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声音。如同人的心性气质一样。各不相同。通过人的声音而判断人的心性气质，这样一来。人的聪慧愚笨、贤能奸邪就可以判断出来了。1辨音识才
（1）曾国藩重用罗萱
罗萱，字伯宜，湘潭人。父汝怀，道光十七年（1837）拔贡，曾任过芷江学训导，候选内阁中书，以学行闻于时，著有《湖南褒忠录》。罗萱生有夙慧，工诗文书法，能传其父学。为诸生，屡列优等。倡导经世之学，领湖南诗坛风骚数百年、著名的封疆大吏贺长龄，以“家风不可及”闻名遐迩的邓显鹤、沈道宽对他都很器重。
曾国藩奉命办团练，招揽人才之时，“湘乡奇伟非常之士，争自创磨立功名，肩相摩，指相望”。罗萱是最早应募到曾门的人之一，传说当时每天都有百十人到营中报名，曾国藩一一召见，问询长短，稍有才能的人都留了下来。一天，曾国藩已召见多人，倦极不见客。正在似睡非睡时，忽听外面有吵声，起身向窗外一望，但见一位身材不高，只穿一件单衣的青年人被守门人拦住。青年人声音朗朗，气质非凡，但任凭怎样讲，守门人仍不放行。青年人也不气馁，大有不见曾国藩不罢休的气势。正在僵持之际，曾国藩推门而出，并喊住守门人，对罗萱说：“听君的声音爽朗圆润，必是内沉中气，才质非凡之人。”遂将罗萱引入上宾之位，俩人叙谈起来。随后，曾国藩立即决定让罗萱掌管书记，日常文牍往还也一并交给了他。
曾国藩率湘军东下时，罗萱以亲老欲辞，但曾国藩写信请他入府，并说：“今专足走省，敬迓文旆，望即日戒涂，惠然遄臻，无为曲礼臆说所误。蟾蜍裹沙而不行，於菟腾风而万里。士各有志，不相及也。千万千万！祷切祷切！”咸丰五年（1855）曾国藩入南昌，重整水师；后进屯南康，设置楚师三局，制造弹药武器，又设船厂，建内湖水师。四月，罗萱随曾国藩经吴城南康。六月，在青山营次与塔齐布会商军务。七月，随曾国藩吊唁湘军著名将领塔齐布。
塔齐布是与罗泽南齐名的湘军将领。姓托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受都统乌兰泰器重，由火器营护军升三等护卫。咸丰六年（1856）发湖南，以都司用。次年秋，以守长沙功，署中军参将。当时曾国藩用戚继光法训练士卒，每当检阅步卒，塔齐布都穿着短衣，腿插短刀侍立一旁。曾国藩很奇怪这位身材高大，面身赤红的满族军官，与之相谈，大为赞赏。及到他辖下的军中检查，见其训练精严，曾国藩退而叹息：绿营兵有这样的已是凤毛麟角，因此更加敬佩塔齐布。但副将清德却忌恨塔齐布的才勇，常在提督鲍起豹的面前讲塔齐布的坏话，提督也不分青红皂白，多次羞辱他。曾国藩于是上疏弹劾副将，举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并说：“塔齐布将来如出战不力，臣甘与同罪。”咸丰帝为此革清德职，加塔齐布副将衔。塔齐布因此很感激曾国藩。
塔齐布平时有愚憨、无能之态，及到战场，摩拳切齿，口流唾沫，一副好似要生吞对方的架势。尤好单骑逼近敌垒侦视虚实，几次进入危境，都转危为安。
咸丰四年（1854），塔齐布以收复湘潭功，超升湖南提督。鲍起豹被革职。塔齐布位至大帅后，遍赏提标兵，收人心，并在左臂刺“忠心报国”四字，得士卒死力。每当深夜，呼亲卒相语家事，说到悲痛事，相对涕泪以流。塔齐布以严于治军，并能与士卒同甘苦著称。一次，德化县令给这位大帅送了一张莞席，塔齐布说：“军士皆卧草土，我睡莞席，岂能安枕？”立令退回。该年底，曾国藩正驻军南昌，塔齐布驻扎九江，隔庐山相望，因太平军往来攻袭，两人多日不通音信，曾国藩为此十分焦虑。除夕前一天，塔齐布攻九江，后因寡不敌众，单骑败走乡间，马陷泥潭中，迷失道路，后被一位乡农带回家中。次日，各军以塔齐布未回，汹汹如所失，士卒哭作一团。曾国藩也悲痛不已。三更时，乡农将塔齐布送回，曾国藩、罗泽南立即而起，光着脚出去相迎，三人抱在一起，以泪诉劳苦。但塔齐布却谈笑自若地说：“饿极了，快拿饭给我吃。”各营官都惊喜异常。
咸丰五年（1855）夏，曾国藩遣李元度率平江勇渡河攻湖口，约定次日塔齐布攻九江，使太平军腹背受敌。清晨，塔齐布忽患心悸而卒，年35岁。据说塔齐布每次战前，都先让百名亲兵蒙面，从中选一人为掌纛，每战必胜。死前的一个晚上，选掌纛时，有一纯施粉墨者，塔齐布见之，默然不悦，勉强说：“好！好！纛授你了。”第二天即卒。七月十九日，罗萱随曾国藩驰赴九江陆营，吊唁塔齐布。
咸丰五、六年（1855—1856）间，是曾国藩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军马倥偬，而客居江西，兵饷皆不宽足，又受太平军石达开部不时攻袭，常常是停泊船上，不用说安生休息，性命也时有不保。为了取得朝廷的信任，还必须经常奏报军中缓急。而罗萱上马操剑，下马走笔，兼具文武，形影不离，是难得的人才。曾国藩每有上疏，罗萱皆操笔如流。有时“警报骤逼，势危甚”，罗萱也“甘心同命”。又时常调节诸将之间的矛盾，使各当其意以去。六年，翼王石达开入江西，攻陷瑞、临、袁、吉、抚、建诸郡，省城孤悬。罗萱领湘军三千人攻建昌，城即破，但太平军援军忽至，都司黄虎臣战死，城未攻下。于是曾国藩又令其攻抚州。将至，又得知曾国华、刘腾鸿等自鄂援江攻瑞州，曾国藩又令他自抚州赴瑞合攻打。在瑞州，罗萱与刘腾鸿等与太平军展开了殊死战，八战皆捷，取得了瑞州战役的胜利。曾国藩坐视瑞州后，罗萱以久在军中，遂向曾国藩乞假归湘中。
