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②"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这是唐初统治者重视修史的根本宗旨。
贞观三年，唐太宗改组史馆，把史馆移到皇帝直接控制之下的门下省，修史一事；统由宰相领导，刘知几记录当时史馆的情况说："暨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①史书修成之后，可以受① 《旧唐书·儒学上》。
② 《贞观政要·崇儒学》。
① 《贞观政要·政体》① 《史通·史官建置》。
到皇帝的嘉奖。例如贞观十七年房玄龄、许敬宗等修成《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制封玄龄一子为县男，赐物一千段；封敬宗一子为高阳男，赐物七百段；敬播改授司议郎，赐物五百段。并降玺书褒美。"②足见唐中央政府对修史工作的重视：设馆修史制度的确立是封建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工程，统治者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垄断修史，以利于封建统治、隋文帝在开皇十三年（593）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③明令禁绝私人撰集国史。入唐，政治的再度统一，要求思想文化方面有相应的措施，扫除分裂割据的痕迹，树立统一的历史观点。从太宗贞观三年（629）至高宗显庆四年（659），三十年间，修成八部纪传体正史，即《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包括《五代史志》）、《晋书》和《南史》、《北史》。与此同时，还着手编纂"实录"和修撰"国史"等本朝史。
如贞观十七年房玄龄、许敬宗等成《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各二十卷，永徽元年长孙无忌等修成《贞观实录》二十卷；显庆元年长孙无忌、于志宁等修成"国史"八十一卷等。在这一过程中，修史与取鉴、资治紧密结合，纪传体史著取代了编年体史著而处首位，"正史"的修撰也逐渐官府化、制度化，使封建史学逐渐地巩固起来。
回顾史学发展的漫长历程，司马迁以纪传体通史《史记》的宏伟规模，开创了我国史学史上封建史学的新时代。司马迁坚持实录，面对现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写出了从历史经验中概括出来的一家之言，其创例发凡，早见卓识，给后世史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班固撰《汉书》，体例规整，编订缜密，创立了断代皇朝史的楷模。其书旨在"旁贯《五经》，上下洽通"①，是一部封建正统思想浓厚的"宗经矩圣"②之作，因而颇受封建统治者的重视。
汉唐之际，史学得到蓬勃发展，表现在史学著述的繁荣、史学新领域的开辟、史学自身建设的日趋完备和史学学科的独立等方面。这一时期，社会处于政治混乱、分裂割据的局面之中，动荡不安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生存，便从历史中找出借鉴，因而提倡史书的编写。况且自魏晋以来，经学日微，玄学兴起，学术思想从经学的禁锢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的眼界为之开阔。史学从经学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地位。学士大夫有志撰述者，不少弃经学而寄情史学。这一时期，中原世家大族纷纷搬迁江南，适应门阀制度的需要，谱牒家传之书勃兴。北方门阀地主侨居江南，人地生疏，需要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山川物产，因而地理方志之书应运而生。由于割据政权的存在，反映在史学上正统之争特别激烈。正统论者在史书中相互攻击、维持自己地位的修史倾向，必然导致扬恶溢美的曲笔，给史学带来不良影响。
此外，玄学既汗了经学的禁忌，遂使得士人纵横驰骋于文史之域，一时间文人修史成为风气，他们华多于实，理少于文，这给求真的史学带来灾难。总之，汉唐之际的史学，在其空前发展的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方法，都出现了不少问题，需要认真加以检讨、总结。唐初八史，就历史编撰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此前封建史学作了总结，然而理论上的总结还② 《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条。
③ 《隋书·文帝纪》。
① 《汉书叙传》。
② 《文心雕龙·史传》。
尚待来者。
不过，唐初的修史实践已经为理论总结提出了迫切要求，并提供了客观条件。当时，唐最高统治者那样重视史学，从唐高祖到唐高宗，曾先后正式颁发了三篇修史诏书，高祖《命萧璃等修六代，史诏》强调了史学的社会作用，太宗《修（晋书）诏》除了高度评价史学的社会作用外，也评价了以往的修史工作，高宗《简择史官诏》对撰写史书的人提出明确要求。所以说三篇诏书既反映了统治集团对史学的认识，从而为史学工作提出要求，也是史学工作的某种程度的总结。政府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设馆修史，这本身就反映了他们对史学工作的认识和狠抓史学工作的决心。统治集团对修史的重视和史学发展的需要，一项系统性的理论总结势不可兔，至少说下述一些带实质性的问题迫使人们做出理论的回答。这些问题是：关于史学的社会作用及治史宗旨问题。
这是统治者和史家都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史学有着经世的优良传统，以史为鉴的思想源远流长，历史书可以作为教育的工具，发挥劝惩和垂训的作用。唐初君臣也以史为鉴，《隋书》就贯彻了这个宗旨。而司马迁撰《史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他作史的目的是在考察历史变迁的内在原因，为此，他把注意力放到考察历史过程的发展变化上，力求从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揭示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这种治史宗旨便不同于简单的"善人劝焉，淫人惧焉"的鉴戒。到底如何发挥史学的作用，需要作出理论的回答。
关于修史制度问题。
早在三代，就有史官制度。史官的责任，主要是如实记录统治者的言行。
那时学在官府，官师合一，所以并没有私人著述。到了春秋未世，王官失守，学下民间，才有私人撰述的产生。司马迁之后，封建政府对史学还抓的不多，历史著作主要是一家之言，或系父子相传的世业，或系一家独断的创作。故魏晋以来私家修史之风大盛。但设置史馆、独断国史编纂的做法，使得私修国史已不可能。现实给人们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在修史问题上，是私家修史好，还是官家修史好？这是一个涉及面广而且现实性很强的问题，对此必须从理论上回答。
关于史书编撰中的问题。
这个问题涉及面广，首先是史书编撰的体例问题，编年体与纪传体是唐以前史书体裁的主要形式，《隋书·经籍志》以编年为"古史"，以纪传为"正史"，究竟哪种体裁更佳，或者各有利弊，需要进行分析。此外，司马迁开创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写出纪传体通史的《史记》，班固因《史记》而撰《汉书》，创立了一个纪传体断代史的规模。走通史之路还是走断代史之路，必须作出理论的分析，方能决定去取。与此相联系的，纪传体正史既然赢得了辉煌的成就，初唐时期一下子编了八部，因此，有关纪传体的体例问题，诸如本纪、列传、表历、书志的各自要求，论赞、序例、断限、题目、称谓等的处理，以及材料的采撰，叙事的要求，文字的运用等等，都要作出中肯的分析。
关于史学家修养问题。
直书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但曲笔阿时也代有其书，尤其是魏晋以来曲笔成风。是坚持直书还是曲笔，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修史态度和治史作风。从千百年来大量修史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看，关于史学家的修养问题提出来了。孔夫子表扬董狐"书法不隐"，班固等肯定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都肯定直书。具体说一个优良的史家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如何去实现这些条件，这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总之，有关史书编撰和史家修养，这是史学理论总结的两大课题。不提高史家的思想素质和知识素质，无法编撰出优秀的史书；不解决史书编撰中诸多观点和方法问题，无法提高史书的质量。总结是现实的迫切需要，而这个总结时间跨度长，涉及知识广，非博学通识之才，无法担此重任。诚如刘知几所说："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①时代呼唤伟大的史学理论家的出现，时代也创造了伟大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只从史官的队伍中走了出来，以二十卷的《史通》奉献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