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恰退情调确实存在
历史现象是曲折多变的，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人的思想受主客观诸方面的影响，也绝非单一的。直线的。刘因的政治态度也是如此。翻开刘因的著作，谁都会发现，其中一些作品情调高昂，积极进取；另一些作品则恬淡谦退，充满着闲适甚至隐逸情调。
比如，刘因写有许多羡慕、赞美隐士生活的诗篇，壶公、巢父、黔娄、严光、陶潜、邵雍等人常是他吟咏的对象；汉阴圃、鹿门田、仇池山、桃花源等常是他讴歌的题材。对于陶渊明，刘因尤其欣赏，和陶诗，咏陶事，集陶句，不一而足，单是"和陶诗"流传下来就有七十六首之多（详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此处不赘）。
刘因自取的一些名号也大多带有此种隐逸情调，如"樵庵"、"牧溪翁"、"泛翁"、"雪翠翁"、"雷溪真隐"等。①刘因的许多诗抒写了隐逸情怀，如：诸公久矣笑吾贪，是处云山欲结庵。
只有皇卿解货助，画山须画静修龛。有的颇为檐泊，如：院静复夜静，幽人世虑轻。
是非容勿辨，忧宠莫多惊。有的很是闲适，如：巧隐林旁无四邻，背山向水得天真。
风光正及二三月，童子同来六七人。
十日得闲须小醉，一年最好是深春。
鸟声似向花枝说，曾见无怀有此民。④有的甚至有某些幻灭感，如：浮世浮名酒一杯，我欲驾此观蓬莱。
只愁日暮三山上，黄尘回首令人哀。①登临秋思动乡关，展尽晴波落照间。
叹老自非缘由发，爱闲元不为青山。
儿经分合世良苦，不管兴亡天自闲。
初拟凭栏浩歌发，壮怀空与由鸥还。②有时，他对于僧道也有歌颂，如：不巢由，不伊周，陶然方外游。
不沧浪，不庙堂，超然无何乡。
冠其发，绳其须，温然山泽癯。
水其心，云其身，飘然葛天民。
俗而无尘，野而有文。
九十康强，人间几人？
① "樵庵"见《静修集》卷二《寿史翁百岁诗序》；"牧溪翁"见《静修集》卷一《嘉氏子字说》；"泛翁"见《静修集》卷二《李公勉复初名序》；"雪翠翁"见《静修集》卷七《雪翠轩》；"雷溪真隐"见苏天爵：《静修先生墓表》。
② 六绝《孙尚书家山水卷》，《静修先生集》卷一，页二二五。
③ 五律《夏夜》，《静修先生集》卷九，页一四三。
① 六古《山行见马耳峰》，《静修先生集》卷六，页一三一。
② 七律《南楼》，《静修先生集》卷九，页一六三。
吾谓可庵之真，乃神仙之神也。③这些诗文中反映出的思想，与上节所述的那种积极情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们同出于一人之手，这似乎是个矛盾。矛盾确实是存在的。但这种矛盾并不是思想混乱所致，而是反映了刘因不同时期的不同思想倾向。虽然我们无法确知刘因所有作品的写作年代，但仅从部分可知年代的作品中，仍然大体可以推知，表达前一种情调的，大多是他青少年时代的作品；流露后一种情调的，则大多是中年以后的作品。
（二）刘因思想变化的原因
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点：首先，是现实矛盾给他的压抑，即元代的政治变化给他造成的影响。
前文提到，忽必烈统治的前期，全国的政治经济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气象，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同时也应承认，忽必烈政权也潜伏着深重的矛盾和危机，民族矛盾、阶级压迫，蒙古贵族内部的权力之争等等，问题不少。忽必烈统治的后半期，其保守性和反动性的一面日益发展，许多矛盾便趋于表面化，给政治罩上了一层阴影。这一阴影像铅一样渐渐压在了刘因的心头。主要表现是：1.忽必烈也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蒙古以少数民族而入主中国，为了维护其统治，必然千方百计地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忽必烈虽然停止了一些过分野蛮和破坏生产力的旧制度，但对于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却仍然因袭下来。