不久，巡抚骆秉章召罗萱治湘潭团练，刘培元招罗萱至衢州与谋军事。罗萱稍规大计，皆不肯久留。亦自以文士不欲竟弃科举，屡应省试，终不第。同治元年（1862），拜曾国藩于安庆，又至其从兄记名提督罗逢元于当涂，也不欲久居。家居后更加专心学问。同治二年，郭嵩焘升任广东巡抚，屡召罗萱到广州，委托他创立水师，罗又谢归。又同刘德谦领威信军防郴，不久，霆军叛勇溃入粤，罗萱进屯乐昌。地方官命增募威震军，乱平而归。从此，罗萱不再关注兵事。
罗萱是喜欢贡献才智又不愿仕进的人，回到家乡后本想专心读书，以写作终其生。可是，地方大员及同乡亲朋不断召其入幕，他均婉言谢绝。同治七年（1869）十一月，既是同乡挚友而平生又很钦佩的黄润昌奉命入黔，与记名布政使席宝田会同镇压起义。经黄润昌再三请求，罗萱入军营掌文案，兼理营务处。每天白天出外领队作战，夜晚笔削奏牍。
黄润昌原受曾国荃的赏识，咸丰九年（1859）召入安徽军营。当他千里迢迢抵至皖营时，正值曾国荃已南还家中，因无依靠，便借居太湖药局，不久生病，想粗装逃出。后被侍卫吴德水招入营就医。礼部主事李榕当时在曾国藩处充营务，与之相见，十分高兴，遂进入曾国藩的幕僚。次年，在攻打安庆战役，黄润昌成功地策动了程学启反叛，后帮李鸿章立足上海，咸丰十一年，又招抚皖南太平军。立坤字前、后营，又立蔡字、平字、猛字诸营。同治三年，因随攻金陵，加布政使衔。
黄润昌得檄令已是腊月，黔省极为寒冷，罗萱到营后随即开赴清溪。清溪是原邓子垣的军所。安营扎寨后，罗萱和黄润昌设水师，作战守，作大举进攻的准备。湘军进入黔境后，先后攻克铜仁、遵义等五郡，而南路进攻受阻。罗萱与邓子垣一同到席宝田处请战。同治八年（1869）三月，黄润昌、罗萱遇伏战死。黄润昌年仅29岁，罗萱43岁。
罗萱貌温雅，文翰流美，而性极恬适，从军十余年，不趋便营利，亦不图仕进，至死时还是个知府。著有《仪郑堂文笺注》二卷、《粤游日记》一卷、《蓼花斋诗词》四卷。（2）耳大声洪，玄烨立万世之业
我国现在的版图是在清朝康乾盛世奠定的，我国的人口也是在康乾盛世突破一亿大关的。那时的中国不但是亚洲最强盛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数得上的泱泱大国。康乾盛世历时130多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三个黄金时代。它自康熙始，经雍正，至乾隆后期，包括三朝，而康熙则是康乾盛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康熙帝（1654—1722）即清圣祖，名爱新觉罗·玄烨，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这位治绩辉煌的大帝，在位61年，是中国封建帝王中亲政时间最长的一位。
公元1661年正月，年仅24岁的顺治皇帝逝世于清宫养心殿。顺治遗诏中指定皇三子玄烨继承皇位，新皇年号康熙。史称玄烨“天表奇表，神采焕发，双瞳日悬，隆准岳立，耳大声洪，徇齐天纵”。
康熙帝继位时年仅8岁，按照顺治帝遗诏，由四个满族大臣帮助他处理国事。四辅臣中，鳌拜功高震主，专横跋扈。他欺皇帝年幼，经常在康熙面前呵责朝臣，甚至大吼大叫地与幼帝争论不休，直到皇帝对他让步为止。他主张“率祖制，复旧章”，事事遵照太祖太宗时的办法处理，把顺治帝时的一些改革措施一一废除，朝廷积习日深。
四辅臣中的索尼年迈早死；遏必隆依附追随鳌拜；唯有苏克萨哈敢于抵制鳌拜，但他一直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公元1667年，康熙已经14岁了，按照祖制，他可以亲政了。苏克萨哈在康熙亲政的第六天，上疏请求隐退。苏克萨哈上疏的目的，一则表明鳌拜专横，自己不得不退；二则试图以自己的隐退迫使鳌拜、遏必隆也相应辞职，交权归政。鳌拜自然明白苏克萨哈的用意，他和同党一起，编造苏克萨哈“背负先帝”、“藐视幼主”等大罪24款，将其逮捕入狱，要处以极刑并诛灭全族。康熙得到奏报，坚持不允所请。鳌拜怎肯善罢甘休，他挥动拳头对皇帝无理，连续上奏好几天。康熙和他的祖母孝庄文皇后怕鳌拜因为这件事狗急跳墙，造成国家的动乱，最后只能妥协，仅将磔刑改为绞刑，其他的一切处置，都照准了。
冤杀苏克萨哈后，鳌拜的气焰更加嚣张。朝廷大臣虽更加不满，但慑于他的淫威，人人以求自保，没有人敢于碰硬。
康熙皇帝年少有志，岂肯看到大权旁落，江山毁在自己的手里。他在祖母的指导下，开始了计除鳌拜的各种准备。
康熙先是采用“欲擒故纵”的麻痹战术。故意给鳌拜父子戴高帽，分别加封他们父子“一等公”、“二等公”的爵位，“太师”、“少师”的封号，使他们位极人臣，树大招风，更加孤立，甚至连鳌拜图谋不轨，都没有惊动他。
有一次，鳌拜称病在家，玄烨便前去探视。御前侍卫和托发现鳌拜神色反常，便迅速走到鳌拜床前，揭开席子发现一把匕首。鳌拜惊慌失错，玄烨却“毫不在意地”说：“刀不离身是满人的故俗，不足为怪！”当场稳住了鳌拜。但康熙心中更加明白，除掉这个恶魔，绝不可掉以轻心。
当时皇宫的戍卫都被鳌拜控制了。于是，玄烨特选一批忠实可靠的少年入宫，以“练布库戏”（满语：摔跤）为名，另外组成一支可靠的卫队——善扑营。这些少年都是贵族子弟，每天和少年皇帝在一起练摔跤，武功越来越好，本领越来越大。鳌拜入宫，经常看到他们，以为是些小孩子把戏，久而久之，也就不以为然了。
