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引自《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史记·大史公自序》。
发展，他在《直书》篇表彰古来坚持直书之为数不多的优良史家中就有司马迁。至于刘知几的史学"通识"，更是"通古今之变"思想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通变的思想，自然不原于司马迁。《周易》中有关事物变化过程的历史观念，是变通观的源头，也深深影响了刘知几。知几经常引用《周易》变通的观点来论证史学问题。比如他说："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①又说："《易》以爻父穷变化，《经》以一字成褒贬，《传》包五始，《诗》含六义。故知文尚简要，语恶烦芜，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②"《易传》曰：知进退存亡者，其为圣人乎！"③先秦诸子如韩非的历史进化观也给刘知几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如《史通·模拟》云："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但作为史学家的刘知几还主要是从司马迁那部"通古今之变"的《史记》中得到了更多的启迪，也只有司马迁向他展现了贯通古今、包罗万象的历史画卷。
它扩大了刘知几的眼界，启发了刘知几的思路，并为刘知几提供了作史范例。
《史通》评史，显示了一种大家器度，"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如果刘知几没有"通古今之变"的气魄当然是不行的。《六家》、《二体》、《史官建置》、《古今正史》诸篇就是通古今之变的具体体现。刘知几的治史道路是司马迁所开创的通史家的道路。
第三，司马迁的《史记》为刘知几的《史通》提供了丰富的史评资料。
几乎贯穿《史通》全书、占有关乎全局地位的，是关于纪传史的评论。在纪传史评论中，知几尤其注重对《史记》的评论。这当然是因为《史记》在史学史上、在纪传史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的缘故，此外也因为刘知几特别熟悉特别注重《史记》所致。从《史通》中完全可以归纳出一部《史记评》来，抽出刘知几对《史记》的评论，《史通》就不成为《史通》了。刘知几博极群书，《史通》广征博引，但知几读得较熟、征引较多的却集中在几部书中，那就是《尚书》、《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诚然，知几对司马迁及其《史记》，在赞扬与肯定的同时，也有许多批评和否定的地方，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不受司马迁的影响。《史记》为刘知几的史学评论提供了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在研究《史记》的史学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史学理论的。
在中国古代史家观察历史的过程中，视野有所不同，有的强调会通，有的则注重断代。强调会通的，如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他考察政治兴衰得失之故，考察典章制度和社会风气演变，考察历史进程的联系以及考察历史文献的搜求、整理，都能从广阔的视野着眼，弄通它们的发展变化，注重断代的，如班固著《汉书》，强调"汉绍尧运，以建帝业"，不赞成把西汉皇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的做法。知几推崇断代为史，对通史的批评有点片面性。尽管如此，他在《史》、《汉》二者中，还基本上走了一条由《史记》开辟的通史家的路子，即史学会通的路子。刘知几看到了《汉书》已降的史① 《史通·因习》。
② 《史通·表历》。
③ 《史通·浮词》。
书多受《史记》影响，也看到了自《汉书》已降，"自尔迄今，无改斯道"①，断代成风，他自然高度评价了断代为史，殊不知他本人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
历史的选择，包括历史思想、历史观点的选择，并非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且往往不是由某些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我们不必要这样提出问题：刘知几是通史家，还是断代史家？这样就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