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通》一书中，刘知几曾详尽地评论了纪传史诸体。客观说来，他的评论是正误相参，良莠并存，有贴切之见，亦有偏颇之论。知几对纪传史诸体评价大体符合封建时代史家的共识，即是说他总结了史家对纪传史的理解，因而也指导了后世史家的撰史实践。换言之，知几对纪传史诸体的评价，不少地方不符合司马迁创例的初意，但是大抵反映了封建时代史家的一般理解。这的确是个矛盾，但又不奇怪。人们评价历史，都是根据自己的主观理解去评价的，我们检验的是这种主观理解同客观真实相符合的程度及其这种理解的现实价值。
刘知几对纪传史诸体的评论，在不少方面曾经较为切实地正其义而称其功，即是说他曾为之裁定名义、评论作用。裁定名义是知几经常使用的一种评论方法。他在评论史书、史体或史官、史家时，总是要先确定一个标准，界定其内涵、性质，然后以此作为评论对象，检验其是否名副其实。比如他在《六家》篇评论《尚书》时，先研究《尚书》一书的性质，确定其为记言之体，然后以此为标准，发现其有的篇目不是记言，因评论其"为例不纯"。
再如，他评论纪传史诸体也是如此办法。先确立标准，界定其性质，再去检验是否名实相符。
此外，知几评论的基本格调是纠其谬而规其过。作为一位史学评论家，对古人、古史提出批评意见，是份内之事，天经地义。诚如清代学者钱大听所言："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法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暇，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问题在于，在纠谬规过时要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不能"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① 参见拙作《试论"通史家风"》一文，1983 年第4 期《历史研究》。
"陈义甚高，居心过刻"。①勿庸讳言，刘知几颇有点以褒贬自任的态度，也没有司马迁那样卓越的史识，因而当他评论司马迁所创史体时，往往是不解其真意又把某些正统观点强加在司马迁身上，并且将它奉为真理，作为裁判得失的标准。这就必然导致他评论的失误。
刘知几正统观念的表现首先是所谓"传以释纪"论。他说：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
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
这里明确地提出了"传以释纪"的理论。他把纪传史本纪与列传的关系完全理解为传统的所谓"传以解经"关系，而解释为"传以释纪"。《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是否是"传以解经"，这是个十分复杂的学术问题，这里暂且不谈。刘知几"传以解经"的观点本来是继承马、班以来的传统看法。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亦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所以说，刘知几于《古今正史》中所说孔子"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丘明恐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完全是承袭马、班成说。不过，把这种"传以解经"的理论套用在纪传史本纪与列传的关系上，提出"传以释纪"，这大概是刘知几的发明。
如实说来，封建社会的史学思想以及体现这种思想的史学编纂体例是封建经济和政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是以天子为中心，皇帝是最高权威。反映在史学思想上则是帝王中心论，反映在史书体例上则是以本纪为纲。梁启超曾说："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①此言自有些偏激，但就其精神而言，亦不无道理。
从本质上说，《汉书》以来，"以天子为本纪"，而纪者编年，传者列事，的确是"传以释纪"。不过，这不是司马迁的原意。
首先，知几对"本纪"体例的理解则远离太史公的原意。史公自云：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
这就是以"通古今之变"的观点和方法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即"王迹所兴"，因"著十二本纪""以科条之"。显而易见，这"本纪"当然就不专指天子，而是有天子、帝王，亦有实际左右天下形势的"王"，如那个"西楚霸王"项羽。今观十二本纪，《五帝本纪》记夏之前传说中的五位帝王。夏、商、周、秦四本纪则是一个朝代为一本纪，还有以掌握当时政权或能发号施令的某人为本纪，即秦始皇、项羽、汉高祖、吕后、文帝、景帝、武帝七本纪。其中项羽不是帝王，吕后乃是皇后。看来司马迁要对"王迹所兴"来个"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历史考察，即"通古今之变"的考察，① 《廿二史考异序》① 《史通·列传》。
