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他研究史料学亦信守史学家的严正立场。这就是他在历史的发展中叙述史籍源流，从而清晰分明地给我们展示了古代史料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史通》外篇中《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便是典型代表。《史官建置》论述我国古代迄唐初史官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
我国自古以来书事记言，掌于史官，史籍藏于史官，史学寄于史籍，因而要研究古代史学，必究古代史籍、史料，欲究古代史籍、史料，必自史官始。
刘氏叙述历代史官沿革变迁，条分缕析，简要详明。《古今正史》按着时间顺序历述古今正史，分溯其源。所言"正史"，系指纪传、编年二体的史书。
本篇所论，不越《六家》之外。他从上古三坟五典述起，历述《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一直说到《隋书》和唐修的《唐书》。篇末云："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事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自余偏记、小说，则不暇具而论之。"说明该篇论述的范围是"自古史臣撰录"的"梗概"，只是"偏记、小说，不暇具论"。按照知几的意见，"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从来尚矣。"①论其价值，"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
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槁之资焉。"②一分为二，既肯定其优点，又指出其不足。从"博闻旧事，多识其物"的观点出发，对偏记、小说之类的史料是不应弃而不择的。不过，在《史通》中，知几只是就偏记、小说等十类杂史，分述源流，略论其利弊得失，不曾系统叙述杂史的发展过程。
《六家》、《二体》辨别史书体例，采取动观的纵向的历史考察，于考镜源流中辨别体例，同历史发展过程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历史的眼光和方法。
所以说，把《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杂述》和《六家》、《二体》联系起来，我们大抵可以看出唐之前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规律性，当然也可看出唐以前中国史料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规律性。
史料学之分类的部分就是史料分类学或史料目录学。目录学是阐述编制和使用目录工具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刘知几关于中国史籍的分类，突破《隋书·经籍志》的范围，他没有撰述过史籍目录，却曾提出了史籍分类的意见。
这就是六家二体说和杂述十品。
把《史通》的史籍分类法同《隋书·经籍志》加以比较，似可看出刘知几史籍分类法的历史价值。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在史流史体论中已有涉及，这里只谈些结论性的意见。
《史通》杂史十类大都集中《隋志》的杂史、杂传、地理三类。职官、仪注、刑法、薄录等四目，《史通》均不曾涉及。这是《史通》不如《隋志》丰富的地方。然魏晋以来，典制体史书逐渐发展并走向成熟，《隋志》对此有充分反映，职官等多是此类书籍，数量可观。以内容论，实为史书之重要组成部分，以体例论，亦绝非二体所能包括。自然《史通》以《尚书》、《春秋》入正史，这是知几一大发明，遂开后世"六经皆史"的先河。就史部著录而言，《史通》也有较《隋志》为丰富的地方。
知几对杂史有一定的认识，但从总体上说，既没有给杂史以应有的重视，① 《史通·杂述》。
② 《史通·杂述》。
也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述。他的目光仍集中于正史，以为史书之撰述主要是班、荀二体。其实，史学发展早远远超出二体范围，《隋志》充分反映了这一现实，知几却不曾给予充分重视。《隋志》是对魏晋已降史学发展的记录和总结，是一部承前启后的目录书。知几的《史通》本来有《隋志》可资借鉴，但他论史体却几乎全部抛开了《隋志》，另起新局。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没有引起多大反响。究其缘由，这同《隋志》、《史通》各自的地位和情况有关，更重要的是知几未能正确对待《隋志》的优秀成果。
下边主要谈谈刘知几关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辩等方面的论述。在史料的搜求上，刘知几主张博采，即广泛地搜集资料。他说：盖珍裘以集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说明广泛搜集史料是编撰史学巨制的基础工作。集腋成温，群材合构，在从事史学著述时，若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则内容贫乏，难以"能成一家，传诸不朽"。所以博学多闻，综览群书，广采众说，是刘知几坚定的主张。如《左传》、《史》、《汉》等名著，无不博采，这是它们成为史学名著的重要条件。
知几认为，作为一名学者，必须"博闻旧事，多识其物"，如果"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②，那断然达不到博闻多识的目的。这就是说，广采博闻，要扩大史料搜求的范围，不但要搜求历代编年、纪传体史书的资料，也要注意搜集偏记、小录等异书的资料，他认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在中国历史上，它"能与正史参行"，也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大体言之，这些异说"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比如地理之书，因为各地区"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③这说明偏记小录之书一有史料真实的长处，二可补正史之不足。虽然其间"得失纷揉，善恶相兼"，"言皆琐碎，事必丛残"，难以和《五传》、《三史》比美，还是很有价值的。知几在《杂述》篇，曾经分析过杂史十流的各自价值。
偏记、小录，史料价值较高，"最为实录"。因为偏记乃当世人"权记当时，不终一代"之当代小史。如陆贾的《楚汉春秋》，记楚汉之际的历史，虽非全史，但记近时，作者耳闻目睹，有真情实感，故有较高史料价值，为司马迁《史记》所资取。小录是作者"独举所知，编为短部"的人物传。如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对了解这些人物的行事有重大帮助，而且丰富了这段历史的史实。
逸事"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它作为拾遗之书，可补史遗，用资参考，其史料价值，亦不可低估。至于琐言，所载乃"街谈巷议"，"小说巵言"，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如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等，这些书亦可提供史料，不止如刘知几所谈"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还有郡书，乃乡人学者编而记之，往往"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有溢美不实之处。其中如常璩之《华阳国志》等详审、该博之作，也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又有以显扬父母、夸其氏族、炫① 《史通·采撰》。
② 《史通·杂述》。
③ 《史通·杂述》。
耀高门的家史之作，"事惟三族，言止一门"，亦有史料价值。别传多"博采前史，聚而成书"，新言、别说，盖不过十一，其书系录"贤士贞女"之"百行殊途"的善迹，如刘向《列女传》等。杂记乃搜采怪异之书，如干宝《搜神》，史料价值不大。至于地理书、都邑簿者，实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地理书多志一方"物产殊宜，风化异俗"，但良萎不齐，其中有"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亦有"竟美其居，谈过其实"者，也有以委巷传闻为故实者。
都邑簿主记"帝王桑梓"，"经始之制"，如潘岳《关中》、陆机《洛阳》等，对都邑之宫阙、陵庙、街廛、郭邑的营造，能"辨其规模，明其制度"。
上引知几在《杂述》中对杂史的分析，可知他对史料的搜求是至为广泛的。
但是博采并不是"务多为美，聚博为功"，必须"别加研核"，以"练其得失，明其真伪"。因为史料不但要丰富，而且要真实。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