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深受司马迁学术思想的影响，学术界对此探讨较少，这里想重点分析一下。
司马迁继《春秋》之业写出了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巨著《史记》，这对刘知几的史学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荦荦大者，有以下数端。
第一，司马迁继《春秋》之业撰写《史记》启发了刘知几继《春秋》之业撰写《史通》。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其父司马谈早有撰著一部通史的愿望。他在临终之际拉着儿子的手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谈非常赞叹孔夫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他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可见司马谈就有继《春秋》之业的宏大志愿。司马迁俯首流涕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及至出任太史不久，便着手编撰。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非常明确自己的历史责任。他感到汉兴以来，"天子至明，泽流罔极"，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是有司之过，自己身为史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①因而历尽艰辛，发愤著书。司马迁的榜样大大启发了刘知几。他的思路同司马氏父子大为相似。《史通·自叙》说："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
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
嗟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未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这里也是表明自己继《春秋》之业。在史学领域，司马氏父子实际上继《春秋》之后完成了一部伟大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但司马迁并不敢将自己的书同《春秋》相比。
他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②刘知几也不敢说自己就合格上继《春秋》，因而他说"虽无夫子之名，辄行夫子之事。"司马迁与刘知几所不同者，一是撰史，一是评史，历史条件使然。
第二，在史学思想上，司马迁最突出的贡献一是尊重史实的科学态度，即"实录"精神，二是"通古今之变"的观点和方法。尊重史实表现在他对史料的处理上，也表现在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司马迁总是忠实于客观历史实际，敢于"直书"。刘向、扬雄、班固都承认《史记》的最大特点是"实录"。按照班固的解释，就是"不虚美，不隐恶"。司马迁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坚持了"实录"的态度，比较如实地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复杂情况，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这种实录的精神，是司马迁现实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充分体现了他的唯物主义态度。另外，司马迁总是重视历史的发展变化，把历史看成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从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揭示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这就是"通古今之变"的观点和方法。"通古今之变"作为一种史学观点，闪耀着辩证法的火花，是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精华。"通古今之变"作为一种方法，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最优良的方法。司马迁正是在"通古今之变"的观点指导下为中国古代史学史建立了里程碑。这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正是上述两点，深深影响了刘知几。从史学领域看，作为刘知几史学之根本精神的"实录""直书"之义，正是对我国史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和① 以上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