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②，违背了作为一名史臣的"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的宗旨。
知几"上穷王道，下淡人伦"，反映了其著史见义的明确指导思想。司马迁撰《史记》，寓论断于叙事之中，刘知几撰《史通》，寓论断于评史之中。《史通》一书，无一篇不在评史，也无一篇不阐述其史义，观点鲜明，体现出史家彰善瘅恶的深刻的认识和强烈的感情。
知几这样表述他撰写《史通》的史义：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识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①对古代学术进行"与夺"、"褒贬"、"鉴识"、"讽刺"，这道出了② 《论语·述而》。
③ 《史通·疑古》。
① 《史通·古今正史》。
② 《史通·曲笔》。
① 《史通·自叙》。
其史学批评的特点。所谓贯穿者深，网罗者密，商略者远，发明者多，通观《史通》，知其言之不诬。贯穿之义系指《史通》一书所体现的思想、精神，这是宗旨，是指导思想。《史通》一书体现了知几之直书实录之义，强调史学求真，求真以区分善恶、美丑，进而彰善瘅恶。故《史通》所贯穿之义是史家"记功司过，彰善瘅恶"之旨，是儒家政治伦理观的具体体现。《史通》一书网罗密，商略远，多有发明。
"殚其体统"是检验史书的体例。知几重点是批评了纪传史的体例。
辨指归、殚体统可说是知几商榷史篇的两大基本内容，前者在于明史义，后者在于明史法，二者缺一不可。知几固然着重在明史法，这是《史通》一书的特色。但是，没有离开史义的史法，缺了史义，史法便失去了灵魂。清代学者章学诚曾经这样说过：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
如果说，刘知几着重讲史法，章学诚着重言史意，这是符合实际的。各人所处时代不同，所负历史使命有异。乾嘉之世，某些考据学家为考据而考据，忘记了治学目的，学诚批评汉学，重新阐明史学所以经世就十分重要。
章言史意，主张"以意为宗"，"全其所自得"，批评一些汉学家因袭旧贯，墨守成规，认为所谓"师事"，不过是"自得"的桥梁，"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辨源流"②，这是他著书立说的出发点。知几则不同，他面临着对唐以前史学全面总结的历史任务，包括治史宗旨、历史观和历史编纂学等多方面的内容。其学说的基本内容，似可概括为吏学理论和历史编纂学两大部分，即前言的辨指归的史义和殚体统的史法。
从客观上考察，刘知几撰《史通》以对我国古代史学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总结，这是历史的需要和可能，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主观上考察，刘知几能独当此任，则是其治学道路使然。这主客观条件的成熟和有机配合，是使刘知几走上成功之路的根本保证。在这里，思想和见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便是他以错综经纬、贯通古今的"通识"观点。他用"通识"的观点，全面分析、研究以往史书、史家的得失利害，以"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并对自马、班以降的史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通识是《史通》全书的主题，是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精神所在。
"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核之史实，此言并不全面。刘知几固然议过馆局纂修，殊不知他是持批判态度的，更多的他也议"一家著述"！
刘知几说：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廊字，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居退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
① 《文史通义》外篇《家书二》。
② 《文史通义·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
① 《通义·辨职》。
这里，他表彰古代著名史家左丘明、司马迁、班固、陈寿，他们各自写出了《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学名著，全是出于私创。他自己也要象这些史家那样，自成一家，独自发挥其聪明才智，创造性地撰写历史。并不安心于当个馆局编修之官，反感到退居清静、成其一家为好。这充分说明，知几在馆局纂修和自成一家二者，态度是明朗的。这当然透露了他对史馆监修制度的不满，唯其如此，他也议论不少馆局撰修之事。
在这方面，刘知几和章学诚都继承和发展了自古以来"成一家之言"的史学优良传统，并非"截然两途"。
综上所论，刘知几以"通识"观点为指导"商榷史篇"，以"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这便是刘知几撰写《史通》的目的，也是《史通》一书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