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以"通"名书，颇有深意。《史通序》云：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爱定兹名。
刘知几以《史通》拟《白虎通》，决非仅仅采来一个"通"字。我们分析起码有两层意思：其一，白虎观诸儒论《五经》同异成《白虎通》，这个"通"字乃"疏通"之义，即疏通经学，定为标准。《史通》之义，当为疏通史学，成为不刊之典，后世之法。这绝不是生硬地比附。
大家知道，白虎观会议的任务在于制订朝廷对经书的统一解释。皇帝亲自裁决，会后，班固奉命将纪录整理编辑成书，即《白虎通》，也称《白虎通义》，或称《白虎通德论》。《白虎通》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经学通义，一部简明扼要的经学法典。它不象一般经学著作那样解释个别经书的章句，而是就经学涉及的重要问题作理论性的说明。它也并不是个别经学家观点的反映，而是由皇帝钦定的解释，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一定程度上起着制度的作用和法律的作用。所以这个"通"是"通义"，是原则，是标准。
前言"疏通经学，定为标准"，就是这个意思。刘知几写《史通》，也要疏通史学，统一史学，为 后世立法。这个志气不算小。笔者以为，刘知几很懂得白虎观会议皇帝称制临决的权威性，他也自视《史通》有无可争议的正确性，只可惜刘知几时没有一个汉章帝。其"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的慨叹亦是如此，他自有高过班固之才，却赶不上班固走运。其二，也表达了他对《白虎通》撰稿人班固的赞扬之情。赞扬班固，倒不是赞扬他写了《白虎通》，而是作为对《汉书》的肯定。
《史通》称"通"，还受司马迁的影响。"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这个"通"字应该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通"。刘知几深得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之法，他的"通识"观点便是对"通古今之变"的继承和发展。
这里有必要就中国史学史上关于重"通"的思想作一简单的历史回顾。
在中国史学史上，史家向来注重于"通"，提倡"通史"的著述。久之，形成为一种贯通古今的学术思想和世代相沿的优良学风，乃至行之有效的治史方法。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对此进行了概括，名之曰"通史家风"。当然，也有人对通史向来持不同看法，这不同的看法，导源于对中国古代两部史学名著《史记》和《汉书》优劣的评论上。马、班优劣之争持续了近两千年，论者因见智见仁，各执一隅，由之而形成了对通史、断代史的不同态度，或尊通史而抑断代，或尊断代而抑通史，此疆彼界，"咸擅一家，而各自弹射，递相疮痏"。①照实说来，通史、断代虽各成一家，表现了不同的学风，但它们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各有千秋，相得益彰。
回顾《史》、《汉》分争的历史，我们看到，最早评论《史记》的是班彪、班固父子。固袭父说，他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有一段集中的评论。
评论肯定司马迁"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文势一转，又赞美司马迁：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班氏评论褒贬各半，并没有故意贬低《史记》之意，但班说影响颇大。
如刘宋裴咽便说："駰以为固之所言，世称其当。"①不过，班固评司马迁"此其所蔽"三条，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即使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等，也并不能视为司马迁的弊端。对此，学者多有论述，此不赘言。不过，这不合实际的批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几成定论，大大损害了司马迁及其《史论》的声誉，而且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给其加上离经叛道的罪名。
知几论《史》、《汉》得失，立言甚多。他说："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然此二书，则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②这是知几对二书的基本立场。他主张兼取各家之长，反对"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①，这是相当公允的态度。《史记》重会通，"通古今之变"，《汉书》断代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