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为百姓害，故欲一一见之，访问其所施设，知其优劣以行黜陟。而诏令既行，直废格不用，宰相可畏有权！”时方寒，绚汗透重裘。
上述这段对话的意思就是说，唐宣宗时，宰相令狐绚拟定李远为杭州刺史，唐宣宗对令狐绚说：“我听说李远有这样的诗句：‘长日惟消一局棋。’他怎么能够去治理人民呢！”令狐绚说：“诗人用这样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高兴心情，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宣宗说：“暂且让他到杭州上任，试试看。”
接着唐宣宗下命令说，刺史不得在地方上直接转任。必须让他们回到京师，由他当面考察其是否能够胜任，然后才能得以任命。令狐绚曾经把他的一位老朋友调到附近的州任刺史，他这位老朋友没有回京师就顺路到任所上任去了。宣宗看到他的表示感谢的奏章后，就此询问令狐绚。令狐绚回答说：“因为他到任所的道路比较近，所以直接去上任了。免得回到京师还要迎送。”宣宗说：“朕鉴于各地刺史中很多人不适合担任这种职务，是百姓的祸害，所以想要一一召见他们，当面询问他们的施政方针，了解他们的德才情况是否称职，以便进行提升或者降免。可是我的命令已经颁布实行，你竟敢置之不理，你是宰相，有权，可怕呀！”当时正值天寒气冷，令狐绚吓得冷汗直流，湿透了厚厚的皮袄。
上面唐宣宗和令狐绚的这段对话，是大中十二年（858）十月发生的事。州刺史是地方的高级官吏，不同于朝廷大臣，皇帝可以通过日常临朝奏报及办理政务去接触了解他们。唐宣宗为了更好地了解各个刺史的品德和办事能力，采取了当面考察的办法，这的确是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也是了解人才的一种好方法，确实值得当政者借鉴。（7）明宣宗朱瞻基慎用人才
我国古代历史上，有过不少历史盛期，正如史书上所说，“明有仁宣，周有成康，汉有文景，清有康乾”。“明有仁宣”，便指的是明朝仁宗和宣宗时期，把社会推上了太平盛世。
明宣宗，即朱瞻基，明仁宗长子。永乐九年（1411）立为皇太孙，永乐二十二年（1424），仁宗即位后，立为皇太子。1425年5月，仁宗病死，朱瞻基即皇帝位。
朱瞻基即皇帝位之后，逐步感到明朝旧制有许多弊端，应该进行改革。改革从何着手呢？朱瞻基经过派出人员进行视察得知，各州县的官员多是庸才，更有一些人贪赃枉法，无恶不作，民愤极大。并且进一步认识到，产生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选拔官吏制度上的弊端，必须加以改革。
过了一段时间，吏部给明宣宗朱瞻基呈上一个关于任命苏州等九郡新知府的名单让其审批。上早朝的时候，明宣宗朱瞻基问吏部尚书说：“你们对这九个人是否做了详细考核？”尚书郭进出班回答说：“苏州等九府，历称最为难治的地方。此番确定人选，颇费斟酌。”明宣宗问：“那么，这九个人选可以胜任吗？”郭进不得不实说：“并非最优秀的人选。”明宣宗朱瞻基一听非常生气地训斥道：“这么重要的事情，是可以马虎的吗？”郭进辩解说：“官吏升迁，限于资格，因此受到限制，如无圣上明示，不敢越级选拔。”朱瞻基听后一想，祖制如此，也不能只怪吏部。于是说：“那就将此事缓一缓吧。”然后对其他大臣说：“各部、院负责官员都可以举荐人才，只要你经过考察认为这个人德才兼备，不论级别高低，均可破格提拔。只是，朕所要的可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对于明宣宗朱瞻基的上述改革，朝野上下互相传颂、议论着，但是文武大臣却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他们不荐不行，荐出的不是人才也不行，将来不胜任犯了律条要受到牵连，只好认真仔细地去考察选拔人才。
经过一段时间，被推荐的人选名单和履历材料呈到了皇帝那里，明宣宗又找内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侍郎等人集体研究，确定下来后再由吏部正式任命。到任之前，明宣宗又亲自一一召见他们，鼓励他们秉公办事，克勤克俭，清正廉洁，爱民如子。并向他们明确指出，如要发现某人贪赃枉法，一律斩首。
