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呼唤伟大史学理论家的出现，时代也创造了伟大的史学理论家。但是，刘知几之所以能承担历史使命，对唐以前的古代史学作了系统性的理论总结。撰成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成为一位伟大史学理论家，则完全是由于他充分运用社会、家庭、朋友所提供的一切客观条件再加上个人主观努力的结果。
刘知几踏入史学的殿堂有其深刻的原因。历史的传统、家学的渊源、友朋的影响，以及个人的志趣，都发生了作用。
这里先谈谈他的家学渊源。
在中国古代，大凡学者们的思想、学术，每渊源于家学，有所谓"诗礼传家"、"父子世业"等说。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更不乏其例。比如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所撰《史记》，是继承乃父司马谈的未竟之业。自《史记》问世后，续作纷出，班彪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
班彪死后，班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便探撰前纪，缀集所闻，撰写《汉书》，历二十余载，后入狱身死，其妹班昭又完成八表。
此家族世代相传之学，是相当普遍的文化现象，从思想、学术的继承和发展来看，这一文化现象自有其积极意义。刘知几的史学思想，也有其家学渊源。
知几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他的曾祖刘珉为北齐唯阳太守，祖父刘务本为隋留县长。知几的从祖父刘胤之"少有学业"，在隋时即与信都丞孙万寿、宗正卿李百药为"忘年之友"。唐高祖武德年间，御史大夫杜淹上表推荐他为信都令，"甚存惠政"。永徽初年，累转著作郎、弘文馆学士，曾与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杨仁卿等，一同撰成国史和实录，并因之授封阳城县男。据《旧唐书·令狐德英传》载，永徽元年（650），德紊受诏撰律令，复为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及《五代史志》。
不久迁太常卿，兼弘文馆学士。永徽四年（653），迁国子祭酒，"以修贞观十三年以后实录功，赐物四百段，兼授崇贤馆学士。"刘胤之与德棻同撰国史和实录大概就是指永徽元年以来修的《贞观实录》。刘胤之与唐初著名史家结为"忘年之友"，同撰国史，至少可以说他是一位有相当素养的史学家。
史载他因年老不堪著述，出为楚州刺史，卒于任所。
知几的从父刘延祐进士及第，颇有文名。《旧唐书·刘胤之传》说："弟① 《史通·自叙》。
子延枯，弱冠本州举进士，累补渭南尉，刀笔吏能，为畿邑当时之冠。司空李勋尝谓曰：'足下春秋甫尔，便擅大名，宜稍自贬抑，无为独出人右也。'"可知其文章、吏能兼备。《新唐书·文艺传》中为刘延祐立传，也表彰他"有吏能，治第一"。
知几的父亲刘藏器在高宗时为侍御史。当时卫尉卿尉迟宝琳曾胁人为妾，藏器加以弹劾使之退还。宝琳乃鄂国公尉迟敬德之子，自以为是功臣的后代，又是权臣许敬宗的亲信，便飞扬拔扈，无法无天。他私请皇上同意止还，凡再劾再止。于是藏器上书皇帝，慷慨陈述大义："法为天下悬衡，万民所共，陛下用舍由情，法何所施？今宝琳私请，陛下从之；臣公劾，陛下亦从之。今日从，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妇犹惮失信，况天子乎？"①在这种情况下，高宗诏可，然心中很是不快。不久迁比部员外郎。监察御史魏元忠很称赞刘藏器贤能，高宗也打算提升他为吏部侍郎，因遭魏玄同的反对，便放他出为宋州司马。由此可见其执法如山，无所阿私，言词抗直，不畏权贵，甚至敢于批评当朝天子"用舍由情"、"失信"。这种大义慎然的高贵品格，实在难能可贵。
有关刘藏器的生平，史无详载。《全唐文》卷一六三，收有他关于"恤刑"、"刑法得失"和"往代为刑是非"等三篇对策，由之可窥察他对施用刑法的认识和态度。他主张恤刑，"既返直淳之俗，还归仁义之衢，解网泣辜，惟刑是恤。断而难续，夙采缇萦之言；议狱缓刑，久纳温舒之奏。不轻不重，非省非繁，既合时宜，无劳横议。"又言："金、扑异俦，行乎舜日；劓、刖殊类，施于姬年。莫于疏密随时，轻重言事。"由此可看出他慎刑罚，因时以制礼的思想。这种见解，对于一个封建士大夫来说，是相当高明的。
知几有两位胞兄，长兄知柔，仲兄知章。知柔"性简静，美风仪"①，与知几俱以善文词知名，在官也有善政。累迁工部尚书、太子宾客、封彭城县男。据李邕《刘知柔神道碑》云："公春秋七十有五，以开元十一年六月十五日遇疾，薨于东都康俗里之私第。"依此推断，知柔当生于贞观二十三年（649），比知几长十二岁。李邕称颂知柔先人"莫不都长忠方，简质贞亮，业行优绝，政理殊尤"，赞美知柔"立年博达，典学为海；懿文为林，镇重为山，幽静为骨，清谈事约，言遣理深。谦常后身，俭不逼下"，且"仪形硕伟，风神散逸"。苏硕《授刘知柔尚书右丞制》说他"时行推美，旧德归高。明畅襟情，闲华风表。蹈典坟之芳润，总词赋之笙簧。虑常密于在公，迹自勤于为政。"②廷硕《授知柔工部尚书制》中称赞他"硕德眷秀，行高才远。文词有绮缋之工，望实有珪璋之誉。出膺贤守，则郡国循良，入位名臣，则衣冠准的。可谓朝之名哲，代之纯懿。"③上述言辞，固然多所过誉，但其基本精神同正史所载相为一致：学识丰厚，品德高洁，为官清正，且仪表非凡。知几有这样一位兄长，对自己的道德文章不能不产生良好影响。