全国统一后，元朝统治者将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北方汉人）、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四等。在中央政权和军权方面，蒙汉的分界是严峻的。南人进入中央政府做官的始终不多。在法律以及各种政治待遇方面，四等人都是有区别的。这既是反动的民族防范政策，又是恶毒的分化挑拨政策。①这种政策，只能刺激和唤起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敌对情绪。
2.忽必烈统治的后半期，儒臣的地位有所降低。前文提到，忽必烈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曾重用汉人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帮助忽必烈取得最高统治地位是出了大力的。但是，忽必烈对于汉臣，却并不完全放心。李璮之乱，加重了忽必烈对汉人的疑惧心理。王文统（李璮岳父，时任中书平章）被处死，曾经推荐过王文统的商挺、赵良粥、刘秉忠等都受到怀疑（幽商挺于上都，械系赵良弼于狱）。上述诸人，都是金莲川幕府的重要成员，也是汉臣的著名代表。中统初元，这些人或密参帷幄，决策中央；或节制一方，执掌大局，都是功劳卓著而被忽必烈所倚重的人物。此后，却逐渐被疏远，并排挤出中枢。这种变化，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心理上，自然会造成巨大的打击。3.太子真金之死。真金是忽必烈的嫡子。中统三年，封燕王、守中书令；四年，兼判枢密院事。至元十年，立为皇太子，仍兼中书令、判枢密院事。从地位看，忽必烈是准备在自己百年之后把权力移交给这个儿子的。真金少从姚枢。窦默受《孝经》，酷爱儒术，"每与诸王近臣习射之暇，辄讲论经典。"①是元蒙朝廷中主张学习汉文化的代表。至元十六年，在汉人官僚的请求下，真金开始参决朝政，"凡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皆先启后闻。"②于是，朝中隐然形成由忽必烈支持的色目集团与由真金支持的汉人官僚的激烈矛盾。至元十九年，发生了千户王著假冒太子名义刺杀权臣阿合马（色目人）的事件。忽必烈知道阿合马积怨太深，众怒难犯，不得不在惩处了有关首事人物之后，转而安抚汉人，追究阿合马及其党徒的罪行。但是，阿合马的党羽不久却又被重新起用。两派斗争于是更加激烈。恰在此时，有人上书，请求老病的忽必烈禅位于太子。真金深知，其父在自认为还很健① 参见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① 《元史·裕宗列传》。
② 《元史·裕宗列传》。
康的时候，是不允许任何人觊觎他的皇帝宝座的，即使亲儿子也不例外。因此，他听到这件事后，惴惴不安。大臣也不敢立刻上奏，而有人竟乘机告发，忽必烈果然大发雷霆，真金更加害怕，产生了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竟致忧惧而死。③真金一死，汉人官僚失去靠山。此时，有声望的金莲川幕府旧臣也已谢世。从此，朝廷上汉人官僚已不再形成一股足以与色目人相抗争的势力。太子之死，对刘因的政治前途也发生了直接影响。刘因的第一次被征召，是在太子的名义下进行的。入朝后"侍从春坊"，在太子身边供职，立即得到真金的器重。而恰在他因母病而"还家省视"时期，朝中发生了太子碎死的事变。这位原是平民，入朝时间不长就辞官的儒生，在朝政剧变之际，谁还会顾及到他呢？复职的事从此便"泥牛入海无消 息"了，而此事在刘因思想感情上的震动和打击，又该是多么巨大啊！