有一次，康熙皇帝得知鳌拜要进宫奏事，便把善扑营的少年卫士集合起来，对他们说：“鳌拜作为先皇托付给我的辅臣，不以国事为重，处处安插亲信，排斥异己，滥杀大臣，甚至胆敢加害于我。你们都是清楚的，为了祖宗社稷，必除此大患。”他见小侍卫们群情激昂，又说：“你们虽然年纪轻轻，可都是我的左膀右臂，我要靠你们除掉这个老家伙。但他武将出身，你们是怕他呢，还是听我的？”侍卫们一个个摩拳擦掌，齐声呼喊：“独畏皇上！”
康熙八年（1669）五月十六日，鳌拜像往常一样大摇大摆跨进内宫的门槛，行至康熙近前，还没站稳脚，小侍卫看到皇帝发出的暗号，一哄而上，拳打脚踢，连拉带拽，将他打翻在地。鳌拜什么阵势都见过，却没见过这种对付他的场面。起初还以为是这群小孩子跟他闹着玩呢。他见到小皇帝那冷峻的面孔和“给我拿下”的威严指命，才明白过来，然而，已经晚了，他终于被擒拿归案了。
康熙皇帝命康亲王主持审讯，议定鳌拜“欺君罔上”等罪行30款。他虽罪不容诛，死有余辜，但康熙念其效力年久，军功显著，遂免其一死，他的死党则一网打尽。一个少年皇帝，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不动一刀一枪，智除大权奸，朝野称赞，后人评论康熙的机智果断时说：“声色不动而除巨慝，信难能也。”
从此，他逐步地将中央和地方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得心应手地治理国家。
康熙皇帝除掉鳖拜后，又一个心结便是“三藩”问题。他把这件事写成字条，挂在宫里的柱子上，一次又一次地思考着……
所谓“三藩”，就是指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和平南王尚可喜这三个藩王。他们原来都是明朝的重要将领，投降清朝后，在统一战争中，为消灭明朝和镇压反清的农民起义，立功封爵。三藩之中，吴三桂的地位最高。
吴三桂这个钻营有术的人，28岁就当上了宁远总兵，是明朝镇守辽东的重要将领。他在一次回京述职时，以千金之资购得苏州名妓陈圆圆。李自成攻陷北京后，陈圆圆为义军所得。这个“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变色龙，在高官厚禄的引诱下，扯起“为君父复仇”的遮羞布，致书降清。引清兵入山海关，使清军得以长驱直入北京城，由此建立起在全国的统治。接着，他为清廷从西北打到西南，效尽了犬马之劳，被封为“和硕”亲王、平西大将军，管辖着云南、贵州。
当时无论云贵、两广，还是东南沿海，局势还很不稳定，朝廷极需要他们弹压地方，因此不惜给予种种特权，希图以恩宠讨其欢心。可是“藩”的势力越来越大，以致难以控制，成了朝廷的威胁了。
吴三桂是云贵两省的土皇帝，地方大小官吏一律由他任免。自行收税，不但不上交，朝廷每年还要从其他省税收中拨给他白银2000万两，比国家总收入的一半还多。老奸巨猾的吴三桂，经常在所辖的民族地区挑起矛盾和冲突，然后派出自己的武装去镇压，借以向朝廷表示西南地区多事，安边守土离他吴三桂不行。他的五华山藩府富丽可比皇宫，到处掠买美女，整日拥姬宴乐，作威作福，慢慢地助长了他们与朝廷的离心力。
康熙皇帝感到“三藩”的气焰日益嚣张，要想实行中央集权，巩固自己的统治，非撤藩不可。康熙时刻都在寻找解决“三藩”问题的时机。康熙十二年（1673），平南王尚可喜以年老多病为由，主动申请撤藩，“归老辽东”。康熙抓住这个机会，立即批准。此举深深地震动了吴、耿两人。他们已看出朝廷急欲撤藩的意向，惶惶不安。为消除朝廷的疑虑，先后被迫上章请撤。而吴三桂根本无意撤藩，毫无思想准备，而且心存侥幸，以为朝廷必予“慰留”。不料，弄假成真，康熙朝纲独断，力排众议，同意撤藩。
吴三桂始料不及，又急又恨，决定起兵对抗。他身穿明朝的孝服，把军队拉到永历帝（明桂王）的墓前，磕头如捣蒜，号啕大哭，以此收拾军心。他打出“复明讨清”的旗号，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率大军经黄河北上。一路所战连连告捷，仅3个月，便占领湖南全境，前锋直抵长江南岸。摆开了飞渡长江天堑、直捣京师的态势。这时，他又改称“周王”，南方6省被他全部占据。
吴三桂振臂一呼，天下响应，耿精忠叛于闽，孙延龄叛于广西，四川巡抚罗森等叛于蜀，襄阳总兵杨来嘉叛于湖北，陕西提督王辅臣叛于宁羌，西北为之动摇。河北总兵蔡禄父子策划于怀庆，以谋泄而未逞；更有甚者，京师有杨起隆等数十人谋划攻占大内。京城内，数次起火，谣言四布，人心惶惶，争欲躲避……是时，“东南西北，在在鼎沸”。朝廷中有人主张以长江为界，分疆而治，向吴三桂求和。
康熙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从一开始，他就迅速地作出反应，断然决定：尚藩、耿藩停撤，削除吴三桂爵位，将其长子吴应熊逮捕，不久即下令处死，以寒吴三桂之心。同时，紧急调兵遣将，分据要津，积极防御，先守而后攻，以荆州为大本营，沿长江布防，阻挡吴军的正面进攻；以山东兖州为适中之地，接济南北；以重兵驻杭州、南昌等地，全力挡住耿军攻势，防止他与吴军合势。战争的进程表明，康熙的这一战略是正确的，恰好击中了叛军的要害。吴三桂的重大失误，就是屯兵南岸，不渡江，军队的锐气随着时间的后延而低落下来。他不愿远离云贵根本，希图与清廷谈和，划江为守，得半壁江山。在遭到康熙的坚决拒绝后，仍全力固守湖南不进，这就给事先毫无准备的清军以喘息的时间，并使康熙从容调兵，顺利实施其战略计划。他利用“君临天下”的政治地位，不仅动员全国奋起“讨逆”，而且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吴的部属，诱之以利，晓之以理，不断地削弱吴的实力。而当吴军渐呈劣势时，这种分化、瓦解起到了军事上不能取代的作用。
