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的拟作而已，又安能望《史记》之肩背？"①他指出："惟刘知几于纪传体中，美《汉书》而抑《史记》，未免源流倒置，是其偏见耳。"②浦起龙读《二体》篇大概发现了知几的破绽。故按云："以'左、苟'等字当'编年'字观，以'班、马，等字当'纪传'字观，会此替身，乃得其解。"这似乎把知几讲纪传史源流不讲史迁但云班固的矛盾解决了。其实不然！除前言"其体久废"已经说明知几轻视史迁外，《二体》篇叙述二体关系亦表明知几对史迁创例的态度。他先言左氏编年，难以"括囊靡遗"，再言班固纪传矫此之失，"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又言"苟悦厌其迂阔，又依左氏成书，翦裁班史"。他叙述这个由编年而纪传，由纪传而编年的变化过程，至为明显地遗漏了司马迁之纪传史《史记》。这恐怕不是刘知几无意的疏忽。其实，这"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的功劳应归之司马迁名下，班固只是承史迁之成例，"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刘知几这样叙述问题，就是把纪传史创例之功归在班氏门下，而将其真正的始祖司马迁去掉，这就大不合情理。
浦起龙也感到不通，故在"班固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一句话的"班固"两字之下巧妙地搞了个"以固例迁"的夹释，想使班、马平分秋色。即使如此，亦源流倒置。既然叙述史体源流，就应源流分明，就不能漏掉司马迁，舍此便不能说明问题。
关于史体演变之源流，章学诚所论的脉络颇为清晰。他说：《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
在这里，章学诚指出了《左传》与《史记》的关系，亦即编年、纪传二体的关系，也指出了《史记》与《汉书》的关系，即纪传史的源流问题。他不仅从体例上，而且从精神实质上去阐述了左氏、史迁、班固三者的关系。
这一论述颇有说服力，较之知几的论述高明多了。
平心而论，知几如此论述问题并非不知《史》、《汉》孰先孰后，孰源孰流。在他的思想上确实认为《史记》家之失大多，因而多所批评。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不能因《通史》而罪及史迁，甚至要抛弃纪传体通史。
① 《廿二史札记》卷一。
① 《论刘知几的史学》，见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二）第3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1 月版。
② 《论刘知几的史学》，见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二）第3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1 月版。
① 《文史通义·书教下》。
众所周知，通史的潮流本是史学的进步潮流，是史学发展的重要标志。
随着条件的成熟（客观的需要、资料和经验的具备）、通人的出现，新的通史之作便会应时而生。在中国史学史上，自有唐以来，中国史学迈出了它的新的步伐，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在主通明变的进步史学思想指引下一大批通史杰作的相继问世。知几有时不大理解司马迁的变通，不过他基本上也是主通明变的。我国的通史家都具备章学诚所言的"通史家风"，通史家风具备三个基本特色，都有明确的成一家之言的史学经世的著述之旨，都有范围千古、牢笼百家的作史规模，都有通古今之变的作史方法。简言之，即道通、博通、变通。①而刘知几，他博极群书，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忠实继承者，他是有唐一代杰出的通才，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通史家风"的传人。使人感到遗憾的是，作为史学评论家的刘知几恰恰忽视了对通史的总结，他也的确注重了博采，注重了变通，注意成一家之言，但是他看轻了《史记》这部划时代的通史的伟大价值。
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前者发凡起例，后者发展成型，源流分明，各有千秋。混言纪传体是"史汉之体"，可；"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亦可；祖马宗班，更可；如言"马班皆为纪传之祖"，也说得过去。但舍马祖班，则断不可！因为这不符合历史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