4.儒生的社会地位低下。从秦汉到隋唐，儒生作为一个阶层，社会地位一般是比较高的。"士"总是作为四民之首而居于农、工、商之上。然而却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的说法。①儒生的地位仅仅比乞丐稍强一些而排行"老九"，这未免大悲惨了！应该承认，忽必烈在中统以前，的确重视汉族知识分子；即皇帝位后，也曾正式设立国子学，选拔蒙古贵族子弟入学，学习儒家学说。风气所致，使一些入居中原的蒙古贵族也羡慕汉文化，聘请儒生作家庭教师。但是，多数蒙古贵族却只知享用中原的物质财富，对于艰深的汉文化则缺乏兴趣。相比之下，儒的地位总是居于僧道之下。其时，科举未行，读书也没有政治出路。以儒为业的人门庭冷落，生活艰难，有时甚至在贫困线上挣扎。从小自视甚高的刘因，面对的竟是这样的严酷现实，其失落感不难想见。
5.社会矛盾日益暴露。忽必烈统治的后半期，贪墨少文的色目人掌握行政大权，官场中贪贿盛行，政治日益**；忽必烈又连年发动对日本、安南、缅甸、爪哇等邻国的侵略战争，并连遭失败，民财耗尽，国库空虚，二十年间，钱钞贬值十至数十倍，对人民的剥削也就越加残酷。正如清代史学家所批评的那样，忽必烈是："内用聚敛之臣，视民财如土直；外兴无名之师，戕民命如草芥。"①这样，元朝的国力，在全国统一达到极盛的顶峰后，迅速走向下坡路。身处其时的刘因对于这些变化是敏感的。他的思想情绪随着政治潮汐的涨落而起伏：由兴奋到失望，由欢欣鼓舞到心灰意冷。
其次，是历史的影响。
蒙古军队进入中原之初，实行残暴野蛮的屠杀政策。"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②只要是进行过抵抗，不问男女老幼。贫富顺逆，除工匠外，一律杀尽，名为屠城。如卫州城破，"悉驱民出近甸，无瞧类珍歼。"保州被屠，"尸积数十万，碟首于城，殆与城等。"③蠡州守城者用炮打死蒙古军统帅石③ 《抚史·裕宗列传》说："太子闻之，惧。台臣寝其奏，不敢遽闻。而 小人以台臣隐匿，乘间发之。世祖怒甚。太子益惧，未几遂薨。"④ 参见周良霄：《李璮之乱与元初政治》，载《元史论集》，人民出版社① [宋]郑所南：《心史·大义略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
①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三。
② 姚燧：《序江汉先生事实》，《牧庵集》卷四。
③ 郝经：《孟升卿墓志铭》，《陵川集》卷三五。
抹也先（契丹人），结果全城被杀光，"无瞧类遗"④。刘因集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保州屠城，惟匠者免。??昔年二十余，遇保州抄骑。身已十余创，即伏而死矣，其一人复抽刀，由背及腹，刺至地而去。⑤凤翔之役，太宗（窝阔台）诏从臣分诛居民，违者以军法论。??河南之役，汴既降，仍不听居民自出，日饿死不可计。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尽驱居民出。??是夕令下：老者杀。卒闻命，以杀为嬉。??后二日，令又下：无老幼尽杀。金迁国汴梁，河朔内附，??时约法未定，刑赏惟意。??师出，将吏额士卒输虏获为常。这些材料说明，元蒙政权是在无数人民群众（汉族人占绝大比重）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身为汉人的刘因对这下切虽未亲身经历，但离他毕竟不远，其中有许多事实是目击者乃至亲历者所提供。它们对于刘因自然会有强烈的震撼力量。刘因曾写到此类材料的来源和给他的刺激：先人尝手录金源贞枯以来，致死于其所天者十余人，而武臣战卒及间巷草野之人为多。而予每览之，未尝不始焉而惭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为之泣下，终则毛骨悚然，若有所振动者。故为之访诸故老，揆诸小说，考其姓里，增补而详记之，惟恐其事之不传也。这说是说，这些事实是确凿无疑的，给他的震动是巨大的。而从这些事实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蒙古人是以铁骑征服中国的，元蒙王朝是刺刀下建立起来的政权。但是，青少年时代的刘因对此却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甚至还为它的强盛而唱过赞歌，对此，他怎么能不"惭惕若不自容"。"毛骨悚然"呢！