① 《新史学·中国之旧史》。
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
这"王迹所兴"指的是个历史过程。可见，司马迁以"本纪"名篇反映了其进步的历史观。使人惋惜的是，班固因《史记》而撰《汉书》的时候，他学到了《史记》的体例，却丢掉了《史记》"通古今之变"的灵魂，实际上是用一种封建正统观念，即"天子称本纪"的观点对待"本纪"体例，以此来为封建统治服务。这种正统观念统治了几千年，刘知几"以天子为本纪"的立论正是这种观念的体现。可以这样说，司马迁所创"本纪"体例，到班固手里已经改变面貌，刘知几坚持正统立场，因而误解了司马迁的原意，并给予这位伟大的史学家以不切实际的责难。此时此刻，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刘知几，责备他不能摆脱传统思想的羁绊，但是，我们也有责任为太史公辨诬的。
请看，刘知几非常肯定他说：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时之正朔，服孔门之教义者，虽地迂陵谷，时变质文，而此道常行，终莫之能易也。①知几讲这话是非常真诚的，而且说得一点不错，"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确实是封建社会的基本原则，无论官修的还是私修的纪传体史书没有一个敢于违背这一原则，但司马迁创例，并非完全是这个意思。其次，所谓"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的说法亦不尽符合史迁原意。在司马迁之时，本纪记帝王，列传志人物，各有分工。比如《秦始皇本纪》，详叙秦始皇一生事迹，"包举大端"者有之，"委曲细事"者亦有之，如载焚书坑儒事，至为详悉。但一切围绕着秦始皇这个中心人物展开，或言其编年，围绕着"王迹所兴"这个主题展开。由于《史记》是五体结合，司马迁在行文时必须划分区域，避免重复，因而自然有详有略。《项羽本纪》详叙了"鸿门宴"的始末，《高祖本纪》于此就相当简略了。当然，帝王是最高统治者，国家大事往往编年其本纪中，这大概是考察"王迹所兴"，因而就显得"包举大端"。当然，在汉武帝时代，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已经建立，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也要为大汉帝业歌功颂德，也要把封建皇帝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他的《史记》突出了帝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他在《自序》中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之言，罪莫大焉。"这表明司马迁撰写《史记》是称颂明圣盛德和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正是因为如此，才有"本纪"、"世家"、"列传"的分设。但《史记》是在创例，没有什么先例可循，况且由于文景之世开明政治的启迪，他的思想也比较活跃，因而能成一家之言，其体例亦体圆用神而富于变化，而《汉书》之后的断代史，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表现在体例上，皆以天子为中心，不管天子有无作为，都以编年形式书述国事，这便成为纪传史中"本纪""包举大端"的原因，可见，"纪以包举大端"不是司马迁的本意，而是封建社会帝王中心论的反映。刘知几的"传以释纪"论正是儒家正统观念和帝王中心论的表现。
刘知几正统观念的又一表现是"求名责实"论。他在评论纪传史各体时，往往拿出"求名责实"这个武器。比如他批评司马迁为项羽立纪，为陈涉立① 《史通·本纪》。
世家就是如此。他说：项羽潜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日王者乎？春秋吴、楚偕拟，书如列国。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日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贵实，再三乖谬。
这里是说项羽不是天子，不是天子而定本纪，则名不副实。又说："项王宜传，而以本纪为名，非唯羽之悟盗，不可同于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传言，求谓之纪，不可得也。"②这是从体例上批评。他认为纪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大事可书则见之于年月，书事委曲付之列传。而《项纪》君臣交杂，纪名传体。
知几对《史记》为项羽立纪的批评是很多的。首先需要指出的，他说项羽"僭盗"，"不可同于天子"，显然是封建正统观念。秦失其政，诸侯逐鹿，楚汉相争，为什么刘邦得胜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