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人的思想和他的言行应该是一致的。可是，各人表现不同，有一致的，有不一致的。其人所想与其言行一致的，这种人易知；如果其人所想的与他的言行不一致，或者他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这种人就难知。
由于人心难测，人所想与其言行又有不一致的，其表现往往是表里不一、互相矛盾，因此，古往今来，都有知人难之叹。
人们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这恐怕也道出了“人心难测”的道理。有人说不要轻易相信他人的知心话，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有的人特别是在情浓之际和说话投机的时候，总是轻信他人的知心话。对方向我吐露了真言，我又为何向人家讲假话？所以把心里的话全掏出来讲给人家听。然而，你可知道，他“真诚”地在你面前说别人的坏话，他在别人面前又会“真诚”地说你的坏话。因为人都有讨好他人的心理。而且，人总是在变化的，今天你是他的朋友，明天你可能又成了他的对手。是对手，他就可能利用你那些知心话，特别是隐秘的话来攻击你。
所以，心里话往往是不可靠的。对此，最好不要轻易相信它。如果失去了这方面的警惕性，轻信了别人的知心话，则容易上当受骗。
人们常说，知人难，知人心者更难。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嘴里说的不是心里想的，心里想的又不是嘴里所说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汉光武帝刘秀看错庞萌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之一。庞萌在刘秀面前，表现得很恭敬、谨慎、谦虚、顺从，刘秀便认为庞萌是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公开对人赞誉庞萌是“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其实，庞萌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明面向刘秀表忠，暗里却伺机而动，当军权一到手，便勾结敌人，将跟他一起奉命攻击敌军的盖延兵团消灭了。最赏识的人叛变了自己，这对于刘秀是当头一棒，使他气得发疯，后来他虽将庞萌消灭了，但他由于知错人而遭到的巨大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刘秀之失，失在静中看人，他被庞萌的假表忠所迷惑了，竟认为他是“忠贞死节”的“社稷之臣”。而来自敌营的庞萌归附刘秀不久，尚未有何贡献足以证明他的忠心，刘秀就对他如此信任，是毫无道理的。
刘秀是个深谋远虑的人，他以诚待人，知人善用，不少人因他赏识而成为东汉一代英才。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当他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时，也就必然犯了静止看人的错误。（2）贤佞难分
在识人的发展史上，常常能听到许许多多的人经常讲这么一句共同的话，即“人不易知，知人不易”。人之所以不易识别，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下列原因：
其一，“凡事之所以难知者，以其窜端匿迹，立私于公，倚邪正，而以胜惑人之心也”。这就是说，事情不易了解的原因，是由于它隐藏迹象，把私心掩盖起来而显出为公的样子，把邪恶装饰成正直的样子，而且以必然的胜利去迷惑人的头脑。这说明人的奸恶之所以难以辨识，是由于有正直、忠诚、善良的外表作掩护。
其二，“凡有才名之士，必遭险薄之辈假以他事中伤。始乎摒弃，卒不得用”。这就是说，凡是有才能的贤人，必然要遭到阴险浅薄一类人的恶意中伤。起初被迷惑而遭冷落，而最终得不到任用。这说明因奸佞之人的无事生非造谣中伤，使得贤才难以被识别而加以任用。
其三，“潜伏着的感情和隐藏着的奸诈，是很难从一个人的外貌了解到的”。所以古人说“伏情隐作，难以貌求”。同时也说明了“人之深者有二种。一曰深沉。如纳言自守，容人忍事，内外分明，外边浑厚，不露圭角，不呈才华。此德之上者。一曰奸深。如闭口存心机，深挟诈，形迹诡秘，两目斜抹，片语斜锋。此恶之尤者，切不可以深沉君子，与奸深并观也。”这就是说，人的所谓“深”，有两种情况。一是深沉。其表现为少言语而守本分，能容人忍事，内外分明，待人处世浑厚而不逞强，不炫耀才华。二是奸深。其表现为缄口不言而心藏杀机，阴诈深藏，行为诡秘，双目斜抹，说话阴阳怪气。前者是最有道德的贤才，后者是极为险恶的奸人，所以切切不可将二者混淆，等同齐观。可是，在人际交往中，二者则经常混淆，造成贤佞难辨。
