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其伪说，竟列纣罪，有倍五经。而天下恶者，皆以桀纣为先。
春秋以前，《尚书》之世，作者述事不见得全都正确，"理有难晓"者在在有之，而"诸子异说，义或可凭，参而会之，以相研核"，所以刘知几说："夫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非唯繁约不类，固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惟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覩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
寻其终始，隐没者多。"②由此从总体上得出结论："远古之书，其妄甚矣。"他赞成孟子的态度："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这种不盲目迷信古书而加以分析的态度无疑是可取的。
由上述可知，刘知几对孔子及儒家经典的批评完全是从维护史书实录精神出发的，丝毫不涉及尊孔、反孔的问题。这种摆事实讲道理的批评，充分体现了其史学家实事求是的严肃的科学态度。
需要指出，知几批评儒家经典的讳饰并不彻底。其一，在实录与名教发生矛盾时，他坚持直书的原则立场便有所退让。比如他说："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①又说："夫臣于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鲁之隐、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则邦之孔丑，讳之可也。"②这里所谓"名教"，就是指的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伦理纲常，这是维系宗法封建制度的根本思想和制度，它同直书当然是有矛盾的。在这矛盾面前，刘知几仍然把名教放在第一位，由之可以看出他儒家知识分子的立场。
其二，他对孔子的批评还是有顾虑的。他肯定孔夫子以大圣之德，应运② 《史通·疑古》③ 《史通·惑经》。
① 《史通、疑古》。
② 《史通·疑古》。
① 《史通·曲笔》。
② 《史通·惑经》。
而生，生人已来未之有，已如上述。但他也指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在圣人同其门弟于切磋酬对中，"颇亦互闻得失"。这并没有什么奇怪，斯则圣人之设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称非以受屈，并非同庸儒未学之辈，文过饰非，使问者缄辞杜口，怀疑不展。这里充分赞扬圣人不文过饰非。他在历数《春秋》之未谕后说："凡所未谕，其类尤多，静言思之，莫究所以。岂'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者欤？将'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者欤？如其与夺，请谢不敏。"③果真刘知几"莫究所以"吗？很难确论。但对夫子尊而敬之，谨而慎之之心情溢于言表。他在《惑经》篇终又云："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责，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再三致意，以表心迹。刘知几对孔子及其儒家经典如此谨慎，当然可以相信他对圣人的崇敬之情，相信他对经书的批评是在维护经书的尊严。但是同知几对诸家史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的果断的批评态度相较，判若两人，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孔子及经书的批评还是颇有顾虑的，这不难理解。如果以为在刘知几的笔下，孔子圣人和至圣先师的地位已经动摇，他摆脱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对历来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观念进行一次总的批判，这是抬高了刘知几，不符合历史实际。
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简单做法之非科学性，人们越来越清楚了。即使古代的学者，也没有采取这种简单的做法，特别是刘知几，他"商榷史篇"不仅在实践上能对古代史家、史书作系统的、一分为二的评价，而且在理论上对这种方法进行了概括。
历史传统和时代精神铸造了刘知几的思想，探讨刘知几孔子观的思想根基便只能从历史传统和时代精神上去寻找。当然也要分析刘知几具体的成长道路。这里我们不打算做全面地阐述，只是想撷取那些与史学家的刘知几有关的部分。
刘知几从古代思想遗产中汲取了"善恶必书，斯谓实录"这样一种思想的精华，并且成了他从事史学事业的宗旨，脚踏实地地贯彻执行，毅力甚强，自觉性甚高。
