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知几的纪传史评论中，尤其瞩目于《史记》、《汉书》两部名著，其议论不厌其详，时寄赞扬之情，常有规过之语。考察他对这两部史学巨制的基本态度，有一种抑马扬班轻通史而重断代史的思想倾向。现就这种看法陈述如次。刘氏明言：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然此二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
这是刘知几本人发表的对马、班的基本立场。显然这个表白并不存在抑谁扬谁的问题。
在理论原则上，刘知几主张兼采各家之长，反对"以彼所长，而攻此之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的片面观点，亦反对"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的盲目观点。他主张史家要博览群书，采摭群言，不能"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要在"博闻旧事"的过程中"多识其物"。同时，要克服"情有所偏"，即"忘私"，达到"兼善"的目的。这些观点是相当可取的。
在实践上，刘知几对《史记》、《汉书》的评价都很高。他动辄"五经"、"三史"连称，除《左传》作为经书受到刘氏高度赞扬外，史书就是《史》、《汉》了。比如，他推《尚书》、《春秋》为叙事祖法，举马、班二家为史体宗法。《叙事》篇有云：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
既而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继圣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
① 《史通·鉴识》。
对待《史》、《汉》的评价可说是无以复加了。这个评价自然不能高过五经，这是容易理解的。
他对《史记》的赞扬散见于《史通》的诸多篇章中，如《辨职》篇把司马迁与左丘明并列，称赞其"编次勒成，郁为不朽"，盛赞史迁之才。在《杂说》下篇，把《左传》、《史记》誉为"君子之史"，并把司马迁与扬雄并论，称道"载笔立言，名流今古。如马迁《史记》，能成一家；扬雄《太玄》，可传千载。"在《直书》篇赞扬"马迁之述汉非"的直书精神，在《采撰》篇称赞史迁"博采"，在《六家》、《二体》篇称赞司马迁创例之功，等等。
当然，他对《史记》的批评也十分严格，声言"史公著书，是非多谬"，准备对自班、马已降的史书来个总清算，"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其中尤对司马迁创例的纪传史诸体进行了至为苛刻的批评。
知几对《汉书》颇多赞美之辞，说它"究西都之首未，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①肯定班固有"俊识通才"②，亦尚博采，撰《汉书》采《史记》及《新序》、《说苑》、《七略》之辞，"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古。"③他的"赞"颇得知几的赞赏："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诸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④至于批评的话也委实不少。比如说："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于五行，芜累尤甚。"⑤因设专篇，"条其错谬"。
综上所述，似可这样说，刘知几在主观上并没有"抑马扬班"，他对两家的态度还是较为公正的。
然而，在客观上说，刘知几又确实存在着"抑马扬班"的倾向，这是无法否认的。当然，他虽然存在"抑马扬班"的倾向，还是一个没有清醒自觉的认识问题。也就是说，他在主观上希望公正地对待班、马，但是能否做到公正地对待班、马，这是两回事。我们的评论的依据主要地不是根据他怎么说，而是根据他对两家的评论的科学程度。
人们往往把"抑扬"二字理解为主观上怀有某些偏向，即知几说的"情有所偏"，因而在史评工作中带着有色眼镜，"任情褒贬"。一般说来，这种"心术"不正的史家固然代有其人，但终究是极少数的。知几多次谈及史之功用在"劝善惩恶"，这就是"褒贬"，因而也自有抑扬。他说：昔仲尼裁经，义在褒贬，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传所书，贵乎博录而已。至于本事之外，时寄抑扬，此乃得失禀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谈何容易，可不慎欤！
抑扬也是褒贬。褒贬或抑扬的关键当然要看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褒贬是需要的，但任情褒贬却是不可取的。由于种种原因，史家在评史工作中不能把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因之得出了不恰当的结论，把一些史家史籍抬高了，把另一些史家吏籍压低了。虽非出于偏见而有意为之，客观上也是个抑扬问题，我们说刘知几"抑马扬班"便是指他的史学批评客① 《史通·六家》。
② 《史通·史官建置》。
③ 《史通·采撰》。
④ 《史通·论赞》。
⑤ 《史通·五行志错误》。
① 《曳通·浮词》。
观上降低了司马迁及《史记》，抬高了班固及其《汉书》。
在中国史学史上，有过"马班优劣"的争论，在刘知几之前的代表人物是王充和张辅。知几说"王充著书，则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便是把两种对立的意见提出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论"马班优劣"，是无可厚非的，这是一种比较研究。古代史家或现代史家见智见仁，发表自己的看法，都是正常的现象。
王充说过："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坚为尚书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鲁卫之谓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纪也。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未也。汉在百世之后，文论辞说，安得不茂？"②的确，王充是承认了甲班乙马的结论，不管是"观读之者"还是王充自己这样认为。但是，第一，王充在这里是论文，旨在批评一种"好高古而称所闻"的世俗之风，因举马、班作为论证，并非对马、班的全面评价。这种世俗之风认为凡"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①这当然不合适，全然是崇古思想作怪。王氏以小喻大，举了一个浅显易懂的例子，即"庐宅始成，桑麻才有，居之历岁，子孙相续，桃李梅杏，庵丘蔽野，根茎众多，则华叶繁茂。"②其文亦然，"汉氏治定久矣，土广民众，义兴事起，华叶之言，安得不繁？"③他是讲后来居上，颇有点发展观。他批评俗儒"褒古贬今"、"尊古卑今"的偏见，歌颂汉德之盛，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至于说班文一定胜过马文，倒不一定。第二，综合看来，王充并不一定就"甲班而乙马"的，尽管就学术渊源说，王充师事班彪，他对自己的老师或有些偏袒。他曾说："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扬子云，河汉也；其余径渭也。"④又说："太史公，汉之通人也。"⑤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他对司马迁估价甚高。因为司马迁及其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