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孔子学说和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历代学人无不有自己对孔子的看法，即孔子观。这种孔子观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也是人们对传统思想态度的深刻体现。古往今来，人们对孔子及其学说发表过许多意见，好象都在力求寻找一个真孔子，实际上，褒贬议论之间，都寄托着自己的愿望，反映着自己的历史认识。
刘知几不是孔子及儒学的"异端"和"叛逆"，而是一个本色的儒家知识分子和孔子学说的信徒。这是刘知几的基本立场。
首先，孔子在刘知几的心目中是一个高大的形象，是他自己立身行事的光辉榜样。《史通·惑经》中有这样的表白：昔孔宣父以大圣之德，应运而生，生人已来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门人，钻仰不及，请益无倦。??嗟夫！古今世殊，师授路隔，恨不得亲膺洒扫，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抚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寻蠢简，穿凿遗文，菁华久谢，糟粕为偶。遂使理有未达，无由质疑。是用握卷踌躇，挥毫悱愤。倘梁木斯坏，魂而有灵，敢效接舆之歌，辄同林放之问。
刘知几不仅如孟子一样认为孔子是自有生民以来未之有的大圣人，而且"限不得亲膺洒扫，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抚四科之友"，做孔夫子的一名及门弟子。这种感情是相当真诚的。然而，孔子久己离去，后之学者认识孔夫子只能是"研寻蠹简，穿凿遗文"，"理有未达"的情况所在多有，对儒家经典提出疑问也是正常之事。知几认为："斯则圣人设教，其理含宏，或援誓以表心，或称非以受屈。岂与夫庸儒未学，文过饰非，使夫问者缄辞杜口，怀疑不展，若斯而已哉！"①尊重孔子和对圣人之教献疑并不矛盾，而且是真正的尊重，那些庸儒未学，对孔子及儒学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并不是真正的正确的态度。
① 《史通·惑经》。
知几崇敬孔子，更要效法孔子，以孔子为自己光辉的榜样。他私撰《史通》，就是学习孔子整理典籍为不刊之典的榜样。他指出孔子以"睿圣明哲，夭纵多能"的聪明才智，面对史籍之繁文，删《诗》、《书》，修《春秋》，为不刊之典，为后王立法，充分肯定孔子整理文化典籍的伟大历史功绩。并决心继孔子之后，志拟《春秋》，厘定群史，做孔子的继承人。诚然，他没有孔子那样大的名声，而作夫子的事业，不免会受到时人的攻击。但是他要继承孔子的事业，足见其宏伟抱负和对史学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自信心，也可以看出对孔夫子事业的深刻理解和无限崇敬。如果说孔子开创私人讲学和私家著述之风，大有利于史学之进一步发展的话，那未，刘知几之"商榷史篇"则是对唐以前的古代史学之系统性的总结。他们的事业是前后相继，心是彼此相通的。
其次，刘知几对孔子的学术和思想，尤其是对孔子的史学事业，曾给予高度的评价。
他十分赞扬和高度评价孔子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的历史功绩，其中尤其重视孔子删《诗》、《书》，次《春秋》。他论述《春秋》"属辞比事之言"，《尚书》"疏通知远之旨"，"意复深奥，估训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美焉。"因此他肯定二书"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又说："既而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继圣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故经史之目，于此分焉。"①这对孔子整理的古代文化典籍，特别是《尚书》、《春秋》，是多么高的评价啊！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这个评价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刘知几又把儒家经典同传世的史书作比较，以为经犹如太阳，史犹如星辰，当"果日流景，则列星寝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②所以他说《史记》之文当乎《尚书》、《春秋》之世，则"其言浅俗，涉乎委巷"，战国已降，去圣弥远，然后方能露其锋颖，倜傥不羁。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因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班、马执简，既《五经》之罪人，而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③知几上述议论，颇不合历史实际、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经典被奉若神明，视为不刊之典，好象任何好东西经书里都已经有了。我们古代的史学家，其中包括富有批判精神的史学家如司马迁、刘知几等，也不能完全摆脱这种传统观点的影响。通过刘知几上述的议论，我们可以看出他推崇《五经》，褒美孔子之才的儒家知识分子的立场。
复次，刘知几还从史意、史法上大力肯定孔子及其儒家经典的成就。
