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史记》也正是大汉之盛的表现之一。他对班氏父子，与其说他或许偏袒他的老师，倒不如说他同班固有不少共同见解，其最根本的相同之处，是王充与班固都有"颂汉"的鲜明立场。王充说：汉德鄷广，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汉盛也。汉家著书，多上及殷、周，诸子并作，皆论他事，无褒颂之言，《论衡》有之。又诗颂国名《周颂》，与杜抚固所上《汉颂》，相依类也。
国无强文，德阁不彰。汉德不休，乱在百代之间，强笔之儒不著载也。
高祖以来，著书非不讲论。??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陈平仲纪光武，班孟坚颂孝明，汉家功德，颇可观见。今上即命，未有褒载，《论衡》之人，为此毕精，故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
从王、班共同识见而言，他肯定《汉书》也是容易理解的，然肯定《汉② 《论衡·超奇》。
① 《论衡·超奇》。
② 《论衡·超奇》。
③ 《论衡·超奇》。
④ 《论衡·案书》。
⑤ 《论衡·案书》。
① 《论衡·须颂》。
书》并不意味着就贬低《史记》。
晋时的张辅曾著《班马优劣论入载《晋书》本传，有云：迁之著书，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也。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难、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
这段评论较为全面。而刘知几只驳其论"烦省"一条，一见《杂说上》，一见《烦省》篇。前者说："案《太史公书》上起黄帝，下尽宗周，年代虽存，事迹殊略。至于战国已下，始有可观。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其省也则如彼，其烦也则如此，求诸折中，未见其宜。
班氏《汉书》全取《史记》，仍去其《日者》、《仓公》等传，以为其事烦芜，不足编次故也。若使马迁易地而处，撰成《汉书》，将恐多言费辞，有逾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优劣邪？"后者云："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咸以左氏为得，史公为次，孟坚为甚。自魏、晋已还，年祚转促，而为其国史亦不减班书。此则后来逾烦，其失弥甚者矣。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干棒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仅凭烦省定优劣是非常片面的，知几驳得有理。前段文字较武断，道理阐述得并不充分，来了个假使，更无说服力。后段文字讲了颇透彻的道理，却又与其向来主张"以简要为主"相牴牾。"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是非常实事求是的意见，如果只从烦省定优劣，就抓不住根本。
至于张辅所谈其它意见，包括"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这很深刻的一条，知几便默而不言了。可见，他虽坚持《史》、《汉》"互有修短"的观点，还是有其倾向性的。
我们并不斤斤于知几对马、班有多少批评又有多少赞扬，他是位史学批评家，他的任务是"商榷史篇"以"辨其指归，殚其体统"。我们也并不反对他在《史》、《汉》或曰马、班二者之间有不同的评价。我们关心的是，他对马、班或《史》、《汉》的评价是否符合实际，这种评价又说明了什么。
从整体上来看，刘知几的评论，过高的评价了《汉书》，过低的评价了《史记》，过高或过低都有违于历史实际。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里提出三条理由。
第一条，关于纪传史源流的评论。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司马迁创例于前，是为源；班固因袭在后，是为流。知几也承认此点。但是，通过他的论证，反而把司马迁忽略了，且把班汉提到纪传史之祖的地位，遂使源流倒置。
第二条，关于纪传史诸体的评论。其基本格调是纠谬规过，锋芒所向，直指司马迁。诸如本纪、列传等，肯定班固的作法。实际上也有违于历史实际。以上两点，后面还要详述。
第三条，关于对《史》、《汉》两家的评论。刘知几推重《汉书》，贬抑《史记》的倾向性十分明显。
无可讳言，知几对《史记》及纪传体通史多所责备。他说：寻《史记》疆字辽阔，年月遇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
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遂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
这是知几对纪传体通史的概括批评。前面批评《史记》为体之失和撰录之烦，后面批评《通史·》以降之书芜累、残缺。显然，知几对《史记》的批评有欠公正。历史地看问题，知几对《史记》家的批评和对《汉书》家的表扬不无根据。在知几之前，除《史记》外，还未出现第二部成功的通史之作，而"非芜即缺"的《通史》，不但没有为通史家增辉，反而成为"述者所宜深诫"的教训。浦起龙在《史通通释》里讨论过《通史》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学者企图规模《史记》，但"无其笔力"，是有一定道理的。自然不光是缺乏笔力，也缺乏学识。但刘知儿因《通史》而罪及史迁，抛弃纪传体通史，"欲令作史者于纪传家以断代为正"，①这就贬低了《史记》及纪传体通史的历史意义。《汉书》以后，断代成风，"自尔迄今，无改斯道"，确是实情。究其原因，并非由于《汉书》较《史记》高明，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同中国封建社会朝代变更政权转移有关，断代史的兴盛正是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当然还有史学本身的原因。因之，知几推重《汉书》及断代史是不足怪的。章学诚曾说："迁书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桃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谨守绳墨，待其人而后行，势之不得不然也。"②这便是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论证断代成风的原因。然而一旦断代成风，便把"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史学便被"拘守成法"的框框套着无法发展了。刘知几看不到这种史学危机，却看重了《汉书》及断代史，贬低了《史记》及通史，这种总结性的历史评论工作并不能给史学发展指明正确的道路。其"抑马扬班"最根本的失误是抛弃了《史记》的主题和灵魂--通古今之变③，而仅仅从历史编纂学角度比优劣，把史书体例局限在一种固定不变的框框之中。这样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