知几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那年，其父五十有四①，知柔一十有三。他生长在"鼓簧史撰，柱石邦家"的官宦之家和书香门第里，父辈的① 《新唐书·文艺列传》。
① 《新唐书·刘延祐传》。
② 《文苑英华》卷三八五。
① 据《新唐书·魏元忠传》云："仪凤中刘藏器年七十。"推知几生时当为五十四岁。
诱导，兄长的感召，整个家庭氛围的习染，不难理解刘知几饱受文化教育的童年。
在知几的先辈中，同史学颇多关系者是他的从祖父刘胤之和从父刘延祐，而其父兄皆以词学知名，幼年时代的刘知几多受父兄黛陶，颇善文词，这为他一生的学术事业打下坚实基础。知几夙好史学，也许受了从祖、从父的影响，更重要的乃是个人的志趣，其父能顺其秉性，采取了"因材施教"之法，调动了刘知几求学的积极性，使之顺利地踏上了为之奋斗终身的史学道路。
再谈谈刘知几的史学志趣。
有关知几青少年时代的学习生活，知几在《史通》中有所记载。《自叙》说：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是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
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无暇。
刘氏《自叙》相当具体地叙述了他在二十岁前的读书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立志史学事业的浓厚的兴趣、顽强的毅力、宽广的视野以及丰富的积累。
"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在这方面，知几与他人并没有多少相异之处。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那些官宦书香之家，都是对子女实行家教。知几在十一岁时，其父授《古文尚书》而其业不进，转授《左氏》，却欣然领会，不能不说知几对史书有缘分。这堤什么原因呢？如果说知几在幼小的心灵里，喜欢听兄长讲历史的故事，这有可能；如果说知几当时就立志当一名史官，象他的从祖父那样为大唐修史，在他这样小小年纪，不会有这样的认识。史传缺书，十一岁之前的刘知几的幼小心灵中到底埋下了些什么种子，在其以后的人生旅途中发芽、开花、结果，我们不得而知。就知几自己所言，读《古文尚书》其业不进，转读《左氏》欣然领悟，自不难理解。前者文字艰琐，内容乏味，后者文字优美，内容生动，写战争，状人物，叙事件，情趣横生，这是历史书容易被人接受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对初学的幼年学子。知几是在读经史的实际感受中接受了历史书，而在读历史书的过程中又逐步为历史书所吸引，从而加深了学史的兴趣。阅读历史书，不断增长着知识，而求知的**愈强，学习积极性愈高，毅力日增，视野日广。《尚书》是儒家经典，也是史书，《左传》是史书，也是儒家经典。知凡撰《史通》，把《尚书》、《左传》都视为史学流派之一。看来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左传》之引人入胜的历史叙述而把知几带进史学的王国。自然，父兄的教育为他步入史学的殿堂准备了条件，特别是其父"奇其意，许授《左氏》"，顺其心情，因材施教，在关键时刻起了积极作用。
刘知几的读史生活并不是轻松愉快的，他既不是那种过目成诵的所谓"神童"，也不是不学而能的所谓"先知"，其学业的进益要靠辛勤的汗水，不断的追求。在这里，顽强的毅力是他成功的条件之一。如果说他天质特优，也绝不会有读《尚书》"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一说。从十一岁读《左传》，次读《史》、《汉》、《三国志》，再次读"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不只是一史只读一部，而是"触类而观"，到了十七岁便"窥览略周"。这是多么大的读书量啊！《隋书·经籍志》著录史部之书凡817 部，13264 卷，知几若"窥览略周"的话，其数目实在不小。以半数计，也是相当可观了。这需要多少时间和精力！后来他自撰《史通》，引用文献则不少三百余种。比如，引用《尚书》五十余条，《春秋》一百余条，《左传》一百条，至于《史记》、《汉书》，则俯抬即是。史书读那么多，那么熟，这实在是不容易的。更何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唯读史，经史子集无不涉猎。
