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提出了相当系统而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包括史学理论的观点和方法。
我们说《史通》展现了系统的、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首先是指它贯穿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抓住了这一点，就算抓住了《史通》的灵魂。这就是融会贯通、批判创新的"通识"观点。"通识"是刘知几史学理论中统帅全局的根本观点，也是统帅全局的根本方法。通识作为一种观点，首先是判定善恶、是非的原则和标准，即作为知几思想支柱的儒家政治伦理观，其次是"通古今之变"的观点，即在变化中辨利害、明善恶。通识作为一种方法，就是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方法。这是刘知几在史学总结中运用得最多而且是最根本的方法。
通古今之变，意即弄通历史的古今发展变化。承认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生成、发展、衰亡的历史过程。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周易》已经初步阐述了"通变"这一有关事物变化过程的历史观念的话，那未，司马迁则是继承这一思想并用来观察、分析、评论社会历史的史学家。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观点及方法是《史记》的思想宗旨，也是《史记》的基本精神和灵魂。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或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②"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表明司马迁把历史盛衰作为一个过程来把握，并且强调要从终始的完整的历程去认识历史。司马迁重视历史的发展变化，把历史看成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从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揭示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
这种观点闪耀着辩证法的火花。司马迁正是在"通古今之变"的观点指导下，才写出了划时代的史学巨著《史记》。
刘知几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和方法，它也成了刘知几史学批评之最根本的方法，也就是历史的方法。
《史通》四十九篇文字几乎无一例外地贯穿着"通古今之变"的思想，运用"原始察终"叙述事物的始终，大至讨论整个史学发展的概貌，小至辨章一种体例。比如《六家》、《二体》，旨在辨别史书体例，是知几对隋唐以前史体的总结。其基本方法就是"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把史书体例看成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归纳为六个流派，又对六个流派分头叙述了它们的始、终过程，最后做出结论："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这种历史的考察采用的不是静止的而是变动发展的方法，是纵向的历史主义的方法，于考镜源流中辨别史书体裁。
《史通》外篇《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两篇更是"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史学方法运用的佳例，他从上古史学一直叙述到隋、唐，直至刘知几撰《史通》时的"今上"即唐中宗，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刘知几也走上了一条由司马迁开辟了的通史之路，这两篇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史学发展简史。
上述二例都是比较宏观的内容。而在一些比较细微的问题上，知几也同① 《汉书·司马迁传》。
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
样采用这种历史方法。
比如关于纪传史五种体例的评论，刘知几也都能从历史的叙述中，判断其体例的性质以及得失。如《表历》篇首先原表的起源及其格式，继而考评史迁的表、班固的表以及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表。再如《论赞》篇讨论史书的论赞问题，从《左传》说起，按历史顺序相次评述了司马迁、班固以及魏晋南北朝一大批史家。至如《序例》、《题目》、《断限》、《编次》、《载文》、《补注》、《因习》、《言语》、《叙事》、《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等等，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其评述对象大抵是先《尚书》、《春秋》，后《史记》、《汉书》，再下是魏晋南北朝诸史，偶尔涉及大唐所修诸史。几成定式。不过，《史通》一书除《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二篇志在叙述史籍源流因而采用的多是叙事形式之外，其它都是史学评论的专题论文。这些史评论文，每题都要论证一个中心思想，全书合起来，又构成一个相当完整而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尤其是该书的内篇，专门讨论历史编纂学，显示出其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和形式的统一性、逻辑性。刘知几的史论以充分的论据以及对这些论据的历史的表述为其特征，这是它的长处，这一长处正是通变方法的具体体现。它的短处在于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概括。
兹以《序例》篇为例，加以分析。该篇有两方面的内容，前面论"序"，后面论"例"。如论"序"云：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窃以《书》列典漠，《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畅厥义。降逮《史》、《汉》，以记事为宗，至于表志杂传，亦时复立序。文兼史体，状若子书，然可与浩誓相参，风雅齐列矣。造华峤《后汉》，多同班氏。??峤言辞简质，叙致温雅，味其宗旨，亦孟坚之亚欤？
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炫文彩。后来所作，他皆如斯。于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
先借孔安国的话，论定序的涵义，知几以此义为准，列举大量事例以评论之。很清楚，他采用了原始察终的方法，从《书》、《诗》说起，次《史记》、《汉书》，次后汉以及晋、宋、陈、隋诸史，完全是历史的分析、评述。这样讲，脉络清晰，使人得到一个历史发展的概念。他的分析、评述完全体现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之中。然平心论之，知几对序的重要性，对如何写好序，并没有作深入的理论分析，字里行间只是表达了他对序的基本立场，喜欢言辞简质，反对矜炫文彩。
知几以"原始察终"的观点和方法分析、考察历史、史学，例证俯拾即是。
《书志》篇说："如斯变革，不可胜计，或名非而物是，或小异而大同。