在中国古代，周王室及各诸侯国的史官，在记事时都有一定的书法，褒善贬恶就是其书法之一。《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载："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这里就透露了古代史官恶善必书的消息。善恶必书当然是为了劝善戒恶的需要。为了发挥历史知识之鉴往知来、垂训鉴戒的作用，首先要求的便是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及丰富性。没有真实的及足够的历史记载，就无法了解过去，借鉴历史。孔子是深刻了解这个道理的。他说："夏礼吾能言之，妃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①这是认识到历史记载是能否正确了解过去的根据。孔子也知道历史记载真实性是发挥历史之垂训鉴戒作用的关键。所以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②孔子表彰董狐"书法不隐"，认识历史记载真实性的重要作用。这一重要认识便得到刘知几的肯定和继承。
但是，孔子直书其事的传统和其《春秋》以道名分的政治意图发生矛盾③ 《史通·惑经》。
① 《论语·八佾》。
② 《左传·宣公二年》。
时，并未坚持到底。所谓"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苟涉嫌疑，动称耻讳"等等，便是指孔子违背了直书的宗旨。刘知几认为孔子实开曲笔恶例。他对孔子开的这个头并不满意，《疑古》、《惑经》是对孔子曲笔的批评，《曲笔》专篇更直陈曲笔恶习源于孔子。他在古代史书中找出了《左传》，以为唯《左传》才真正做到"善恶必彰，真伪尽露"，从而给予高度赞扬。他说，《春秋》劝善惧淫之义，"寻《春秋》所书，实乖此义。而《左传》所录，无愧斯言。"③设使世人习《春秋》唯取《公》、《谷》两传，则当其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缺如，使后来学者，代成聋替。
知几比较三传，认为《左传》有三长，一是笔削发凡，皆得周典，二是博总群书，广包他国，三是上询夫子，下访其徒。中心点是记事详备有根有据。
而《公》、《谷》有五短，一是地隔时违，传自委巷，材料可信程度差，二是语乃龌龊，文皆琐碎，三是理甚迂僻，无所准绳，四是重述经文，无所发明，五是奖进恶徒，疑误后学。中心点是说二传依经为主，"求其本事，太半失实"，刘知几对三传的评论大体符合实际。他接受自班固以来关于《春秋》与《左传》关系的传统解释，特别强调了如下二点：其一，孔子与丘明同时，如周观书，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其二，左丘明为"膺授经之托"，"传孔子教"，恐孔氏弟子各持异端，失夫子真义，故因孔氏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以持释经。这是肯定唯丘明乃是孔子真正的传人，《左传》乃是解经的定本。知几肯定《左传》的成就当然也是对孔夫子的崇敬，而同时，知几批评《春秋》而肯定《左传》也是认为对史家直书精神的坚持。按知几的理解，夫子修《春秋》，"亦存旧制而已，至于实录，付之丘明"，"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①综上所述，刘知几对历史传统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对孔子和儒家思想能一分为二。他把孔子学说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有优点，亦有缺点，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他的态度是"爱而知其丑，恶而知其善"，从方法论上说，这比较科学。当然刘知几并非主张一切皆书，这里有个选书的标准："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但举其宏纲，存其大体而已。非谓丝毫必录，琐细无遗者也。"②这个看法是十分可取的。我们强调直书，亦并非把所见到的历史资料记录无遗，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没必要的。实事求是是绝对必要的，也有个主观选材的标准。评价孔子及其学说，如能举其宏纲，存其大体，优点缺点并存，这便是最基本的态度和做法，而褒崇则善无可加，贬黜则罪不容责，是一种片面的形而上学的看法。
统观《史通》全书，刘知几反复申明要正确对待历史遗产，对待文化传统。他认为继承传统是创新的基础。他说："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御寇之言理也，则全凭李望；扬子云之草玄也，全师孔公；符朗则比迹于庄周；范晔则参踪于贾谊。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鉴后来？"①效法前贤，仰范前哲，是创新的基础。但是学习古人，继承历史传统，决不是生吞活剥，决不是形式主义的模拟，而是要求"取其道术相合，③ 《史通·申左》。
① 《史通·申左》。
② 《史通·杂说下》。
① 《史通·模拟》。
义理互同"。形式主义的模拟之法是求其形似，而不管世事的变化。或模拟古人之书法，或模拟古人之文字，结果是"貌同而心异"，造成笑话百出。
明识之士则不然，他们学习古人，则学习其精神实质，求其神似，所谓"貌异而心同"，刘知几对待孔子的学说和思想便采取了这种态度，因此他能把继承与创新结合起来。这是刘知几的孔子观的特点与优点。
又是崇敬，又是批判，这是知几孔子观的两个方面。崇敬而效法之，批判而创新之。因此他在史学领域真正继承了孔子的事业，是一位本色的儒家知识分子和孔子学说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