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谷为之荡波，邱陵为之震眩"一段，"极模元势之强"。其实，《赋》中写"元势之强"的文字很多，这一段算不上是最典型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前文中才没有引用它），它前后的许多话倒是更带感情，更形象生动（见前）。《辨》之所以摘引它，大概是看重"茹毛饮血"、"嘻于战斗"之类近于对，'夷狄"不敬的字眼，其实，它们又何尝不是在写蒙军的勇猛呢？
《辨》又引"哀哉宋君，可怜也！战则为黄泉之士，降则为青衣之奴??何其痛哉！"一段，以为是"字字泪，点点血"。其实，原文的意思无非是说，宋君无论是战是降，都难逃彻底失败的下场。这个结局，从宋君的角度说，诚然是可悲的，但从作者刘因来说，则分明不是为宋之必亡而悲痛，倒是为蒙之必胜而欢歌。
《辨》又引淮南剑客献疑的两大段话，以为"辞气激昂，多少打动人处"。其实，剑客所列举的宋室"优势"不过两点：一是有天险雄关，二是有义士良将。但是，前者已被下文"表里山河，备败而已"一段所推翻；后者也被下文，'将情兵骄，傲不我虞"一段所驳倒。其"辞气"实在谈不到有什么"激昂"，倒是反衬① 《孙夏峰集》卷八，《畿辅丛书》第十七函。
了宋朝大势已去，失败的命运已无可挽回。
《辨》的最后引"怗然失气，循墙匍匐，口怯心碎，不知所对"一段，以为"满腔酸楚，不能为情，真令人垂首丧气，愤闷欲绝"。这种感情，如果要说是夏峰先生自己读后的感触，倒还可以，要说成是作者刘因的意思，就未免扞格难通。"怗然失气"云云，明明是说淮南剑客理屈词穷，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得认输。这些话是紧扣蒙军必胜、宋室必败的主题的。夏峰先生在《辨》中批评别人不该"以意逆志"。夏峰先生无疑是读书破万卷的大学问家，但遗憾的是，恰恰是他，对《赋》的意思作了曲解。全祖望说得好："岂有身为元人而自附于宋者，真妄言也！"①刘因还有一些诗也写到蒙军南下灭宋的事，其思想感情与《渡江赋》完全一致。如。
气势江淮一旦空，故教金甲虎生风。
峥嵘铁骑千夫勇，凛烈寒威百兽雄。
不信貌豺御万灶，岂知狐兔动幽丛。
圣朝千古征南录，亦有孙君治造功。②诗中称颂"圣朝"（指元蒙）"征南"（指宋）军势的勇武。所歌颂的这位孙公叫孙威，还见于刘因的另一篇文章《中顺大夫彰德路总管浑源孙公先茔碑铭》①，文中详细叙写了孙威向元蒙进献用新法制造的甲胄从征南宋的事迹，以及所建功勋和所获封赏。还写到忽必烈对孙威的称赞："能捍蔽尔以与我国家立功名者，非此人之甲耶！"《虎甲》诗的最后两句，正是取的这个意思。
同类的诗还有，如：江陵春色元无恙，楚泽幽兰恐未清。
惟有酒船三万斜，南飞齐和凯歌声。其对元军灭宋的军事行动取支持态度亦至为显然。这些诗文，夏峰先生当是读到过的，不知为什么竟置之不顾。夏峰先生生于明清之际那个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特重民族大义，明亡后隐居不仕，屡次拒绝清朝廷的征召。他与刘因同为容城人，生活道路有某些近似之处，对刘因的志节学问甚是推重，在隐居不仕这点上尤引以为同道。但是，他却没有看出或不愿承认刘因前后思想的变化，遂对刘因早年的支持元蒙以己意作了曲解。（夏峰先生在《辨》中把刘因不受集贤之命、元世祖称为"不召之臣"这些晚年的事与《赋》这篇早年作品中的思想混在一起说，恐怕不是疏忽。文繁不具引。）夏峰先生的用心可谓良苦，其学行节操也令人钦敬，但是他的雄辩，由于违背事实，却不能令人信服。
与夏峰先生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另一位明清之际隐居不仕的著名学者傅山，则不齿与刘因为伍，曾说："后之人诬以刘因辈贤我，我目几时瞑也！"①傅山看清了刘因曾一度积极支持元蒙伐宋的政治倾向，在这点上他比孙奇逢明睿清醒。但他认为这是刘因的污点和耻辱，则仍不免带有民族偏见。而如果仅仅据此就否定刘因的整个一生，这种以偏概全的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① 《宋元学案·静修学案》附录。
① 《静修先生集》卷四，页一九三。
② 七律《赋孙仲诚席上四杯》之四《橙》，《静修先生集》卷九，页一九 四。① 《傅山全书》卷二九，《家训·训子侄》，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六）重要旁证
还应指出，刘因写《渡江赋》，还与他和郝经的友情有关。《赋》的第一句中的"郝翰林"即指郝经。郝经（1223～1275）字伯常，泽州陵川人，是元初名臣，忽必烈的重要谋士。他非常欣赏忽必烈招贤纳士，"访以治道，期于汤武"的胸怀，认为，"兵乱四十余年，而孰能用士乎？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②被征用后，他忠心耿耿地为忽必烈出谋划策，上《立政议》，建议改革政制；又上《东师议》，阐述灭宋方略；蒙哥死，他上《班师议》，力劝暂时与宋议和，北上争位。中统元年（1260），郝经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充任国家的信使，不顾个人安危，赴宋践约。有人劝阻他说，此差事太危险，他回答说："南北构难，兵连祸结久矣。圣主（按：指忽必烈）一视同仁，通两国之好。虽以微躯蹈不测，苟能弭兵靖乱，活百万生灵于锋镐之下，吾学为有用矣。"①郝经至宋，竟遭贾似道长期拘囚，"九年不还"。在刘因看来，郝经之行，无疑是勇敢的豪杰之举；而宋之所为，则纯粹是背信弃义的小人之行，早该讨 伐。
刘因还有诗怀念郝经：一檄期分两国忧，长缨不到越王头。
玉虹醉吸金陵月，玄鹤孤游赤壁秋。
漠北苏卿重回首，天南王粲几登楼。
