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六国的历史形势是无法逆转了，纵使有阿衡之佐也无济干事了。可见司马迁所论并非忽视历史人物的作用。
知几论历史成败，能够排除天命思想的干扰，主要从人事入手，这是对的。但他论人事却主要的是从国君的道德品质上去着眼，或愎谏、无道，或有德有才，智能神武，就有很大的局限。历史的兴衰成败，固然同当权者的个人的品德修养有着关系，但以为这就是历史兴衰成败的全部原因，当然就错了。认为个别英雄人物决定历史命运的看法，本来是唯心历史观的一种，即"英雄史观"。
现在再谈谈知几关于古今的认识。
《史通》开篇就说："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这八个字表述了刘知几的古今观就是历史变化观，这是知几历史观的重要内容。
关于古今的问题，古往今来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一直在探索着其中的奥秘，发表着各自的见解，它似乎成为人们永远也探索不完、议论不尽的永恒命题。诚如李大钊所言："宇宙的运命，人间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无始无终的大实在的瀑流，不断的奔驰，不断的流转，过去的一往不还，未来的万劫不已。于是时有今古，人有今古。乃至文学、诗歌、科学、艺术、礼、俗、政、教，都有今古。今古的质态既殊，今古的争论遂起。"①刘知几的历史观首先是一个变化观。他认为历史是变化的，不会老停在一个地方。因而人们必须顺应这个变化，知人论世，采取相应的政策，否则就是不达时务。他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蠢》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②知几用"时移世异"的观点即历史变化的观点来分析、观察人世间的事物，尤其是评论古今载籍，评论史书编撰中的诸多问题。
比如，他评论史书的烦省问题就本着历史变化的观点去看待。他说：过去荀卿说过：远略近详。"则知史之详略不均，其为辨者久矣。"干宝著《史议》，历低诸家，而独归美《左传》，说左丘明能够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没有遗漏，是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晋人张辅著《班马优劣论》，又说司马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字，班固不如司马迁。他因此说，"自古论史之烦省者，咸以左氏为得，史公为次，盂坚为甚。"魏晋已降，越来越烦。对史籍愈后愈烦这样的一个历史现象，知几解释说："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①他看到古今的不同，而造成这种不同，是由于"势"。
什么是"势"呢？他说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
① 《史记·天官书》。
① 《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55 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 年9 月第1 版。
① 《史通·烦省》。
因得出结论："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到了汉代，国家一统，有了征集史料的条件，故汉代之史，倍增于前。东汉时期，作者弥众。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门甲族，代多髦俊。邑老乡贤，竞为别录；家牒宗谱，各成私传。于是笔削所采，闻见益多。可见知几所言之"势"多指地理或一般人事的情况，也可以归纳为一个时代的形势，亦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综合水平。当然刘知几不曾明确指出这一点，他的理解还比较模糊。他讲汉氏有天下，"普天率土，无思不服"，实际上是国家统一对史籍记载的作用。他讲东汉"名邦大都，地富才良"等等，实际上是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史籍记载的作用。这个势无疑是指历史的形势，历史发展的水平。古今之不同，就是这种形势的不同。在这种背景下谈史之烦省，刘知几说：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求其事有妄载，苦于棒芜，言有缺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
①这一态度就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衡量世事的厚薄，以决定史书篇幅的多少，只要既不妄载，又无缺书就行了。这是非常通达的见解。
再如，他用历史变化的观点评论史书的言语问题。"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泳，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那时，"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追效昔人，示其稽古"，结果造成"伪修混饨，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因此，他严正指出：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亘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
社会在变化，言语也在变化，史书记载则必须适应这种变化，不能"怯书今语，勇效昔言"。刘知几的见解是非常正确的。那种追效古人，示其稽古的作法是一种因仍旧贯、袭用不改的旧观念，是一种传统观念惰性的表现。
刘知几在《史通》中撰《因习》之篇专门批评这种积习相传的不良史风。他说：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
"事有贸迁"就是承认历史是变化发展的，因而史书记载，包括上述的烦省、用语亦应相应变化。如果"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那就是大无识见了。
由此可知，知几非常清楚这样一个道理，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因而人们要适应这种变化采取相应对策。看待事物是这样，编写史书也是这样。这就① 《史通·烦省》。
① 《史通·言语》。
是"传称因俗，易贵随时"之义。
承认古今在发展变化，是否也承认这一发展变化是历史的进化？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因为承认历史在变，并不意味着就主张历史在进步。
在中国历史上，承认历史变化的人，大抵也可以划分为两种观念，一种观点认为今不如古，世道人心，今不如昔，一句话，认为历史在倒退。另一种观点认为今胜昔，历史在前进。刘知几对古今的看法是今不如古还是今胜昔呢？