新官赴任后，明宣宗朱瞻基又分别派出巡抚和都察到各地去考察他们的政绩。半年后的考察结果表明，这批官员都做出了比较突出的政绩，百姓也比较拥护。例如苏州知府况钟，到任之后不久就查处了多起州官的贪赃枉法事件；对考察了解到的许多弊政，都一一加以改革；特别是通过访查，了解到百姓感觉租赋过重，于是，对于苏州各县农民不合理的负担40万担租赋上报奏免，减轻了农民的压力。另外，他不侵上峰，亲自绑缚不法皇宫太监送往北京皇宫交皇帝处理。对于他的事迹，朝廷上下广为传颂。宣宗十分注意广招人才，为了表达他思贤求才的愿望。他曾亲作《猗兰操》一首赐给大臣。他在序中说：“孔子自卫返鲁，见兰之茂与众草为伍，自叹生不逢时而作《猗兰操》。朕今虑山林岩谷之贤亦有怀才不遇者，故拟作此诗。”诗中写道：“兰生中谷兮，晔晔其芳；贤人在野兮，其道则光。嗟兰之茂兮，与众草为伍。呜呼，贤人兮，汝其予辅。”在宣宗的大力倡导下，文武大臣向宣宗举荐了大批清廉正直的官员出任府、州长官，他们多数为明王朝的兴盛做出了贡献。
经过上述选拔官吏的改革和实践，明宣宗朱瞻基便下令以后选人用人均仿效此法。（8）康熙坚持考察起用人才
康熙（1654—1722），是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的年号。他是清朝很有作为的皇帝，非常懂得治国安邦必须善于举贤用人的重要意义。因此，他始终坚持在考察之中擢用人才。
康熙在位期间，噶尔丹叛乱，他三次率军亲征。在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战争中，他对随军将领和官吏的实际能力亲自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考察。他从西路军主将费扬古巧设伏军大败噶尔丹，取得重大胜利的过程中，发现费扬古有勇有谋，具有统帅三军，领兵作战的指挥才能。回来后，便给费扬古晋升一等公（即封爵名称）。在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时，发现绿旗总兵官王化行，队伍整齐，战功卓著。因此，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时，便破格提拔王化行为军中总参，同时，对于那些无能的官吏如户部侍郎思格色等实施罢免，有一次，康熙命思格色去塞外负责挖井供水。康熙问思格色一口水井大约能够供多少人马饮用；思格色迟迟回答不出来，于是康熙立即革去他的官职，并当众指出：“思格色为官昏聩无能，心中无数，令其居官何用？”
康熙在位期间，曾多次巡行外地，查访吏治，体察民情。他在巡行江南时，路经河南某城，当地官吏为了迎接圣驾，整顿交通，作出临时规定，凡是皇帝要走的道路，以划线为界，分左中右三路通行。左右两路，官商百姓可以自由往来行走，中路作为御道，只供皇帝专行，任何人不准走动，并贴出布告，命令官民皆知，家喻户晓，不得违犯，否则依法严惩，同时还派出典吏沿路巡视警戒。布告贴出的当天中午，一个官员冒犯规定，骑马沿中路行走。典吏对其进行劝阻，他非但不听，反而鞭打典吏，并声称他是当今皇帝的太监。这位典吏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立即喝令左右将这位太监拉下马来，狠打50大板。府台大人听说此事后，认为一定大祸临头，忙令左右给典吏戴上刑具，等候皇帝处置。康熙进城得知此事后。马上召来典吏，亲自为其取下刑枷，并倍加赞扬。当即宣布，破格提拔典吏为四品巡抚。