飞书寄与平南将，早放楼船下益州。诗中的"一檄"当指宋元签订的和约。郝经为践约而使宋，临行前说的那番话（见前），正是"期分两国优"的意思，由此足见郝经的胸怀是多么博大。"越王"显指宋君。诗中还借苏武以喻郝经的坚贞不屈，借王粲登楼怀乡以寄托作者对故入的怀念。结尾更明确提出早日平定江南的希望。此诗的写作年代当与《渡江赋》大体同时，它是刘因早年支持元军灭宋维护中国统一的又一铁证。
郝经被南宋拘囚长达十六年之久。至元十二年（1275），在元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下，南宋才将他"以礼送归"。但他的健康状况已很糟糕，竟于当年病逝。从刘因的诗文中可知，郝经返元后还与刘因有过交往。如刘因在《书饕餮图后》中提到："田景延得古器，其友郝伯常欲为道其然而不果，而属于。"①（该文写于至元丁丑[1277]，当是追忆前年之事。）又《书东坡传神记后》说："予既作之诗以赠之，而复书此说于所藏郝萨使所书东坡传神记后云。"②（时在至元十二年三月望日，正是1275 年事。）郝经是刘因敬仰的朋友，他的政治态度不能不对刘因有重要影响。
刘因与郝经的两个弟弟的关系更为密切。郝经的三弟季常（名庸）是刘因的学生。季常于其兄使宋被囚的第二年，曾作为元朝的使节赴宋"问罪"，宋朝不纳。其后，季常又曾两次主动请求出使南宋。刘因写有《送郝季常序》，文中对此作了记述：季常于其兄使宋之二年，请介行人以问罪，遣之，而宋人不纳。后十年，② 《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陵川集》卷三七。
① 转引自《宋元学案》卷九，《鲁斋学案·江汉学侣》。
② 七律《忆郝伯常》，《静修先生集》卷九，页一九七。
① 《静修先生集》卷三，页四六。
② 《静修先生集》卷三，页五○。
又请焉，下大臣会议，以为不可。明年，又请焉，不得已，复遣，至建康而还，几死者凡十数。其事虽无成，而其可与有为者于此亦可以见之。"③文中，刘因正面赞扬的是郝季常不畏艰险以赴国事的精神，而从侧面则流露出他对南宋拘留信使这种不义行为的谴责态度。
刘因与郝经的二弟仲常也是朋友。在刘因与郭氏定亲的过程中，仲常曾写书信联系，而季常则是陪伴刘因赴山西迎亲的人中的一个。①刘因与郝氏兄弟还常有诗文往还，如《送仲常游北岳》②、《送郝季常赴正阳幕》③。郝季常得官颖州，"载米与币"，与刘因告别，刘因则写文章为他送行。④这些，都反映了刘因与郝氏兄弟的密切关系。郝氏兄弟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和忠于忽必烈政权的政治态度自然也会对刘因发生一定影响。
总之，上面这些材料都表明，青少年时代的刘因对元蒙是抱着支持和拥护态度的。
③ 《静修先生集》卷二，页三○。
① 《郭氏亲事始未），三贤集本《静修集》卷四。参见本书第14 页有关 引文。② 《静修先生集》卷八，页一五○。
③ 《静修先生集》卷八，页一五一。
④ 《送郝季常序》，《静修先生集》卷二，页三○。
（七）余论
对于刘因的这种政治态度，过去（尤其是明末）有些学者把这看作是刘因的污点，或批判谴责，耻与为伍（如傅山），或讳莫如深，曲为辩护（如孙奇逢）。他们的这种感情固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观点却不免各有偏颇。今天，我们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尊重事实，从实际出发，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进而对此力求作出恰当的科学的评价。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充满着激烈复杂的斗争。刘因生活的宋元之际，就是最激烈。最复杂的时期之一。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的事件和人物的是非功过，成败得失，殊非易事。前人作出过的一些评价，固然可供我们参考，但由于条件、境况的不同，它们无不深深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我们今天理应站得更高些，屏弃狭隘的民族偏见，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力求客观、全面、发展地看问题，庶不至重蹈前人的覆辙。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元朝的建立，从政治的角度看，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而从文化的角度看，则是蒙古最终被中国文化所征服。元朝的统一，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使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这无论如何也是历史的进步。尽管蒙古贵族为保持其特权而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但在文化上却不能不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以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历史学家大都承认，元朝的统一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这种融合不仅是血统上的，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这种文化不是相对落后的征服者的蒙古文化，而是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破征服者的汉文化。