康熙十五年（1676）六月，王辅臣在平凉被围后，被迫接受了康熙的一再招降。西北战事遂告结束。康熙调其得胜之师疾速南下，增援荆州。十月，清军攻入福建，逼近福州，耿精忠被迫出降，从而剪除了吴三桂东南一翼。次年，已暗通清军的尚之信公开表态反吴，迎接清军进入广州。这时，清军已完成了对吴三桂的战略大包围。吴三桂已感到江河日下，匆忙于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改元“昭武”。局势继续恶化，他忧心忡忡，于八月病死。他的孙子吴世瑶即位，改元“洪化”。吴三桂一死，部属军心涣散，斗志锐减，屡战屡败，退回云南。
康熙不失时机地布置战略大反攻。康熙二十年（1681）九月，三路大军会师于昆明城下，长数十里。一个月后，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粮食不继，人心惶惶，南门守将暗降清军，里应外合，昆明陷落。吴世瑶服毒自杀，其部属骨干人物或投降、自杀，或被俘处斩。
康熙在平叛过程中，为收揽人心和瓦解叛军的政治需要，一再颁发诏旨，阐明朝廷宽大为怀的政策。但当获得完全胜利之时，则改而采取严厉的手段，欲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同年十二月，以定“逆案”的名义，对那些已赦免的叛乱骨干分子重新处理。靖南王耿精忠被处以磔刑。平南王尚之信以“逆罪”赐死。王辅臣在康熙召他进京的途中自尽而死。耿的长子，尚的一个弟弟同时被斩首处死，他们的部属凡属骨干分子皆处以死刑。其副将以上将吏都被调进京，逐个审查，分别惩处。至于其下军官和士卒，皆发遣东北边疆，充当站丁、驿卒，罚做苦役，其子孙世代不得为官。
历时8年之久的三藩之乱，连同其他反清抗清的力量也一并被消灭了。这就拔除了隐藏在统治集团中的敌对派别，消除了各种隐患。因此，康熙对吴三桂叛乱的铁血镇压，不仅是军事的，也是一次政治与思想的大扫荡。清王朝因祸得福，它通过这场波及全国祸结六省的内战，变得空前强大，建立了稳固的统治。2听其言知其心
言既可听，那么怎样“听其言”呢？第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即指不能偏听一人之言，而要多听众人之言；不能只听其一面，而应多方征求，兼而察之。第二，“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是一句俗话，但富含哲理，即听话不可仅听其表面，也不可“前耳进，后耳出”，一听而过，而应听其实质，听其含意。而要如此，必须加以具体分析。这样，无论是真话、假话、直话、绕话，旁敲侧击之话，还是含沙射影之话，都是可以听出一些味道而了解其真意的。第三，听其言而察其人。语言无论怎样表达，它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人的性格和品质。经过验证，经常说真话的人必是为人忠诚、实事求是之人；经常说假话的人，必是巧伪奸诈之人；经常说直话的人，必是性格直爽、心直口快之人；说话词意不明的人，必是诺诺无为之人；说一些朴实无华但富含哲理之言的人，必是很有思想、很有见地之人。因此，说话，实质上是一个人品性、才智的外露，只要考察者出以公心，从一个人的说话，定能有所发现。例如，三国时，陈琳曾在一篇檄文中把曹操骂得狗血喷头，但曹操却从中发现陈琳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人，后来予以重用。张辽被曹操捕获，对曹操破口大骂，曹操却从中发现张辽是位性格直爽的忠勇之士，而当场释放，委以重任。而吕布虽武艺超群，但一见曹即跪地求饶，其声甚切，但曹一听其言，复忆其行，即知其是反复无常、贪生怕死之人，当即处死。可见，“言为心声”，只要慎听，是会听出一些名堂来的。
当然“知其心，而听其言”，与“轻言重行，综核名实”并不矛盾。这里强调的是察人，不排斥“察言”，“察言”是察人的一个方面。而“察言”又与“信其言”不同。“信其言”是有条件的，“事莫贵乎有验，言莫弃乎无证”，“如其心而听其言”，“有证之言”、“知其心”之言可信，而无证之言、不“知其心”之言，非但不可信，还应从反面去理解它。
在听言观行中，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众人观察。孟轲有这样一段名言：“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梁惠王下》）他告诫人们对贤者下判断时，一定不能只凭个人一隅之见，而要听群众意见；之后，还要“察之”，要看其是否果真如此，勿为不负责任的“闲言碎语”或“恶意中伤”所离间。李觏也认为，不能仅凭“一人之举”，而需众人“共举”（《李觏集·安民策》）。
金世宗完颜雍曾说过：“朕之取人，众所与者用之，不以独见为是也。”（《金史·世宗本纪中》）即我选用人才时，大家都推荐的才使用，我并不认为个人的看法都是对的。
二是长期观察。李觏认为对德才的确定，不能只凭一时的表现，而需经较长时期的考察，要“日观其德，月课其艺。贤邪非一时之贤，久居而不变，乃其贤也。能邪非一时之能，历试而如一，乃其能也”（《李觏集·安民策》）。