但作者爱奇，耻于仍旧，必寻源讨本，其归一挨。"《核才》篇批评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情况说："然向之数子所撰者，盖不过偏记杂说，小卷短书而已，犹且乖滥蚌驳，一至于斯。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未圆备，表里无咎，盖亦难矣。"《疑古》篇说："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惑经》篇说："考兹众美，征其本源，良由达者相承，儒教传授，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忤时》篇说："凡此诸家，其流盖广。莫不喷彼泉蔽，寻其枝叶，原始要终，备知之矣。"可见，"原始察终"的观点和方法已经被刘知几非常熟练地运用到其史学评论中。知几把史学发展史看作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变化过程，始自上古，终于当代。他就是在从上古到初唐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跨度中完成其原始察终的史学总结工作。
通古今之变的观点和方法，当然要知古知今，要原始察终，而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古今、始终的"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本身就有通变的思想。
了解了变，才能确定应变之法。知几考察史学，对这个变字用力颇多，而应变之法也很切实，这是其通古今之变方法的具体应用。《史通·因习》云：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舟以求剑也。
这就是说，史学的变化自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应该用老办法去对待它。这种史学发展史观是知几史学思想中最光彩的内容。"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强调的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决定应变的办法，知几运用的非常广泛，非常熟练，术语也十分丰富。比如，知几认为汉代的诸侯不同古代的诸侯，没有世家，因而司马迁"必编世家，实同列传"①，所以"虽得划一之宜，诅识随时之义？"②司马迁记载人物的邑里颇有发明，"凡有列传，先述本居。至于国有弛张，乡有并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③这就克服了以往典籍记载人物邑里难详的缺点。知几认为："古往今来，名目各异，区分壤隔，称谓不同。所以晋、楚方言，齐、鲁俗语，六经诸子，载之多矣。
自汉已降，风俗屡迁，求诸史籍，差睹其事。??斯并因地而变，随时而革，布在方册，无假推寻。足以知氓俗之有殊，验土风之下类。"①"因地而变，随时而革"是他肯定方言、俗语的理论根据。
知几"随时之义"的思想有时用"时移世异"的术语来表述。如《六家》篇云："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
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知几认为《史记》本纪之体取法《春秋》，但"时移世异"，故二书"体式不同"。同篇，知几归纳六家，也说"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核才》篇也说："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看来以"时移世异"观点立论，是知几自觉的理性认识。
从思想渊源来看，"时移世异"是对韩非子思想的继承。《史通·模拟》篇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① 《史通·世家》。
② 《史通·世家》。
③ 《史通·邑里》。
① 《史通·杂说中》。
蠢》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
韩非的进步的历史观给知几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前引知凡"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的话似又同商鞅的思想有关，《商君书》有《更法》篇，曾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因提出"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主张，知几的思想同商鞅的思想是十分吻合的。知几从古代思想家那里吸取思想营养是必然的，在"随时之义"或"时移世异"的认识上他也不曾超越古代思想家的认识水平，但是把这种思想运用于史学实践和史学评论，则是他的杰出贡献。
"通识"的方法首先是历史的方法，即"通古今之变"的方法，"原始察终"的方法，但是也不仅仅如此。在许多情况下，"通识"则是认识事物的根本原则或标准，知几用此来区分史学批评对象的是非、善恶。《鉴识》篇云：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见诋。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诠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鉤深，乌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恶。
"识有通塞"，这是就人主观认识能力而言，通识是说认识正确，塞识是说认识受其阻隔，认识不正确。作为客观事物，即认识的对象是有一个客观是非标准的，这就是"物有恒准"。但人们如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即"鉴无定识"，也不能对客观事物求得一个得中的答案。鉴者镜也，鉴识之谓是说人之主观之反映客观，就如同明镜之照物，虚空之传响一般，如实反映，这要求史家兼善忘私。所以通识又归结到史家的修养上来，归结到直书实录之义。从史家史识修养上论，我们将在后面专题分析。这里从方法论上说，通识除表现"通变"的历史方法之外，还有许多方法是值得加以分析的。
一是"求名责实"法。
刘知几在评论史家、史书时，总要先从对事物的分析中概括出来一个标准，确定事物的内涵和性质，然后用以衡量被评论的对象，判明其是非曲直和是否名实相符。这是刘知几经常使用的方法之一，几乎贯穿《史通》全书，尤其是对史书体例的评论。
比如，他对纪传史诸体的评论，都用这种方法。本纪在于"列天子行事"，本纪就象《春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或者说"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意也。"这就是说，本纪一体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记载天子行事，二是用编年体，记大事。这两个特点是知几总结归纳历代纪传体正史的本纪而提出的。这是他确定的本纪体的标准、性质。以此为标准，他批评司马迁的十二本纪，以为"项羽潜盗而死，未得成君"，"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①又说，周从后稷到西伯，秦自伯翳至庄襄，爵乃诸侯，也不该称本纪。这是① 以上皆引之《史通·本纪》。
从本纪记天子行事这个标准检验的。他批评陆机《晋书》"列纪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编年。年既不编，何纪之有？"批评魏澹《后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于诸帝篇，杂载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细毕书，洪统备录。全为传体，有异纪文"。②批评司马迁"《项纪》则上下同载，君臣交杂，纪名传体"，"推其序事，皆作传言"③，批评范晔《后汉书·皇后纪》"其传也，而谓之为纪"，陈寿《三国志》载孙权、刘备"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①这种"求名责实"法，知几运用的非常广泛，对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