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纪传史源流，知几曾明确指出：溉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盖苟悦、张潘，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娇，子长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
又说："《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
① 《史通通释·六家》浦释。
② 《文史通义·书教下》。
③ 知几评史本深得通变之法，然有时却泥定体而少交通。
① 《史通·二体》。
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②显然，知几并未割断《史记》、《汉书》的内在联系，明明白白地确认《史记》创例在前，是为纪传史之源，《汉书》因袭在后，是为纪传史之流。因此，有关纪传史源流自不该成为问题。
不过，知几在叙述六家原委之后有个小结说："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因而有《二体》篇，所言二体，实指班、苟（悦），声言"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明言肯定"班、苟二体"，即是肯定断代的纪传史和编年史，而把纪传体通史从历史上一笔勾销了。这就是刘知几对纪传史源流的实际结论。
由此观之，刘知几虽不曾明显地抹杀《史记》的创例之功，但从其自相矛盾的叙述中可以窥见其属意于班固的思想倾向。
所谓"《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之说，我们已在上章进行了具体分析。
这个观点，是知几自己下的判断。废还是不废，可先看知几自己在《六家》中的叙述。比如，他说《尚书》家，曾说"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迄乎汉、魏，无能继者。"断然是废了。但接着说"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助，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既然以《尚书》为记言之体，孔衍、王劭之书又"皆准《尚书》，"怎么说"其体久废"呢？如以为孔、王模拟古法倒是对的，知几亦客观指出："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这说明《尚书》记言之体本不完善，或者说知几视《尚书》记言之体那么纯而又纯并不完全符合实际。
再说《春秋》家，如以记事为特征，这是史书的最本质特征。如从实际而论，《春秋》乃最早编年史，是编年家之祖，自不会废。
至于《史记》家，本为纪传史之祖，所创体例，千古宗之，哪有个废的道理。即使以《史记》为通史家，通史也不曾废。按知几所述：梁武帝时，曾敕其群臣，撰成上自太初，下终齐室的《通史》六百二十卷。"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①元魏时撰成《科录》二百七十卷，起于上古，终于刘宋。"编次多依放《通史》"②。再如，李延寿《南·北史》，知几也认为是"《史记》之流"。《史记》之体废了还是没废？
综上所述，可见知几讲《尚书》四家其体久废，标准是他定的，家是他分的。他一边溯源流，一边说其体久废，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知几心里装着《左传》、《汉书》，既然要溯源流，就无法抛开《史记》。本来极简单的一个问题，反而被知几弄得复杂起来。
如实说来，从纪传史源流看，马迁创例，班固因循，这是不可改易之史实！从创例而言两家之功绩，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清代学者赵翼指出：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② 《史通·六家》。
① 《史通·六家》。
② 《史通·六家》。
之极则也。魏禧序《十国春秋》，谓迁仅工于文，班固则密于体，以是为史汉优劣。不知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此固未可同日语耳。
赵翼的评论是非常实际的。他肯定司马迁给史家奉献了一个作史的"极则"，而且理解到司马迁"特创"的艰难，实在是公允之论。翦伯赞也认为纪传体是司马迁的"伟大的创造"和"不朽之功"，而"班固的《汉书》，不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