三是全面观察。西汉邹阳认为，识别评价人才要“公听并观”（《西汉文·邹阳狱中上梁王书》），从各方面进行观察，德才资全面衡量；观其主旨，不求微功细过。
四是责求实效。苏轼认为，根据实绩判断能力的强弱才是正确的知人之法。“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苏东坡全集·议学校贡举状》）（1）齐桓公兼听用管仲
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襄公当政时，因醉杀鲁桓公，他的弟弟公子纠和小白因怕受到牵连，所以分别同其师傅管仲、鲍叔牙到鲁国和莒国避难。
齐国国君无知被雍林人刺杀后，齐国诸位大夫商议立君之事。这时高奚等人暗中派人到莒国召回小白，商议让其继位。鲁国人听到无知的死讯后，也发兵送公子纠回齐国继位，并命管仲率领军队阻拦小白回国。在进军的路上，与小白的人马相遇，管仲向小白射了一箭，恰中小白的带钩，小白装死而骗过管仲，躺在车中立即奔回齐国，继承了君位，是为齐桓公。小白即位后，发兵攻打鲁国，在乾地将鲁兵打败，并送信给鲁国国君道：“子纠是我的哥哥，不忍亲手杀他，请鲁国把他杀了。召忽、管仲是我的仇人，请你们交给我，让我把他们剁成肉酱，否则，我将围攻鲁国。”鲁国害怕，便在笙渎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管仲自请囚禁。
齐桓公发兵攻打鲁国，原想杀死管仲，以报一箭之仇。为此，鲍叔牙对齐桓公说：“我跟您已经很多年了，今天您被立为国君，这是非常荣幸的事情。国君的地位虽然很崇高，但是我没有本领再帮助您提高地位和荣誉了。如果仅仅治理齐国，有高奚和我两个人的辅佐就足够了。如果您要称霸诸侯，那非有管仲不可。论本领，他比我大很多，所以管仲在哪个国家，哪个国家的地位就会提高，你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齐桓公非常奇怪地反问道：“管仲亲自用箭射过我，差点使我丧命，我怎么还可以用他呢？”鲍叔牙听后哈哈大笑，并对桓公说：“这就是他忠于自己主人的最好表现。如果您能宽恕他，重用他，他也一定会像侍奉公子纠一样地侍奉您。”于是齐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劝告，便使用“佯召管仲欲报仇”的计谋，将管仲要回齐国。
当装载管仲的囚车到鲁国的北面边境时，齐桓公早就派鲍叔牙在那里迎候他了。管仲回到齐国以后，齐桓公不计一箭之仇，拜管仲为相国，而鲍叔牙则为副手。管仲执政后，与鲍叔牙、隰朋、高奚同心协力治理国家，改革内政，整顿军制，发展经济，救济贫穷，选拔贤才，使齐国很快强大起来。到公元前656年，齐国威望大大提高了，齐桓公终于取得了霸主地位。
齐桓公与管仲本有一箭之仇，欲将其剁成肉酱方解心头之恨。但经鲍叔牙的举荐，说明齐国要想称霸于诸侯非管仲辅佐不可的道理后，具有雄才大略的齐桓公不仅不杀管仲，而且委以重任，让其执掌国政，实在是胆识过人。如此这样的事没有宽广的胸怀和远见卓识，是断然办不到的。（2）晋文公善听用勃辊
晋文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前636—前628年在位），名重耳，又叫公子重耳。晋献公次子。献公妃狐姬所生。献公嬖骊姬，杀太子申生，他被迫流亡在外19年。后借秦穆公之力回国，被立为晋国国君，为晋文公。他即位后，重用狐偃、赵襄、贾佗、先轸等人，协力修明内政，整顿法纪，加强战备。同时尊重东周王室，平定周王室王子带之乱，迎周襄王复位，几次出师救宋国，并与楚军在城濮交战，采取诱敌深入之法，大败楚军，尔后在践土会盟诸侯，继齐桓公之后为春秋诸侯霸主。
重耳刚当上国君之后不久，有一天，大夫狐偃领来一个叫勃辊的人，向晋文公说是有机密事情向他报告。可是，当晋文公听说要求见他的是勃辊，表现得十分生气。原来，晋惠公在位时，非常害怕自己的王位被重耳夺了去。因此，他曾经委派勃辊去刺杀重耳。勃辊当时非常认真地执行晋惠公的命令，比原计划提前一天找到了公子重耳，并一刀砍断了他的衣袖，如果不是重耳跑得快，早就被勃辊杀掉了。所以，这次当晋文公听说勃辊求见他时，他非常生气。他对侍从说：“你们去对勃辊说，我没有去抓他跟他算账已经够便宜他了，他还有什么脸面来求见于我？”那几个侍从向勃辊转达了晋文公的话，勃辊听了以后笑着说：“我还以为主公在外边奔波了十九年，总该熟透了世情，没想到还是这个样子。我看如此下去，弄不好还会倒霉呢！现在，他做了国君，我想来效忠于他，他却不接见我，这对我来说不会损失什么，只怕是我走了，他的麻烦也就来了。”侍从听勃辊这么说，就赶快回去向晋文公如实报告。狐偃也劝晋文公接见勃辊。晋文公这个人头脑非常清醒灵活，政治敏感性很强，所以他经过考虑，没有因往日的仇恨而意气用事，于是立即决定召见勃辊。
原来，勃辊真的掌握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准备向晋文公报告。晋文公在回国做君主之前，原来晋惠公重用的宠臣吕省和邵芮两位大夫一直紧随着晋惠公，想把晋文公除掉。后来因为重耳有秦穆公的大军护送回国，吕省、郤芮二人知道敌不过秦军，不得已便投降了重耳。但是，他们两人原是晋惠公的心腹，因此，他们感到晋文公做了国君，是对他们的很大威胁，所以就联络勃辊图谋发动叛乱，杀死文公另立新君。勃辊认为，过去谋杀重耳，是替国君办事，现在既然重耳已经做了国君，如果再搞叛乱，杀君另立，这样不利于国家，于是就跑去向晋文公报告了这件事。