其四，“贤人必为国计，而不肖者专为身谋。为国计者必恃至公。故言直而援少；为身谋者专挟己私，故喻巧而援多”。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品德高尚的人必定一心为国，品质恶劣的人则专为自己盘算。一心为国的人必定是从最大的公心出发，所以说话直来直去，支持他的人就少；为自己盘算的人必定从私利出发，所以说话曲折巧妙，支持他的人就多。这进一步说明，奸与贤的界限虽然清楚的，然而，要识别也不是一件易事。
对于佞奸者来说，是因其能以假象蔽其真相，又以外表掩其内心的奸诈，且其谋深术巧，使人迷惑而难以辨识。
《吕氏春秋·疑似》指出，物之相似最能迷惑人，它说：“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贤主之所患，患人之博闻辨言而似通者。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
这是说，相似的事物最能迷惑人，石似玉，玉工难以辨其真伪；剑似吴干宝剑，铸剑师也难识其优劣；博闻善辨的人似通而实不通，足以惑人而误事，这是贤明君主所忧虑的。
历史上不少亡国之君自恃见识超人而独断独行，其左右也顺其意投其所好，因而被视为心腹忠臣，正是其君似智而实不智，其臣似忠而实佞奸，以致亡国亡身。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崇祯皇帝及围绕在他左右的那班佞臣。
崇祯认为他是英明之主，臣下无人超过他，他的旨意就是真理，与他相左的就被视为庸才或者逆臣，一直至死都认为明亡咎不在己，而在于群臣无能。他相信的都是对他顺从、奉承的宦官和佞臣。正是这些似智、似忠的君臣断送了明朝。
但这位似智的崇祯皇帝，他跟其前几代的只想享乐连朝也不上的皇帝确有点不同，他日夜操劳，好像有作为的贤君，故能迷惑人，因而不少人为之惋惜，认为他非亡国之君，而处于亡国之时。
奸佞之人能使人不知其奸诈，是因其用心险而术巧，对此，《元史·列传四十五》有精辟的论述：“奸邪之人，其用心也险，其用术也巧。惟险也，故千态万状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万径而人莫能御。其诌似恭，其好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务以窥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窃其势以立己之威，济其欲以立己之爱，爱隆于上，威擅于下，大臣不敢议，近亲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
明严嵩就是这样用心险而用术巧的奸佞人物。严嵩其人无才略，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巧于媚上，窃谋权力。世宗即那位以信道求仙著名的嘉靖帝，他虽昏庸，却自以为高明，凡拂其意的，不是廷杖，就是杀戮，对严嵩则另眼相看，因严嵩善写“青词”，并作文为嘉靖歌功颂德。
严嵩百事顺嘉靖意，照其意旨行事，故得入阁参与政事。严嵩虽年过六十，精神焕发，勤于政事，日夜在内阁值班，连家也不回。
嘉靖大为赞赏，赐其银记，文曰：“忠勤敏达。”
严嵩害人不露痕迹，被害的人也不知被谁所害。凡比己位高的，严嵩表面对他很恭敬，实伺其过害之，取其位而代之。
嘉靖居深宫，大臣难得谒见，只有严嵩得亲近，旨意由他代下，因此他能一手遮天，权倾天下，结党营私，大受贿赂，是当时最大贪官。嘉靖对他长期信任而不疑。
严嵩之能遂其奸。采取的手法都一样，即前所说“窥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而已，因而“爱隆于上”，“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
佞奸难辨是因其心险而术巧，而贤者难识是因其忠而言直，故不为庸主暴君所喜欢。
《元史·列传四十五》谈及知贤之难，是由于有下列几种情况：
一、贤者不遇时，或无人推荐，因而隐居不出，必然不为世人所知。
二、人君知而召之出仕，却不重视，待之如奴仆；或待之以礼，而言不见用；或用其言，而急功近利，且使佞人参与。因此，难以发挥贤者的作用，也就不为其君所赏识。
三、贤者不为所知，也是因为：人君居于高位，喜听别人的过错，而不喜人说自己的过错，所行是务快己心，而不是务快民心，贤者为公为民必然进谏以纠正其错误，这就使其君很不高兴，不会得到赏识而被重用，也因此，君臣就难以相处。
而拒谏喜谀的人君，其左右必多佞人，他们最忌贤者，必然大肆诋毁、多方陷害，正直的贤者不获罪杀头已算万幸，又何能发挥其才能为国为民做好事呢？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故贤人难知难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