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是色之根本。色是气的外在表现形式。察颜观色，可辨识人才。如何辨别人才真伪
古人云，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世上最难的事没有比识人更难了。辨别人才为什么是最为困难的事情呢？
这是因为事物有似是而非的，刚直开朗貌似刻薄；柔媚疲软貌似忠厚；表面看上去十分廉洁而实际并非如此；口出狂言能言明识明而实际上却是无能之辈；海阔天空、天南海北地胡侃一通表面看来似博学而实际上是空话连篇无半点真才实学；反应迟钝没有实际学问却似知识渊博；攻击诽谤别人的人却看似正派正直的人；掩饰其恶的一面而将善的一面大肆宣扬者看上去好似刚正不阿的人。将这些一个一个地加以对照比较，就不难发现都存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现象，优秀的良才与劣等的废才，真才实学的人才与滥竽充数的冒牌货，这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都混在一起实在难以真正地区分、识别得一清二楚。说像是的而又不是的，像不是的而又似是的。
人才的优秀与低下，真与假，混淆在一起时，真是难以辨别了。
尤其是在无名的人中发现贤才，在拉车的骡马中间相出骏马，在深渊里捡出含珠大蚌，在石头堆里找出藏光的珍宝，这是何等的不易啊！这就进一步说明了识良莠之难了。
人才难得亦难识，这是古往今来人们经过千辛万苦积累而成的共同认知。
凡识人有所思，识人有所为的有识之士，总是独具慧眼地悟出人才之所以难识：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事之识人，自古为难；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有天下者，以知人为最困难；知人之道，圣贤所难，受知固不易，知士诚尤难。
知人之难，莫难于别真伪；知人之难，良莠难分；知人之难，贤佞难辨；任贤非难，知贤为难；使能非难，知能为难；论资级难于知人，为今识人仍有难；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经师易得，一将难求。
虽然知休未易，谁可例轻天下士？诚能知人，则天下无余事矣。（1）知人识人自古为难
“事之至难，莫如知人。”这是宋朝诗人陆九渊的一句名言，他揭示了识人的基本情况。
说明了世上千难万难的事情，再没有比了解识别人更难的事情了。
事之至难，莫如知人。原因之一在于“凡事之所以难知者，以其窜端匿迹，立私于公，倚邪正，而以胜惑人之心者也”。
这就是说，识人这样的事情不易了解的原因，是由于它隐藏迹象，把私心掩盖起来而显出为公的样子，把邪恶装饰成正直的样子，而且以必然的胜利去迷惑人的头脑。
说明人的奸恶之所以难以辨识，是由于有正直、忠诚、善良的外表作掩护。
事之至难，莫如知人。原因之二在于“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
这就是说人的内心比险峻的高山和深邃的江河还危险，比天还难以捉摸。
事之至难，莫如知人。原因之三在于“人之难知，不在于贤不肖，而在于枉直”。
识别人的难处，不在于识别贤和不肖，而在识别虚伪和诚实。
人有坏人与好人之分，英雄有真英雄与假英雄及奸雄之分，君子有真君子与伪君子之分。人还可以分为虚伪与诚实。
有表面诚实而心藏杀机；有“大智若愚”表面看上去是愚笨的样子，而内在里却是聪明至极；有“自作聪明”而实际是愚笨；有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两面派。
事之至难，莫如知人。原因之四在于“才与不才之间，似是而非也”。
这就是指贤才与非贤才之间，似是而非，难以分解。可以说，任贤非难，知贤为难；使能非难，知能为难。
正因为任用贤德的人并不太难，识别有贤德的人才是真正的困难；使用有才能的人并不难，发现有才能的人才是真正的困难。所以，难怪人们常说，天下者，知人为难。
知人难，推举贤才也难。因为有贤才的人，在他未成才时，不为人所知，或知之的人少，知者如无名无权也推荐不了。如果已锋芒毕露，才华超人，就会被嫉贤妒才者所忌，不仅不肯推荐，甚至加以诽谤，诚恐其超过自己，或代己之位，彼位尊贵，自己则卑贱。
而有的虽知贤也不愿推荐，这种人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推荐的人如出事会累及自己。故世上虽有奇才，愿推荐的人却很少。