康熙二十四年（1686），张伯行考中进士，经康熙面试后，授予内阁中书职务，不久又调中书科任中书；康熙四十二年（1704），被任命为山东济宁道行政长官。张伯行上任时，正值当年闹饥荒，百姓穷困潦倒，无法生计，张伯行立即把自己家里的钱粮运到灾区，并赶制许多棉衣，救济灾民。康熙皇帝下了分道救灾的命令，张伯行分管汶上、阳谷两县。他给灾民发放了22600多石救济粮。为此，布政使责备张伯行擅自做主，并提出罢免张伯行职务的弹劾奏章。张伯行对布政使的错误行径进行了严厉驳斥，使弹劾风波得以平息。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皇帝南下巡视，赐给张伯行“布泽安流”的金榜，不久，提升张伯行为按察使。1708年，康熙皇帝再次南下到苏州巡视，他对随从大臣们说：“我听说张伯行为官十分清正廉洁，这样的人才十分难得啊！”当时就命令苏州所在地的督抚举荐贤能的官员，但是这位督抚却没有举荐张伯行。康熙皇帝于是召见张伯行说：“我早就了解你，他们不举荐，我自己来举荐。以后，你居官而善，天下的人就会明白我是知人善任的。”于是提拔张伯行为福建巡抚，赐给他“廉惠宣猷”的金榜。
张伯行德才兼备，为官清正廉明。他在救灾中，能够为灾民着想，独自做主发放了大量救济粮。这本是件大好事，却遭到布政使的弹劾。他刚正不阿，毫不畏惧，可谓有胆有识。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贤能之才，却得不到他的上司苏州督抚的举荐。如果不是康熙具有爱才之心、识才之慧眼，那么，张伯行这个人才也就只好被埋没。
康熙皇帝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明君。他深知人才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作用，因此，他非常善于从考察中发现人才，并能大胆起用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为加强、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9）乾隆私访任用贤才
清代乾隆即雍正帝第四子爱新觉罗·弘历。出生于1711年，卒于1799年。他25岁即位，85岁禅位，89岁去世，是历史上年龄最大，也是有所作为的一位皇帝。
乾隆皇帝在位60年，无论在武功还是在文治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建树。据统计，在经济方面，到乾隆中期，已经达到鼎盛阶段，全国耕地达到6000余万顷，人口达到近3亿，库存银两到乾隆五十五年已由康熙时的5000余万两达到了8000万两。在疆土上，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赤尾屿等，南到南海诸岛。在这个境域之内，除顺天府和盛京外，还划有直隶（河北）等18个行省的内蒙古等几个边疆特区。其国土的辽阔和国势的强大，国内各民族人民经济、文化的联系，都是以往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的。
乾隆时期之所以取得上述丰功伟绩，关键在于乾隆帝能够善于发现人才，正确使用人才。他在选拔人才时，经常采用微服私访的方式去掌握他们的德才情况。
当时，常州有位杨瑞莲，此人是乡间一儒，善长篆隶之学，蜇居乡里，一直怀才不遇。他有一位亲戚叫梁诗正，在朝廷做官，他便前往京师去投奔这位亲戚找点事做。恰好此时朝廷开设了一个两清古鉴馆，将内府所藏的古鼎尊彝壁等青铜器加以图绘并摹录铭文成书。梁诗正便推荐杨瑞莲入馆充当缮写官。这年8月13日，馆中人多去参加乡试，只有杨瑞莲一人留在馆中。午后，推门进来一位头戴青纱小帽的人，徐徐来到杨瑞莲面前。杨瑞莲不知此人是谁，寒暄几句之后便坐下继续缮写文章。这时，这个人便和杨瑞莲随便闲谈起来。这人打听到馆中其他人都去参加乡试后，便问杨瑞莲为何单单留下来不去参加。杨瑞莲回答说：“唯恐内庭有传写之事，所以留下来伺候。”这人又问了杨瑞莲的姓名、籍贯及何人引荐入馆等，杨瑞莲便一一详告。问了这些事后，这个人就对杨瑞莲说：“先生，能将你写的东西拿给我看一下吗？”杨瑞莲便拿出自己所写的东西送给这个人看，这个人看后颇为赞赏。正当此时，几位内侍闻声寻来，杨瑞莲才知此人原来就是乾隆皇帝。杨瑞莲急忙连连叩头谢罪，乾隆笑着颔首离去。第二天，他召见梁诗正说：“你的那位亲戚杨瑞莲非常坦诚，篆、隶也很好，不能参加乡试，十分可惜，可赏给举人。”梁诗正顿首拜谢。这样，乾隆帝一个诏令，杨瑞莲便也成了举人。后来，杨瑞莲为缮修《两清古鉴》做出了贡献，书成之后被提拔为湘潭令。以后，杨瑞莲便以其善书自恃，得罪了一名显宦，这位显宦便寻机弹劾他。乾隆闻奏，立即朱批：“杨瑞莲诚实人，予所深知，所参不准。”便将原奏退了回去。可见，乾隆皇帝是多么爱惜人才！如果执政者没有爱才之心，那么人才怎么能够聚集其身边并尽心为其服务呢？3.辨声听音以知其人
