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并会创造出自己的伟大人物，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刘知几之所以能以其史学卓然独立，垂名千古，是时代造就了他，《史通》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在这里，"需要"是问题的关键。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这句话强调了社会需要促进思想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需要"意味着产生思想理论之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的成熟。刘知几的思想自然有其历史渊源，受着前辈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它植根于现实的社会土壤之中，处处呈现出时代的特点。有关刘知几的思想渊源，本书拟在下篇专题评述，这里只结合叙述刘知几的生平揭示他的时代。
刘知几字子玄，唐朝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死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可见他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唐之世。
当他在彭城一个官宦之家呱呱坠地的时候，李唐社会已经为他准备了舒适的摇篮和宽广的舞台。自李渊建国，经李世民的经营，社会呈现出政治稳定、生产发展、民族融洽、文化繁荣的一派升平景象。"贞观之治"就是生动的体现。
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去世，李治即皇帝位，是为高宗。高宗统治时期，有一位不可忽视的政治风云人物，那就是先为昭仪，继为皇后，终为皇帝的武则天。她于贞观十一年（637）十四岁入宫，当了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后，入感业寺为尼。高宗即位后，召她入宫，封为昭仪，渐承恩宠，终在高宗永徽六年（655）谋得皇后之位。从显庆（656-661）始，高宗因体弱多病，百司表奏，皆委武后详决，于是政柄渐落武氏之手。显庆六年（661）的二月改元龙朔，正是知几诞生之年。可知知几降生之时，李唐社会刚经过贞观年间卓有成效的经营而呈现出生气勃勃的繁荣景象，而武则天已逐渐掌握大权。
不过，高宗仍居帝位，直至弘道元年（683）驾崩，基本上是皇帝、皇后① 《史通·自叙》，以下引《史通》皆用《史通通释》本。
② 《史通·自叙》。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 年版，第10 页。
"二圣"临朝的局面。及太子李显即位，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便完全决断军国大事。公元684 年，经过一番废立之后，武则天正式登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光宅。"光宅"是武则天的年号，她经过了近三十年的苦心经营，已成了事实上的女皇，直到神龙元年（705）传位中宗，方结束了武则天的统治。
中宗在位时间不久，而且昏庸无能。当时，武三思擅权，韦皇后欲效则天故事，与其女安乐公主合谋耽杀中宗。韦后临朝摄政，改元唐隆。这是中宗景隆四年（710）的事情，正是这年六月韦后临朝之际，李隆基结集禁军入宫，一举铲除韦后及其亲党，拥立其父相王即位，是为睿宗。睿宗景云三年（712）李隆基即位，是为玄宗。玄宗开元九年（721），刘知几卒。
由上可知，从知几降生至神龙元年（705）四十五岁，都是武后当权。显然，他的大半生是在武后统治下度过的。此后，经过中宗、睿宗的八年动乱，方进入玄宗开元时期。在唐朝的历史上，玄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所谓"开元之治"，乃指玄宗开元（713-741）年间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的局面，这是唐朝极盛的时期。刘知几只赶上了这个时期的开始，便与世长辞了。
刘知几生活的主要时期是武则天时代，这是介于"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之间的一个时代，是一个在"贞观之治"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的时代。无疑，"贞观"与"开元"是唐朝的两大高峰，而处于其间的则天时代也有相当作为。武则天执政以来，继续推行唐初的基本国策：坚持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压抑部分士族，扶助新兴庶族；反对民族压迫，保卫边防安全。而且，劝农桑，薄赋敛，发展科举制度，广泛罗致人才。因而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全国户口从永徽时的三百八十万户，到她临终时增至六百一十万户。当然，在她统治时期，也有一些弊政。诸如任用酷吏，滥用人才即是。唐太宗举贤纳谏，深刻懂得"为政之要，惟在得人。"①这一政策的实施是贞观政治清明的重要原因。而武则天滥于用人，特别是重用武氏家族，诸如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武攸绪等，这些人长期担任要职，尽是些不学无术之辈，贪赃在法之徒，影响极坏。则天时代在政治上算不得是清明社会。
刘知几生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贞观以来的盛世，尤其是文化的繁荣，其中包括史学方面的成就，是刘知几史学事业赖以产生成长的客观条件。
唐政权思想文化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学术思想的开放。儒、释、道三教并立，但传统的儒学仍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李渊于隋未大乱中建唐，"虽得之马上，而颇好儒臣"②，立国伊始，即下诏在全国建置各类学校。太宗李世民尤重儒学，戎马之际仍"锐意经籍"③，于秦府馆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上。即位后，又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讲论经义，商略政事。
次年，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太宗数次到国学视察，令祭酒、博士讲论，并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经者，咸得署吏。因此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儒学呈现了一派勃兴的盛世景象。
唐太宗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为统一儒家经典，于贞观四年① 《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
② 《旧唐书》卷一**上《儒学上》。
③ 《旧唐书》卷一**上《儒学上》。
（630）诏令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传习。"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①这是一种训解五经的标本，于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全国。从此以后直到宋代，凡是科举考试，或是传授经书，都以《五经正义》为官定经书。
经学统一和科举制度的推行的文化背景铸造了儒家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模式。刘知几自不例外。《新唐书·儒学上》说："尝论之，武为救世贬剂，文其膏粱欤！乱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损而进贬剂，其伤多矣！
然则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盗，圣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创业，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举天下一之于仁义，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唐代儒学复兴，同统治者文治战略休戚相关。那时，统治者崇尚儒学，李世民是个典型。宰相大臣重儒学，他们懂得"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②贞观二年，太宗询问"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的原因，黄门侍郎王挂答道："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摧焉。"①统治者"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同"改革旧弊"、"兴复制度"联系一起）这策一政策导向就规定了儒家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路径：从为学始，经过科举考试、至为政终。刘知几也是如此。
同崇尚儒学的目的相一致，初唐统治者也十分关注史学，设馆修史，这直接影响了刘知几的史学志趣和治史风格。
初唐统治者很了解史学对巩固政治统治的作用；因而狠抓修史工作。高祖于武德五年（622）在《命萧龋等修六代史诏》中，就明确提出"考论得失，穷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的修史目的。
贞观十年（636），房玄龄等修成周、齐、梁：陈、隋五代史，"诣阙上之"，唐太宗非常高兴。他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痒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化之事殆将混灭。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