这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载文》一篇专论文与史的关系，他分成三个历史阶段进行述评。认为远古文辞，能起到反映国家治乱兴亡的历史作用，盖因其"不虚美，不隐恶"的缘故。故"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但自秦汉以来，"文体大变"，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失实，无稗劝奖，而《史》、《汉》皆书诸列传。魏晋已下，讹谬雷同。事皆形似，言必凭虚。
而世之作者，乃聚彼虚说，编之史书。当然，举世文章，岂无其选。如韦孟《讽谏》，赵壹《嫉邪》，贾谊《过秦》，班彪《王命》，张华《女史箴》，张载《剑阁铭》，诸葛亮《出师表》等等，"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求诸历代，往往而有，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经》齐列。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哉？"应该说，就文而论，知几总的思想倾向是认为今不如古。他之所以说了一句"古犹今也"，只是说今也有象古一样的好文章。或者说，今不一定不如古，但绝对没有说今比古好。
知几也曾将远古之书与近代之史作过比较。说两者"非唯繁约不类，固亦向背皆殊"，近古之史，"言唯详备，事罕甄择"，远古之书，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后世学者由于崇古思想支配，深信古史优于后史，其实远古之书，"其妄甚矣"①。这一比较的结论说明，古者也可以不如今，甚至古者妄言更多于今。这样看来，知几在古今孰好孰劣的问题上，并未表示出一个明确的立场。前已言及，就文而论，知几总的思想倾向是认为今不如古。《史通·叙事》篇明确表述了这样一个看法。《尚书》、《春秋》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可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而《史》、《汉》不如《五经》，《晋》、《宋》不如《史》《汉》。一代不如一代。
史学好象走了一条倒退之路。这不正是今不如古的思想的表露吗？知几这一看法乃基于宗经的立场所致，经学思想是一种传统思想，把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说成是人类历史上的尽善尽美的黄金时代，"今不如古"的历史观便是这种传统观念的深刻体现。后来儒家的信徒们又把儒学经典抬到吓人的高度，他们本着孔夫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精神世世代代的重温着圣人的教诲，只是在注经中表示出自己的看法。在这一大环境之下，刘知几对《五经》虚美一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对儒家经典提出了批评。他并不是一个历史倒退论者。只是在他的思想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矛盾。这种对古今相对性的看法便是其认识的矛盾之一。
矛盾纵然是矛盾，在不少场合，刘知几也发表了对古代的赞美的言辞，但是他的立足点仍然主张人们面向当今，并不是要求大家向古人看齐。这面向当今的思想充满《史通》全书。比如《史官建置》一篇本来是叙述史官建置的源流。知几并非为溯源流而作，开篇极言"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① 《史通·疑古》。
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因此，"故备陈其事，编之于后。"可见他写史完全为了当今社会之需要。讲史官建置，从黄帝说起，一直写到大唐，写到今上，即唐中宗。沿革废置写完之后，最后对史官之取人来了个评论：观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详不可得而闻也。至于汉、魏已降，则可得而言。然多窃虚号，有声无实。
而近代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而书之谱传，借为美谈；载之碑碣，增其壮观。昔魏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其效欤！
浦起龙释这段文字，颇能理解知几用意。他说：多窃虚号，有声无实，"此八字是未节之主。"这实际上是知几对他有亲身感受的武后、中宗时期史馆的批评。如中宗神龙二年（706）知几参预修成《则天实录》二十卷，盖以官卑未列名受赐。可见知几写史论史，都面向现实，寄托着自己的感受。
《古今正史》上起三皇，下讫唐中宗神龙年间。最后谈到他同徐坚、吴兢等奉诏更撰《唐书》和重修《则天实录》事，感慨系之，因言："夫旧史之坏，其乱如绳，错综艰难，期月方毕。虽言无可择，事多遗恨，庶将来削稿，犹有凭焉。"可见，一篇《古今正史》，仍落脚于现实。
知几论古今的发展变化，也往往把古今历史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几个历史阶段。如提到"上古"或"远古"、"中古"或"中世"、"近古"或"近代"。一般说来，上古、远古大约相当于先秦时代，《疑古》篇曾把《尚书》、《春秋》都说成是远古之书。中古、中世大约相当于秦汉时期，《序传》篇曾把司马相如的自叙作为中古作品。近古、近代大约相当于魏晋南北朝时代。
这说明刘知几对于历史的变化，已经具有一种历史阶段观念。
不过，需要指出，知几本人在运用上述几个时代概念时也常常不一致。
"上古"这个概念，在知几的叙述中，一般都限于先秦时期。在他使用"中古"这个概念时，主要指两汉时期，但有时也指东周列国时期，有时亦波及魏晋南北朝及隋，也有时指唐初贞观时代，甚至包括他生活的时代。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十分必要去分析知几使用"上古"等几个时代概念的确切所指，说实在也是说不准确的。如果确切的话，还是使用知几使用更多的概念，即历史朝代的概念。在刘知几的行文中，常用"战国已降"、"班马已降"、"魏晋已降"、"周隋而往"等，看来战国、秦汉、魏晋等是其论史的几个时代分界线。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到，刘知几的历史观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他敢于驱除笼罩在历史画面上的神学迷雾，看到历史发展的进化趋势。认识到古今的变化是历史的必然，"势使之然"；今不一定不如古，古也可以不如今。
同儒家某些学者美化古史的态度不同，主张史家应顺应历史进化的潮流，不要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表现在历史研究领域，他敢于"疑古"、"惑经"，不仅敢于破除对神学的迷信，而且敢于破除对儒家经典的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