《探赜》篇云："古之述者，岂徒然哉！或以取舍难明，或以是非相乱，由是《书》编典诰，宣父辨其流；《诗》列风雅，卜商通其义。夫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失其指归，则难以传授。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其为缪也，不亦甚乎？"此言为史必辨流通义，明其指归，不能妄生穿凿，轻究本源。这是刘知几重要的史学观点。他讨论历史编纂，并非就体例论体例，而是以治史宗旨、历史观为根本出发点。比如他论"六家"、"二体"，便考镜源流，揭示史体的发展变化，"古往今① 以上引自《史通·叙事》。
② 以上引自《史通·叙事》。
③ 以上引自《史通·叙事》。
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又根据史体形成和源流派别，展示了史体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里，刘知几说孔子能辨流通义，就是肯定孔子在治史宗旨上的成就。
至于在具体的史法上，刘知几对孔子及儒家经典更是多方赞扬。他特别表彰儒家经典在叙事方面的成就。《叙事》篇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这是肯定经典叙事简要，文约事丰。进而指出，夫子深懂用晦之道，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成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既而丘明受经，师范尼父。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叙事简要，是刘知几衡量史书优劣的重要原则之一。在他看来，唯经书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两汉已降，国史之文，日伤烦富，芜音累句，云蒸泉涌，这不仅弥漫重沓，而且浮华违实。
此外，从体例而言，刘知几以为《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先后，条理分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明确肯定了春秋纪年之体。
总之，从写史宗旨到史书价值，从内容到形式，对儒家经典都做了充分肯定。由此不难看出，刘知几是一个典型的孔子学说和儒家思想的继承者。
他把"服孔门之教义"看成"行夏时之正朔"一样，"虽地迁陵谷，时变质文，而此道常行，终莫之能易也。"①这就是说，陵谷可变，质文可变，以孔门教义为指导思想则不能变。
刘知几的本色是一个史学家，他以"商榷史篇"为己任，在他的著作里不是全面评论孔子，而是重点研究孔子的史学。在他的笔下，孔子是作为史学家的面貌而出现的，换言之，他是以史学家的见识来看待孔子的。这是考察刘知几的孔子观所应予注意的。
然而，刘知几还有另外的一面，而且是不可忽视的一面，这就是他对儒学及传统思想的批判态度。这正是当今学术界给予充分重视的。
诚然，刘知几具有我国优秀思想家批判创新的优良品格，批判地继承，勇敢地创新，正是刘知几史学的基本精神。刘知几对孔子及儒家经书的批评比较集中地记录在《史通》的《疑古》、《惑经》篇中。《疑古》重点探讨《尚书》，《惑经》重点探讨《春秋》，集中点是批评《尚书》《春秋》对史实"爱惜由己"，多方讳饰以及后人对二书的虚美之辞。
刘知几从直书实录的宗旨出发，揭露孔子及儒家经典对历史的讳饰。他指出，《春秋》一书是避讳的典型："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①不唯《春秋》，六经皆是如此。如说："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阂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拭；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语《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取于吴，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① 《史通·本纪》。
① 《史通·疑古》。
由己者多矣。"②他对《春秋》一书，提出了许多质疑、批评，《惑经》篇集中列举十二条"未谕"，并指出"凡所未谕，其类尤多"，又进而批评历代学者为《春秋》虚美，他们共同的问题是对孔夫子盲目崇拜而缺乏独立思考。
比如，孔夫子次《春秋》，多采古史旧文，"因其成事，就加雕饰，仍旧而已"，这是事情真相，而太史公则说："夫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定然是虚美之辞。诸如此类，"征其本源，良由达者相承，儒教传授，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③违背了直书实录的宗旨。
刘知几对《尚书》之讳饰亦多有揭露，如《尚书》谓尧禅位于舜，他根据《汲家琐语》的记载，证明舜先废尧而立其子丹朱，继又废丹朱而夺帝位，并非尧舜禅让。再如，《尚书》说夏桀、商纣都是罪大恶极之人，知几不以为然。他说："称周之盛也，则云三分有二，商纣为独夫；语殷之败也，又云纣有臣亿万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则是非无准，向背不同者焉。"①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后来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