最终，蒙古人亦被这种文化所征服，而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这种历史文化观与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的精神正是一致的。冯友兰先生对此曾提出过富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他认为："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地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蒙古人和满人征服了中国的时候，他们早已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国文化。他们在政治上统治中国，中国在文化上统治他们。"①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重申了这个观点。他引用了韩愈《原道》中的一句话："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之进入中国者则中国之。"进而发挥道："中国的封建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它对于民族问题，不以种族作为区别'夷狄"和'中国'的标准。它注重'夷狄'和'中国'的界限，但认为任何'夷狄'只要接受封建文化，即可以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传统，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扩大。"②冯先生的这一论断，为如何认识民族矛盾激烈时期尤其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国时期的历史拓宽了思路，也为正确分析评价生活在此种历史时期中的人物的思想指引了迷津。这里想补充说明的是，这种认识的形成有一个过程，①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第① 《中国哲学简史》第十六章注《关于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北京大学出 版社1985 年版。
② 《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绪论》第一册，第45 页。
一般说来，不会在少数民族夺取全国政权之初立即出现，而是要在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之后才会形成。在这个转化过程的初期，则往往受到汉族士人及百姓的排斥和抵抗（如文天祥、陆秀夫的抗元；史可法、瞿式耜的抗清）。这个过程越是来得突然，反抗就越是强烈。如满族入关，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一大批学者都曾举兵抗清；明亡后，又都隐居不仕，屡次拒绝征聘。他们的这种气节，受到当时及后世的普遍尊重和推崇。如果有谁这个"弯儿"转得太快，便不免有投机。卖身投靠之嫌，如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原是复社成员，入清后应乡试，中副榜，便受到责备。而到康熙中期以后，三藩、台湾陆续平定，政权已经稳定，此时，方苞等士人应试为官，人们便不以为非了。推求其原因，固然非止一端，但清统治者接受了"中国"文化，奉华夏文化为正统，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
用这个观点来评价刘因，也是合适的。并且基本上能把刘因的思想说清楚（虽然刘因自己不见得想得这么清楚）。刘因的先辈三世仕金，那时的金人早已接受了"中国"文化（已由"夷狄"变为"中国"），所以，对于仕金，当时的人们不但不认为有什么不应当，还被看作是一种"荣耀"。元蒙取代金朝在北中国建立起巩固的统治，它也接受了"中国"文化，"能行中国之道"，也就不再是"夷狄"而是"中国"了。所以刘述、刘因父子的仕元便也是自然的。刘因生为无人，把元蒙看作是自己的国家，无可厚非。对于元蒙与南宋的对峙，他仅看作是两个并立政权的斗争，而不是华夷的斗争。对于这两个政权，青年时代的刘因认为，元蒙是新兴势力，南宋是腐朽势力（"我直而壮，彼曲而老"）。元蒙代表中国，南宋不过是偏安一隅的背离了中国之道的敌对政权。他切盼并拥护中国统一，消灭腐朽的南宋王朝，这也是正当的，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如果从阶级性上分析蒙古统治者，应该说，在他们进行灭金，灭宋战争的过程中，逐步地完成了由农牧主贵族到封建地主阶级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也由劫掠式的骚扰，演变为地主阶级之间的统一战争。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刘因，对这场战争的主动一方取支持态度，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总之，刘因从拥护中国统一的角度对元蒙政权曾一度积极拥护支持，并希望能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做一番事业。这是青年时代刘因政治倾向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