因此，荐贤者不仅要有知人之明，还要有荐贤之量，不嫉贤妒才，有为国家荐贤的至公之心，所以说，能荐贤才的人其本人就是贤才。
历史事实说明：正因有推荐贤才的贤才，才能出现不少闻名于世的人才，这些人才也与推荐他们的贤才的大名共同垂誉于史册。
《宋史·程元凤传》记载：宋度宗时，程元凤任少保、观文殿大学士，他荐举人才，不徇私情。有世交之子来求升官，元凤谢绝，其人累次来请求，言及先世之情，元凤说：“先公畴昔相荐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岂先大夫意哉？矧以国家官爵报私恩，某所不敢。”
可是，有人尝被元凤弹劾，后见他改过，而其才可用，便推荐之，元凤说：“前日之弹劾，成其才也；今日擢用，尽其力也。”
元凤选拔人才是坚持原则的，不应提升的，即使是有恩于己的人的儿子，也不提升，正如他所说不能“以国家官爵报私恩”。
而对曾被他弹劾的人，因其改过而才可用，就推荐提升，正如他所说：“前日之弹劾，成其才也；今日擢用，尽其力也。”
细味元凤言行，值得借鉴的有三：一是推荐和使用官吏，元凤都是出于为国的公心，不存在任何私人的成见。二是弹劾人是为保护人才，是不使其人走上邪道，使其回到正路，促其成才的手段。三是辩证地看人。对官吏有错误则弹劾，不使其有害于国家；改正了错误，其才可用，则擢升，使为国尽其才能。元凤如此为国保护推荐人才，只有大公无私的人才能做到。
能否辨伪，与能否知人用人大有关系，崔群向唐宪宗提出要辨伪必须“纠之以法”，这是很有见地的主张。事见《旧唐书·宪宗本纪》：
唐宪宗对宰臣说：“听受之间，大是难事。推诚选任，所谓委寄，必合尽心；乃至所行，临事不无偏党，朕临御已来，岁月斯久，虽不明不敏，然渐见物情，每于行为，务欲评审，比令学士，集前代昧政之事，为《辨谤略》，每欲披阅，以为鉴诫耳。”
崔群说：“无情曲直，辨之至易；稍有欺诈，审之实难。故孔子有众好众恶之论，侵润肤受之说。盖以暧昧难辨故也。若择贤而任之，待之以诚，纠之以法，则人自归公，孰敢行伪？陛下详观载籍。以广聪明，实天下幸甚！”
唐宪宗对下属的进言，认真评审其是非，但有时要辨别进言者说的善恶真伪，感到是大难事。因此，他令学士总结前代关于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写成《辨谤略》，作为鉴诫。崔群说唐宪宗以史为鉴，是可增广聪明的，但事有暧昧一时是难以辨别的，故孔子有众好众恶以分善恶之论。而崔群提出的意见，比之孔子所说更能解决问题，即“择贤而任之，待之以诚，纠之以法，则人自归公，孰敢行伪”。
这就是以诚待贤，如果行伪作恶，则以法处理，这样做，官必奉公守法，不敢作歹为非了。
崔群在宪宗时，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与朝政。
穆宗继位，因他拥护穆宗储位，故甚得信任，任检校左仆射兼吏部尚书。他为人清正，时称贤相。
左仆射王起频主持贡举工作，每次贡院考试完毕，都将录取的名单呈给宰相廷英最后定夺。由于录取的人不多，宰相廷英说：“主司试艺，不合取宰相与夺。比来贡举艰难，放人绝少，恐非弘访之道。”
唐武宗说：“贡院不会我意。不放子弟，即太过，无论子弟、寒门但取‘实艺’耳。”
由于职权和取才原则没有明确规定，所以主持取才工作的王起频心中无数，恐取士有失，故呈宰相最后决定。对此，宰相廷英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录取的士人不必呈给宰相决定；二是录取的人太少了，不利于广招人才。对此，唐武宗确定了取士的原则：取士要取有“实艺”的，即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他是贵族子弟还是出身于寒门。
唐武宗确定取才的原则，负责取才者就可有所遵循。但有了原则还不能保证所取的是有“实艺”的，还要有具体的办法，不然，原则是难以贯彻执行的，有可能落于空谈。
俗语说：“人心难测。”人心何以难测？心是指人的思想，思想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它隐藏在人的脑海里；且思想又非固定，而是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要摸透人的思想是不易的，故说人心是难测的。
照理说，思想指导人们的言行，人的思想必然在他的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