由于晋文公事先撑握了吕省和郤芮的叛乱阴谋，他便在叛乱发生之前，以生病为由不去视朝，暗暗逃到秦国躲避，在晋国便由心腹大臣布置好了对付吕省、郤芮的计策，结果吕省、郤芮的叛乱很快得到平息，他们也被抓获。
晋文公虽然成功地粉碎了吕省、郤芮二人为首的叛乱，但是他们手下还有很多党羽尚未清除。后来，晋文公准备把吕省、邵芮的党羽全部捕杀，他的大臣赵衰劝他说：“乱党的头子已经除掉，您应该宽宏大量，如果一大批人再被杀掉，恐怕会失掉人心，甚至可能会激发出别的变故。”晋文公听了赵衰的话，感到很有道理，所以便予以采纳，下令大赦，不再追究吕省、郤芮余党的罪行。但是，吕省、郤芮的党羽对于晋文公的大赦不敢相信。这时，很多谣言流行于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形势很不稳定。晋文公看到这种情况感到十分担心。有一天，晋文公正在宫内洗头，守门卫兵进来向他报告说有一名叫头须的人求见。晋文公听后十分生气地对卫兵说：“这个头须十分可恶，当年他把我们可害苦了，今天竟然还有脸来求见我。告诉他，我不把他杀掉已经够宽容他了，让他赶快滚蛋吧！”原来，晋文公当年流亡在外时，头须是晋文公手下的一个小吏。在晋文公最困难的时候，他竟然把晋文公当时所有的金帛全部偷走逃跑了，结果害得文公和他的随从们一度只能靠讨饭活命。今天他来求见文公，所以晋文公十分生气。
卫兵把文公的话转达给头须，可头须听后仍然不肯离去。他说：“主公因为宽恕了勃辊，才能没有遭到吕省、邵芮的毒手。为什么不能宽恕我呢？我既然来求见他，就必然有我见他的道理！”卫兵又把头须的话报告了晋文公，文公听后，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我的器量是太小啊！”于是立刻召见头须。
头须进宫以后，先向晋文公认错赔罪，尔后向晋文公说：“吕省、邵芮的余党实在太多，杀不胜杀，他们又感到自己罪恶太大。所以不敢相信您的赦免，如果不想办法，恐怕是会出问题的！”听他这样说后，晋文公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便认真地请教头须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头须告诉晋文公说：“当初，我偷过你的钱财，害得你受苦挨饿，这件事晋国上下都清楚。现在你为了让吕省、邵芮的余党们能够相信大赦令，可以从我身上做起，让他们都知道你确实是一个不计前嫌的人。”
晋文公听了头须的谈话，认为至情至理，于是就赦免了头须，并让头须做了自己的车夫，还特地让头须驾车，自己坐着车子连续几次到处游玩。这样一来，吕省、郤芮的余党们都暗地议论，他们说，像头须这样的人，晋文公不仅赦免他，而且能够重用他，看来大赦是真的了。于是，他们纷纷效忠于晋文公，从而很快稳定了晋国的政局，使经济、文化等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3）必欲致士先从隗始
战国后期，燕国被齐国打败，燕王哙被杀，太子平继位，是为燕昭王（前311—前279年在位），他想招纳贤才辅佐自己治理国家，使燕国强盛起来以报国家之仇。但是，由于国小力弱，难以雪先王之耻，于是他便向郭隗先生求教求贤的方法和措施。
在《战国策·燕策》中，记载了燕昭王求教郭隗的史实。郭隗对燕昭王说：
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屈己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嘿，则什己者至；人趋已趋，则若己者至；冯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跳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诚博选国中之贤者，而朝其门下，天下闻王朝其贤臣，天下之士，必趋于燕矣。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凡是成就帝业的人，以贤者为师；要想成就王业的人，与贤者为友，若要想成就霸业的人，便以贤者为臣；如果是亡国之君，则以贤者为奴仆。真心实意地向贤者学习的人，就能得到胜过自己一百倍的人；如果自高自大，背靠着桌子，斜着眼睛指手画脚，或是瞪着大眼，随意打人骂人，呼来喝去，得到的便是只有仆役和奴隶。这就是行大道得人才的方法。郭隗又对燕昭王说，大王如果能够广选国中的贤才，并且亲自去拜见他们，天下的贤才听说大王如此重视人才，就会都纷纷来到燕国为大王效力。
郭隗讲完求贤之道以后，又向燕昭王讲了这样一段故事，他说：“古时有位国君，想用一千两黄金去买一匹千里马，三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得到。国王身边的仆从请求出去买马，在第三个月时，得到一匹千里马，但它死了，仆从便花去五百两黄金，把这匹死马买了回来回报国君。国君闻听大怒道：我所要的是活马，死马有何用处，还损失了五百两黄金。国君恼羞成怒，扬言要杀仆从。仆从说：死马尚且要五百金，何况活马呢？天下的人必认为大王是诚心肯出大价钱买马；千里马就要到了，大王等着瞧吧！果然，不到一年，一共来了三匹千里马。”接着郭隗对燕昭王说：“大王若要求贤，就先从我开始吧。像我这样的人都能被任用，何况比我还要贤能的人呢？这些贤人，就会迢迢千里来到燕国啊！”