④ 姚燧：《王兴秀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一。
⑤ 《武遂杨翁遗事》，《静修先生集》卷四，页六四。
① 《中顺大夫彰德路总管浑源孙公先茔碑铭），《静修先生集）卷四，页 六五。② 《孝子田君墓表），（静修先生集）卷四，页七九。
③ 《处士寇君墓表），《静修先生集）卷四，页八0。
④ 《孝子田君墓表），（静修先生集）卷四，页六九～八0。
（三）困惑和矛盾
历史和现实交织在一起，像一张无形的网，罩在刘因的心头，使他陷入深深的困惑和矛盾之中。他有一首三十自纪诗，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百岁三分一，初心谩慨然。
空囊难避节，青镜不留年。
静阅无穷世，闲观已定天。
履端思后日，四鼓未成眠。①他想了些什么呢？大概是--元蒙政权确实透着血腥气，但是，它毕竟已在全国建立起秩序。一介书生，又能怎样？
再者说，当今之主（忽必烈）毕竟与前代诸大汗不同，他毕竟"能行中国之道"啊！不为他服务，又该如何？
父辈就不置产业，自己更是"我惟一亩宅，贮此明月辉"①， 如果想以陶潜为榜样，"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那就只有甘守贫贱。自幼就"以远大自期"的他，不自甘于作中人以下的庸人，但是，命舛多乖，道路又在哪里？??命运已经把刘因推向"隐居"一途，也只有随遇而安了。"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他绝不会为追求富贵而丧失人格尊严，而情愿在贫困中以黔娄妻之言自慰。自勉！刘因那些恬退情调的诗文当就是在这种处境和心情下写成的。
① 五律（初夕），《静修先生集）卷八，页一四三。
① （和咏贫士）七首之一，《静修先生集）卷一二，页二四九。
三、同情人民
**同志在论述文艺批评的标准时曾指出，对于过去时代的作品，"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②这就是人民性的标准。这个标准，对于评价古代思想家也是适用的。刘因固然属于士大夫阶层，但他对人民的态度是满怀同情的。
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集》合订本，第876 页。
（一）关心民生疾苦
刘因长时间居住在乡间，后半生比较贫困，生活地位接近平民（参见本书第29 页第一段内容）。因此，他对民生疾苦比较了解，对人民遭遇的种种不幸比较同情。他曾写农民遭受灾害之苦：有客谈稼穑，对人增感伤。
自言二顷业，不博半年粮。
宿麦得春旱，晚田经早霜。
无功一杯粥，俯首汗如浆。有二顷土地的人，至少也相当于上中农（古代地广人稀），但遇到自然灾害，打的粮食尚且不够半年的口粮，无地少地的人家，其困苦就更可想而知了。诗人不仅对这位客人满怀同情，还为自己的不劳而食感到惭愧。
又如写人民的辛劳及赋税之苦：敲门青灯烂红碧，布爱惊走恶睡儿。
破屋犹疑翠鲸怒，短褐谁怜紫风移。
东家健妇把锄犁，西家处女负薪归。
哀哀正念诛求苦，对此无言空泪垂。从诗题可知，这是针对豪家的绝巧香查而写。这只香查作为艺术品，也许是巧夺天工的；但诗人却没有以欣赏的态度去津津乐道，而是由此想到人民的辛劳和难以应付统治者无厌.诛求的苦难。
又如写奴隶之苦及对自动解放奴隶的人的赞美：共赋人形覆载间，忍教牛马与同栏。
人情比比王褒约，毁卷如君亦自难。他还屡屡写到人民的流离以及对蠲免赋税的切盼：都南连岁水为灾，输挽区区亦可哀。
惊见流民行复止，传闻昨日治中来。迂疏不辨一身谋，鬓发空添四海忧。画本流民今复见，诗家逃屋为谁留？
黄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