不隐恶"，是刘知几继承班固的意见。班固在评论司马迁史学时说：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其文直"，是对史文的要求。所谓"直"，指公正不曲，要求写事如实，文质相称。怎么能"直"呢？坚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即"直笔"精神就直。刘知几把班固这一见解接受过来了，大倡实录、直书之旨。
知几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文体大变"。这个变化就是："树理者① 《孟子·离娄下》。
② 《史通·叙事》。
① 《史通·言语》。
② 《史通·载文》。
① 《汉书·司马迁传·赞》。
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如汉代词赋，往往是"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②意思是说，文辞追求繁华修饰，因而失实，无法劝善惩恶。魏晋已下，愈走愈远。或"徒有其文，竟无其事"，或饰辞矫说，信口雌黄，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刘知几正确指出："昔仲尼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③文史分道扬镳，两者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④这里他提出了内容与形式统一即文质相称的问题。远古文字朴素无华，战国已降，文体大变，这当然是个发展，史家不应当追求淫丽，所以"文之与史，较然异辙"是历史的必然。刘知几看到这一点，就是一个功劳。
从"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到"文之与史，较然异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这种变化，它反映了学术、文化的发展，但是当人们看不清这种变化对书事记言的史学事业带来的影响，因而忘却史学之实录直书之义时，也使史学产生了重大危机。本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