另据《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记载：
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燕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
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滑王出亡于外。
这段话记述了燕昭王求贤的故事。就是说，燕昭王即位的时候，正是燕国被齐国打败的危难之际。为了报仇雪恨，洗刷国耻，昭王以谦恭的态度，丰厚的财礼广招天下人才。他对郭隗说道：“齐国乘我国内部混乱的机会，出兵打败了我们。我深知现在的燕国，国小力弱，没有足够的力量报这深仇大恨。但是，我确实想得到一批有才干的人才来帮助我振兴国家，以洗雪先王蒙受的耻辱，这就是我的心愿。你看是否有值得推荐的人选，如有这样的贤人，我要亲自侍奉他。”郭隗说道：“大王如果一定要想招贤纳士，就先从我开始吧。对我这样的人你如果能够做到以礼相待，比我有才能的人，哪能嫌道路遥远而不来呢？”昭王听后认为确有道理，于是便给郭隗改建一座漂亮的房子，并把他当做老师一样以礼相待。这件事一传播出去，乐毅从魏国来了，邹衍自齐国来了，剧辛从赵国来了，还有许多贤土纷纷奔赴燕国。另外，燕昭王又亲自吊唁死者，慰问孤寡，与老百姓同甘共苦，不辞辛劳地治理国家。
在众多贤能人才的辅佐下，经过28年的努力，燕国富强了起来。士卒轻逸乐战，于是昭王任命乐毅为上将军，联合秦、楚、韩、赵等国一起打败了齐国，攻入齐国都城临淄，占领了莒和即墨两座城池以外所有齐国的土地。并把齐湣王逼得逃到国外去了。
“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封建帝王尚能做到，在今天，各级领导更应能够做到，以博大的胸怀，广招天下贤能之士，为国为民出力。（4）泰山之大不舍泥土
李斯（前277—前208年），生于战国末年，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人。曾经做过文书小吏，后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学成之后便投奔秦国。
李期到秦国后，很快得到秦王嬴政的赏识，被封为客卿。在秦王统一六国的过程中，韩国害怕被秦消灭，便派水工郑国到秦鼓动修建水渠，目的是想以此削弱秦的人力和物力，牵制秦的东进；后来，秦国发现了郑国的目的，这时，东方各国也纷纷派遣间谍到秦做宾客，刺探秦国的情报。秦国群臣对外来的客卿议论纷纷，并建议秦王下令将其一律驱逐出去。于是，秦王嬴政便下令驱逐各国来秦的客卿。
针对这一情况，李斯便上书秦王，反复阐明广泛使用人才和“地无四方，民无异国”的道理，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指出：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而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现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光关，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
上述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从前，秦穆公寻求有才能的人才，在西边戎族那里得到由余，在东面宛地得到百里奚，从宋国迎来了蹇叔，从晋国找到了丕豹和公孙支，这五个人都不是秦国出生的，而秦穆公却重用他们，使他们帮助秦国吞并了20个小国，称霸西戎。孝公采用商鞅的变法主张，改变了旧的风俗习惯，因而使人民得到温饱，国家得到富强，老百姓愿为国家出力，诸侯亲近服从，还打败了楚、魏两国的军队，占领了广阔的土地，开创了国富民强的局面。惠王采用了张仪的计策，攻下了三川，西并巴蜀，北得上郡，南夺汉中。还吞并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地方，攻克楚国的鄢、郢，东占成皋这个险要的地区，获得大片肥美的土地，解散了六国的合纵联盟，使他们听从秦国的摆布，功绩一直延续到现在。秦昭王得到范雎，废掉穰侯，驱逐了华阳君，加强了朝廷的权威，堵塞了私人专权的门径，逐渐吞并诸侯，使秦国成就了帝王的功业。这四位国君，都是因为重用客卿取得了成功。从这些事例来看，客卿有什么地方对不起秦国呢？假如过去四位国君都拒绝客卿的帮助，疏远这些人才，不重用这些人才，那么，就会使秦国得不到好处，更不会有今天的强盛和显赫的名声了。
现在招纳人才就不是这样，不管有才无才，也不论可用不可用，更不管其品德如何，只要不是秦国人都要他们离开秦国，凡来秦国的各国的客卿都要被驱逐。这样看来，你们所重视的是美色、音乐、珍珠、宝玉，而轻视的是人才。这样做，不是平定天下和制伏诸侯的良策。
鉴于上述原因，李斯强调说：“我听说土地宽广的国家粮食就多，国家大人口也就多，军队强的战士就能勇敢作战。泰山之所以那样高大，是它从不舍弃任何泥土的缘故，河海之所以很深，是它不择细流的原因；当国君的要显示自己的美德，就不应该抛弃广大人民。因此不要分地区，不要分内外，只要团结和谐，就会粮食丰足，鬼神也会降福于你们，这就是五帝三王在天下无敌的原因。”