刘知几走了一条自己的治学道路。父兄教育他"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这是经师们解经注经的道路。《汉书·艺文志》说："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道出了汉代儒生章句之学的弊端。魏晋已降之义疏之学，曾广搜群书，补充旧注，究明原委，是汉代以后经学态度的体现，正是"博观义疏，精此一经"的路数。读书人坚持"述而不作"的圣人遗训，好象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领悟古圣先贤的遗言，采取经书笺注的形式，把自己的理解记下来，世代相传，始终兴旺不衰。他们讲师承，重家法，宗派林立，门户之见甚深。这种经学的烦琐形式主义扼杀了思想生机，阻塞了科学探索。封建社会大部分知识分子走了这条治学道路，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力图挣脱它，刘知几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他不走"精此一经"之路，"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他博览古今史籍，目的是想了解"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他"触类而观，不假师训"，凡所读书，粗知"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
这种治学的目的和方法，一反经学笺注主义，为了通晓古今沿革变迁，采用的是"通古今之变"的方法。难能可贵的是他那种"不假师训"的独立性格和自主精神。这种思想性格和学术作风生根在一位青少年的心里，而且开花、结果，对其一生为人、为学、为政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不假师训"，走独立钻研的路，这其中首先表现为他不盲目迷信师训，而且对师训、成说表现出某种怀疑和批判精神。他在《自叙》中说："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少年刘知几的质疑精神，是其治学风格的重要特征。有了这质疑精神、批判精神，他能不以先圣前贤的是非为是非，敢于独立思考，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一思想品格是刘知几终生从事史学批判、史学总结之用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刘知几在青少年时代博极群书，积累了融会古今的渊博学识，从而打下了一生的学问基础。这博通的治学道路是少年刘知几治学的又一特征。前已提及，少年刘知几在十七岁前对古今史籍"窥览略周"，已属不易。他在经、史之外，也读了大量文学的书。尽管他夙好史学，但家学传统的薰陶，父兄的言传身教，也颇喜诗赋。他是在高宗永隆元年（680）应科举进士及第的。
在《史通·忤时》篇说："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大体反映了他在举进士之前的学习历程。科举制是隋唐出现的新事物，进士科是科举中的一个重要科目，起初同秀才、明经、明算、明法、明字诸科并列，列为岁举常贡之一，但不久它就超过别的科目，在整个唐代科举试中，名声最响"高宗、武后时，进十登第开始为士大夫官僚所羡慕。诚如《新唐书·选举志》所言："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摆在知几面前的光明之路，只有是通过科举制度才能获得，或为政，或为学，皆是如此。
"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这反映了他夙好史学的志趣，也概括了他学习的实践。经史文的结合，奠定了他一生治学的基础。
知几"以同学知名"应该是二十岁前后的事，他说："余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①"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②结合"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的话，可以看出知几青少年时代奔走文史的路径。"幼闻诗礼"是封建时代启蒙教育的一般情况。孔夫子早有遗训："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③，学诗、学礼是幼童的基本功课。而"幼喜诗赋"、"初好文笔"，此"幼"与"壮"对举，"初"与"晚"对举，大体可以理解为"幼"、"初"指青少年时代，"壮"、"晚"指壮年以后。他幼喜诗赋，初好文笔主要是父兄家学传统的影响，既"喜"且"好"，这说明他有浓厚的兴趣，也取得了良好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