“声音”，在现代来讲，是一个词，一般不把它分作“声”和“音”来讲。也有“声”和“音”的区别，“声”与“音”各有所指，各有侧重点，还不能一概而论。《冰鉴》分两章来分别论述“声”与“音”的特点。
《冰鉴》认为，“声”与“音”的区别是：
人开口之时发出来的空气振动产生“声”，此时空气受振动的密度大、质量高，发音器官最紧张；闭口之后，余下来仍在空气中振动而产生的是“音”，此时空气振动密度已经减小，发音器官已松弛下来，是“声”传递的结果，为“声”之余韵，正如平常人们所说的“余音绕梁”。《冰鉴》用“声主‘张’，寻发处见；音主‘敛’，寻歇处见”这句话来表述这个意思。
《灵山秘叶》中有这么几句话：
察其声气，而测其度；
视其声华，而别其质；
听其声势，而观其力；
考其声情，而推其征。
其中的“声气”，略同于声学中的音量，通过“声气”粗细，察看人的气度，“声势”相当于声学中的“音长”，“声势”壮者，其力必大；“声华”相当于声学中的音质音色，“声华”质美，则其人性善品高。“声情”相当于带感情的声音。人的喜怒哀乐等七情在语音中必然有所表现，即“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因此，由音能辨人之“征”，即心情状态。
《冰鉴》中说：“辨声之法，必辨喜怒哀乐。”前面谈到，人的喜怒哀乐，必在声音中表现出来，即使人为地极力掩饰和控制，但都会不由自主地有所流露。因此，通过这种方式来观察人的内心世界，是比较可行的一种方法。
那么“喜怒哀乐”又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呢？
“喜如折竹”，竹子由于它自身的韧脆质地的特点，“折竹”就有哗然之势，清脆悦耳，又自然大方，不俗不媚，有雍容之态。
“怒如阴雷起地”，阴雷起地之势，豪壮气迈，强劲有力，不暴不躁，有容涵大度之态。
“哀如击薄冰”，薄冰易碎，但破碎之音都不散不乱，也不惊扰人耳，有悲凄不堪击之像，但不峻不急，有“发乎情，止乎礼”之态。
“乐如雪舞风前”，风飘雪舞，如女子之临舞池而衣带飘飘，不胜美态，雪花飞舞之时轻而不狂不野，柔美而不淫不荡，具有轻灵飘逸的潇洒之态。
钟响与锣鸣，属于雄声即阳刚之声，声音粗壮，气势宏大，然而“钟”声洪亮沉雄，远响四方，余韵不绝，悦耳愉心，所以为“贵”；而“锣”声则声裂音薄，荒漫沙嘶，余韵了无，刺耳扎心，所以为“贱”。
雉鸣与蛙鸣，都属于雌声即阴柔之声，声音轻细，如旷野闻笛。然而“雉”声清越悠长，声随气动，有顿有挫，抑抑扬扬，同样悦耳动听，所以为“贵”；而“蛙”声则聒聒噪噪，喧嚣嚎叫，声气争出，外强内竭，同样刺耳扎心，所以为“贱”。
从以上可知，无论雄声还是雌声，都有贵贱之分。有的相书以雄声为贵，而以雌声为贱，有笼统不细、不分清浊精细之嫌，实为大谬。
“远听声雄”，是说其声有山谷之呼应，表明其必气魄雄伟，赋情豪放；“近听悠扬”，是说其声如笙管之婉转，表明其人必多才多艺，智慧超群；“起若乘风”，是说其声有如雄鹰之翱翔，表明其人必神采飞扬，功名大就；“止如拍琴”，是说其声如孔雀之典雅，表明其人必闲雅冲淡，雍容自如。——以上皆为“声”之最佳者，所以被作者定为“上上”。
“大言不张唇”（严格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应该是“大言却不大张唇”）是谨慎稳重，学识深厚，养之有素的表现；“细言若无齿”，表明其必温文尔雅、精爽简当、成熟干练。——以上为“声”之佳者，所以被作者定为“上”。
荒郊旷野，一牛孤鸣，沉闷散漫，有声无韵，粗鲁愚妄之人，其“声”大抵如此；夜深人静，群鼠偷食，声急口利，咯咯吱吱，尖头小脸之人，其“声”与此相似。至于“字句相联。喋喋利口”，足见其语无伦次，声无抑扬，其人必幼稚浅薄，无所作为；“齿喉隔断，喈喈混谈”，足见其吞吞吐吐，不知所云，其人必怯懦软弱，一事无成。——以上“声”相，当然属于下等，所以作者才不屑一顾地说：“何足比较”！