秦王嬴政看到李斯的《谏逐客书》后，认为李斯所讲的道理是正确的，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将逐客令立即取消，并封李斯为廷尉。同时，认为郑国修渠对秦国也有益处，并让郑国领导将渠修完，这就是有名的“郑国渠”。
世界上最可宝贵的是人，是人才。只要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什么人间奇迹都是可以创造出来的。特别在今天，充分发掘人才资源，发挥人才的巨大作用，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尤为紧迫和重要，这也是摆在各级领导者面前的一项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任务。李斯在对选拔人才、使用人才问题上，提出的“地无四方，民无异国”的理论是十分正确的，至今仍有借鉴作用，值得各级领导者学习。**同志曾经告诫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以史为镜，借鉴历史经验，广泛地引进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更具有实际意义。（5）唐宣宗用人问政绩
唐宣宗李忱，原名李怡。宪宗李纯的第十三子，与穆宗李恒为兄弟关系，是敬宗李湛、文宗李昂、武宗李炎的叔父，出生于810年，卒于859年。会昌六年（846）三月即皇帝位，是为唐宣宗，在位14年。
宣宗李忱是一位宽厚待人的皇帝。他喜欢走访民间，由此得知他的下属在政治方面的优劣，并从中提拔政绩优秀的官吏。
有一次，唐宣宗到北苑去打猎，路过一片树林时，看见8个樵夫刚打完柴，正在休息闲唠。唐宣宗便停住马走过去和樵夫们说起话来。经过闲谈，宣宗知道他们是泾阳县的人，他便乘机问樵夫们：“泾阳县令是谁？”樵夫们回答：“是李行言。”又问：“为政如何？”樵夫们又回答：“李县令为人正直，敢作敢为，有一次，有五六个强盗抢劫百姓财物后，怕官府查罪，便躲进北司军营中。李行言派衙役去抓强盗，军营中的将领说什么也不肯放人。李行言毫不惧怕，冲进军营抓住了强盗，并将藏匿强盗的将领打了几十大板，还判处了强盗的死刑，百姓们无不为之称快！”唐宣宗听了以后，将李行言的名字记在心中，打猎回到宫中，便将李行言的名字写在帖子上并将它挂在殿柱上。
两年以后，唐宣宗任命李行言为海州郡守，李行言进宫拜谢皇恩。唐宣宗问他说：“卿是否在泾阳县当过官？”李行言说：“是，当过二年泾阳县令。”唐宣宗听后非常高兴，吩咐左右说：“取紫金赐予李行言。”李行言非常纳闷，不知为何要赐金于他，但是又不敢随便问皇帝。这时，唐宣宗笑着对李行言说道：“卿可知道朕为何赐金于你？”李行言一听正是自己想知道又不敢问的事，连忙奏请说：“臣不知。”唐宣宗命人从殿柱上揭下写有李行言名字的帖子，拿给李行言观看，并对他说起了事情的原委。最后说，这些紫金就是奖赏他的政绩的。李行言听后非常激动，决心尽力尽责以报效朝廷知遇之恩。
又有一次，唐宣宗到城西去打猎，走到渭水边时，看到在祠庙外围着一群百姓。走近一看，是一些上了岁数的老者在设斋拜佛。他觉得非常奇怪，既不是斋日，也不是祈风求雨的时节，为什么要拜佛呢？于是，唐宣宗下马，走进佛堂去向那些老者询问缘由。一个老者告诉他说：“我们是醴泉县的百姓，县令是李君爽，他治政有方，体恤民情，是个非常清廉的父母官。但是他的任期已满，我们想要留住他，准备到郡府去请求再将他留任。我们来此拜佛，祈求佛爷保佑我们能留住李君爽。”唐宣宗听后，为有李君爽这样的下属所感叹。回到宫中，又将李君爽的名字写到了屏风上。
唐宣宗始终没有忘记醴泉百姓拜佛求留李君爽的情景。因此，后来中书省两次呈报任免醴泉县令，唐宣宗都未批准。过了一年之后，怀州刺史的职位空缺，中书省请求派任。唐宣宗亲笔写下御书：“醴泉县令李君爽可任怀州刺史。”对于一个小小醴泉县令，宣宗能够如此了解，使他的文武大臣大惑不解。直到李君爽上任前来拜谢皇恩，唐宣宗重赏了他，并说起打猎遇到百姓求佛一事，李君爽和文武众臣才明了其中的缘故。
能否选准人才，合理使用人才，关键在于了解人才，知人才能善任，对于人才不了解，不清楚，有无才能和政绩也不知道，那么用准用好人才也就无从谈起。在这方面，唐宣宗的做法值得借鉴。（6）唐宣宗与令狐绚论面察刺史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中记载：
令狐绚（字子直，京兆华原人。唐宣宗大中四年起为宰相，在位10年）拟李远杭州刺史，上曰：“吾闻远诗云：‘长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绚曰：“诗人托此为高兴耳，未必实然。”上曰：“且令往试观之。”
上诏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师，面察其能否，然后除之。令狐绚尝徙其故人为邻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见其谢上表，以问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