这一章文辞优美，见解精辟，很能体现曾国藩的文笔风貌。曾国藩以应举发迹，文人气息很浓厚，深爱治学，不但勉励家人儿子要孜孜不倦地学习，他自己也是清后期湘派文学的代表，著述论学，都有较大成就，所编《十八象诗钞》与五代的萧统所编的《文选》一前一后，遥相呼应，都是古代文字整理汇编优秀的先本。从这儿，可窥见其文学才华的一斑。
古有《论声》篇云：夫人之有声，如钟鼓之响，器大则声宏，器小则声短。神清则气和，气和则声润，深重而倒畅也。神浊则气促，气促则声焦急而轻嘶。故贵人之声，多出于丹田之中，与心气相通，浑然而外达。丹田者，声之根也；舌端者，声之表也。夫根深则表重，根浅则表轻，是知声发于根，而见如表也。若夫清而圆，坚而亮，缓而烈，急而和，长而有力，勇而有节。大如洪钟腾韵龟鼓振音；小如玉水飞鸣，琴弦奏曲。见其色则猝然而后动，与其言久而后应，皆贵人之相也。
小人之言，皆发于舌端之上，促急而不达。何则？急而躁，缓而涩，深而滞，浅而燥。火大则散，散则破，或轻重不均，嘹亮无节，或睚眦而暴，繁乱而浮；或如破钟之响；败鼓之鸣；又如寒鸦哺雏，鹅鸭哽咽；或如病猿求侣，孤雁失群；细如蚯蚓发吟，狂如青龟夜噪；如犬之吠，如羊之鸣，皆浅薄之相也。男有女声亦贫贱，女有男声亦妨害。然身大而声小者凶，或干暴而不齐者谓之罗网。声大小不均，谓之雌雄。声或先迟而后急，或先急而后迟，或声未止而气先绝，或心未举而色先变，皆贱之相也。无神定于内，气和于外，然后可以接物，非难言有先后之叙，而辞色亦不变也。苟神不安而气不合，则其声先后之叙，辞色挠矣，此不美之相也。夫人禀五行之殂，则气色亦其五行象也。故土声深厚，而木声高唱，火声焦烈，水声缓急，而金声和润。又曰声轻者断事无能，声破者作事无成，声浊者谋运不发，声低者鲁钝无文。清泠如江中流水者极贵，发音洪亮，自觉如瓮之响声，主五福备。
诗曰：
木声高温火声焦，
和润金声最富饶。
言语却如深瓮里，
水声圆急韵飘飘。
贵人声音出丹田，
气质喉宽响亦坚。
贫贱不离唇舌上，
一生奔走不堪言。
声大无形托气而发，贱者浮浊，贵者清越。太柔则怯，太刚则折。隔山相闻，圆长不缺，斯乃贵人远见风节。身小声雄，位至三公。身大声小，寿命折天。声如破锣，田产消磨，声如火燥，奔波无靠。男儿声雌，破却家资，女人声雄，夫位不宁。
《太情神鉴》认为：
人有声犹钟鼓之响，若大则声宏，若小则声短。神清气和，则声温润而圆畅也。神浊气促，则声焦急而轻嘶也。
故贵人之声，出于丹田之内，与心气和通，汪洋而外达，何则？丹田者，声之根也。心气者，声之端也。舌端者，声之表也。夫根深则表重，根浅则表轻。
若夫贵人之声，则清而圆，坚而亮，缓而烈，急而和，长而有力有威。若音大如洪钟发响，音小似寒泉飞韵，接其语则粹然而后动，与之言则悠然而后应。是以声之善者，远而不断，浅而能清，深而能藏，大而不浊、小而能新，余响激烈，笙簧宛转流行，能圆能方，如斯之相，并主福禄长寿。
若夫小人之声，发于舌端，喘急促而不远，不离唇上，紊杂而断续，急而又嘶，缓而又涩，深而带滞，浅而带躁，或大而散，或如破鼓之声。或如寒鸡哺雏，尊似孤雁失群，细如蚯蚓发吟，大似寒蝉晚噪。雄者如犬暴吠，雄者似单雁孤鸣。如斯之声，皆为浅薄也。或男作女声细者，一世孤穷；女作男声暴者，一世妨害。
古人认为，人既然有五行之分，声音也有五行之别。《照胆经》指出：
金声：韵长清音响，远闻完润则贵，破则贱。
木声：韵条达，初全终散，沉重则贵，轻则贱。
火声：韵清烈条畅不濡，圆润而慢则贵，焦破而急则贱。
水声：韵清响急长，细则贵，重浊则贱。
土声：韵厚重，源长响亮，远闻则贵，近细则贱。
关于声音和人的性格、命运的关系，总结如下：
雌雄声：大小不均，主下贱；
罗网声：干暴不齐，主贫贱；
声音太轻：主断事无能；
声音如破：主作事无成；
声音混浊：主谋运不佳；
声音太低：主鲁钝无如；
声音太柔：主性格怯懦；
声音太刚：主早夭少寿；
声小身大：主凶而早夭；
声雄身小：主位至三公；
声如破锣：主家业难立，田产消尽；
声如火燥：主一生奔波无靠；
男人女声：主性格轻浮，家资破尽；女人男声：主性格缺乏女性的温柔；克妨丈夫；声音清泠如涧中流水：主大责；声音响亮如瓮中之响：五福俱备。4.言语察人名家集粹
通过语言来观察别人，也是观人术的一个重要类型。这里先追本溯源，叙述一下《易经·系辞》中的“六辞”和《孟子》中“知言”的记载如下：
《易经·系辞下》里说：一个人将要背叛你的时候，他的语言一定是惭愧歉疚；一个人心中有疑惑的时候，他的语言一定是支支吾吾，躲闪逃避；吉祥有福的人一定是沉默寡言；躁动不安的人一定是唧唧喳喳，说起来没完没了；诬陷别人的人，一定是讲话游移不定；没有立场、没有原则的人讲话一定是理不直、气不壮，唯唯诺诺。
《孟子·公孙丑篇》里说：不全面的言辞我知道它的片面性在哪里；过分的言辞我知道它的失误处在哪里；不合正道的言辞我知道它与正道分歧之处在哪里；躲躲闪闪的言辞我知道它的理屈之处在哪里。
王伯厚所著《困学纪闻》里说：“修饰言辞贵在心诚；如果是内在的修饰就是心诚意恳，如果是外在的修饰就是花言巧语了。《易经》很重视言语，《系辞上》以沉默而告终，是培养其诚恳；《系辞下》在“六辞”处结束，用以考验其是否诚恳；文辞并不仅限于言语，而是包括古往今来语言、文字！”我认为《易经》的六辞之法既然是考验人诚实与否的办法，那《孟子》的四辞之说应该也不会是例外，只不过孔子作《易经·系辞》的时候，诸子百家还没有兴盛起来，应该主要是通过言语观察人；至于孟子的时代，天下的学子不是信奉扬朱，就是信奉墨子，而且还有告子论述人性的言论，许行重视农业的言论，张仪、公孙衍、淳于髡之辈游说骋辩；而且上述这些人大都有著作传世，那么孟子“辞而辟之”的说法，就仅仅是言语了！但是言语却不能不包括在文辞之中，下面列表示意：
修其内——诚实——默而成之，不言而行，文辞——成德之人。
修其外——巧诈——惭愧，支吾，多言，游词，屈穷。
——将要叛乱的人，心中有疑惑的人，急躁的人，诬陷他人的人，
失其所守的人。
按照上面的列表看来，先民德行全备的人，可以做到不言而信，沉默恭行；所以孔子看见温伯雪子而不发一言，大概观察人，开始时并不需要听他说话才予判断；再次一等的才需要观察他的言语，也就是《论语》所说“一开始的时候，我对于人是听到他讲什么就信他会做什么”；再次一等就是观察他的言语而不足以评判他的行为，就是《论语》中所说“现在我对于一个人是听到他讲什么后再看他干什么”；最下一等的就是，看到他的行动，众人都不相信，但这已超出通过言语观人察士的范围了；内在修养和外在修养的区别就是这样，企图观人察士的人可以进一步考察！
至于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言语来断定一个人的贤能与否、聪明愚笨、祸患福气，这样的历史事实很多，例如《春秋左氏传》鲁襄公十四年记载：卫国的国君：“他真是一个奇才。将军可以与他谈一谈，如果觉得不满意，再让他走也不晚。”李恕让郑注去拜访王守澄，开始王守澄还面带怒容，等到交谈起来，郑注能言善辩，纵横捭阖，所说的话都合乎他的心意，于是王守澄顿生相见恨晚的感觉，后来王守澄入朝做枢密使，郑注于是很受重用。御史李款上折弹劾郑注对内结交宦官，对外结交大臣，要求将他交付司法部门查办，十天之内，他接连上呈了几十个奏章。王守澄知道后，把郑注藏在于右军中。中尉官韦元素等都非常憎恶郑注，左军将佐李宏楚对韦元素说：“郑注奸佞狡猾，天下无双，如果不能趁他在卵壳的时候除掉他，一旦羽翼丰满，肯定会成为国家的心腹大患。现在因为御史弹劾他，藏在军中，请让我以您的名义去找他，就伪称您有口疾，让他给治疗一下，我们趁机抓住他。”韦元素认为这样很好，就让李宏楚去找他。郑注来了以后，先是点头哈腰，接着，奸佞的话语便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韦元素不知不觉地便握住了他的手，显得很亲热，听他谈话都忘了疲倦，最后赠给他很多金银布帛并送走了他。
《汉书·儒林传·申公传》：皇上让使者在车上装上了布帛宝玉，用蒲草包裹住车轮子，赶着四匹马驾的车去迎接申公，他的两个弟子赵绾、王臧坐着轻便的驿车跟随。接回后，申公去参见皇上，皇上向他询问治理国家的事情。申公这时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他回答说：“把国家治理好不在于说得多，而是在于多做实事。”这时皇上正喜好文章辞赋一类事，听了申公的回答，沉默了起来。但既然已把申公召来了，便任命他为中大夫，安排在鲁邸居住，商议政教之事。太皇窦太后喜欢老子的理论，不喜欢儒术，她寻找到赵绾、王臧的过错责备皇上说：“这是想重新做新垣平啊！”皇上因此废掉了政教之事，撤了赵绾、王臧的官职，他们全都自杀了；申公也因病免官回家，几年后便死了。5.人性有别论辨有道
古语说“一样米养百样人”，世上没有两片一样的树叶，人物也是如此。从性格上去分类，或是从专长上去分类，彼此的质性都不可能相同，必有差别。因为质性不同，所以在谈话与辩论时，必定会发生种种的偏差、疏失与障碍。我们要善于抓住这些偏差，分析其中的道理，即可以用来认识人。
刘邵认为天下有四理。明识四理的人分为四家：道理家、事理家、义理家、情理家。由于不明于理而会产生“情有九失”、“流有七似”，“说有三失”、“难有六构”等在人物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困难，由此而总结出通天下之理的八种能力，即“八能之通”。
话要说得妥当，事情要处理得宜，就必须讲求一个“理”字。可是我们把一件事放在众人面前讨论，很难获得一致的看法。甚至有许多观点完全对立，针锋相对，互不退让，导致不欢而散。原来的讨论会到最后变成辩论会，甚至发生观点战，这种事现在从地方到中央都存在。
为什么会演变成这种情况呢？主要因为人多、道理多之故。人一多，彼此材质不同，所持的观点就会不一样，甚至对立，所以说“人才异则情诡”；至于道理多，你认为你有理，他认为他有理，如此就很难沟通了，所以说“理多品则难通”。
彼此无法沟通，互不接受对立的观点，那么要讲求意见上的统一就相当困难了。在本节中讨论了以下几个主题。四部之理和四家之明
从自然人事的通常道理出发，认为明智之人须个人心性与常理相合。所谓“四理”，即“道之理”、“事之理”、“义之理”、“情之理”。四者乃天地自然、社会人事的基本原理，人的素质合于这些道理，才能有成，所谓“质于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见理，理足成家”。质理相应，便有“道理之家”，“事理之家”，“义礼之家”，“情理之家”，亦即四家之明。
道理指的是天地间自然之理。《周易·下经》云：“盖日以中为盛，日中则必昃。月以盈为盛，月盈则必食，何也？天地造化之理，其盈虚每因时以消息。”此句主要意思是太阳过中午就偏西（昃），月亮满之后就会缺（食），这均属道理。
事理指的是政治社会之理。刘晒注：“以法理人，务在宪制。”法制是一种上层建筑，这就有别于自然之理。
义理指的是礼乐教化之理。刘晒注：“以理教人，进止得宜。”礼数之理与法制之理、自然之理也不同。
情理指的是世事人情关系。一个人受外界影响，心有所欲，耳目为之而发动，形诸言语，那就是情理。
一般说来，哲学家讲“道理”，政治家讲“事理”，教育家讲“义理”，企业家讲“情理”。这四个理彼此意义不同，也没有相同之处。因此，当我们与别人讨论或沟通之前，一定要先弄清楚对方是属于哪一种“理”，如此才能顺利地进行沟涌，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四家之明和四部之理相对应，分别是道理之家、事理之家、义理之家、情理之家。
由于人质性的差别，才会产生四理的不同，而人要体悟四理，必须由心智之明在外部加以显现。心智之明的显现就是质性的表现，所以四理与质性相互配有心智就产生相应的道理，随即就有相应的家。道理之家，质性平淡，心灵性巧，思维细腻，因而最与自然沟通，天地合一。
事理之家，质性机敏，足智多谋，行动敏捷，能够迅速处理烦难之事。
义理之家，质性和平，温顺，儒雅，在伦理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善于分析礼教之得失。
情理之家，质性机敏，对世间人情事故了解透彻，能够适应各种情况之变化。
上述四家乃人物上之四大类型，也是与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具体之理。他们所信的理不同，如果一味以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就会在标准上有较大差异，同时讨论一件事，就会产生辩论。
但如果注意各家之间相互沟通，互相切磋，互补不足之处，再经公开讨论，各个都做出一点让步，还是能取得共识的。九偏之情和七似之流
前面所说的四家由于各据其理，产生辩论，同时也各持己见，产生了九种褊狭性情，即因“以性犯明”。
由于人的性情各有所偏，干扰道理之明，于是便出现九种偏失。
《体别》是以中庸为标准将人才分为十二种，并指出其得失，及其原因在于拘抗失度。
这一章节则从人的才性与常理的关系说明才性的九种所偏。九偏存在的原因在于“各从其心之所可以为理”。
老子说：“内视为明”。明，就是心智之明，为一个人内心之写照，内心质纯才会心智明。
心智明，相应的理才会明。由于四家都应用自己的观点去论述人或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对人才的标准各说各的话，无法统一。九偏之情就是介绍九种性格，论人的特点与过失，现分述如下：
（1）刚略之人，比较粗枝大叶，不能疏理细微，其优点是处理大事弘大、广博，志向远大；缺点是处理小事则放纵而疏狂。
（2）抗厉之人，用意猛奋，不能回旋商量，其优点是原则性强，遵守法令而公正无私；缺点是变通少，使事情难以进展。
（3）坚劲之人，用意端确，以讦为直，喜好攻击别人的短处；其优点是论理，言语锋利，往往能压倒对方；其缺点是专挑别人的毛病，丧失众人的基础。
（4）辩急之人，一般性情较急躁，废话多，语言尖锐。其优点是处理人事能追根究底而有精辟的见解；其缺点是往往只在大事处着想而忽略了细小的事的重大原则。
（5）浮沉之人，过于表面化，喜欢东拉西扯缺乏深思，其优点是闲聊时显得博学多才；其缺点是谈论正事时，虽能讲得头头是道，但没有可取之处。
（6）浅解之人，用意浮浅，凡事不能深思熟虑，其优点是听到一些精彩的言论，就很快地加以模拟应用，明而愉悦；其缺点是对该言论须进一步深入研究时，却又嫌麻烦而不去做。
（7）宽恕之人，反应缓慢，思考的速度也非常缓慢，其优点是论仁义之时，显得细心弘大又有规范；其缺点是论及实务操作时，由于迟缓而跟不上步伐。
（8）温柔之人，用意温润，不在美好与强毅上尽心尽力，其优点是为人处世上讲求和平顺畅；其缺点是遭遇难题之时，就会显出他的软弱的一面，而是往往用逃避的方法加以解决。
（9）好奇之人，用意奇特，其性格易接受新事物，其优点是精于谋略，不受礼法约束；其缺点是依清道而论，因不了解新事物形成浮夸习气。
以上九种人，都由于心智不同造成偏才，他们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真可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与九偏之情相关，由于性情不纯一，不通畅，其流别便有七种似是而非的表现，比如曲意迎合，不知为知，看似解悟，其实不然，等等。这也是大众经常被他们所迷惑的七种似是而非之人。倘若质性不精纯，如前面所讲的会产生九偏三情，但在另一方面显现于谈话之际，则似是而非，会产生七似之流。下面分别加以阐述：
（1）有人口齿伶俐，滔滔不绝，很能制造气氛哗众取宠，表面看来似乎能言善辩，但实际是一肚子草包，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目前社会上有很多这类的演说家，我们要小心上他们的当。
（2）肚里有些才华，但明明是学教育的，却在政治、外交、法律、军事各种问题上都讲得头头是道，表面上看来似乎博学多能，其实样样通就意味着样样都不精。这类人以御用学者居多，这是似若博意者。
（3）有人水平较低，根本听不懂对方的言论，却故意用点头等动作迎合对方，装出听懂了的样子。在有权有势的人身旁常出现这一类拍马屁的人。这是似若赞解者。
（4）有人学问太差，遇到问题不敢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等别人全都发表完之后，再跟随赞同附和，应用他人的某些言语胡讲一通。许多不学无术的学者即属此类。这是似能听断者。
（5）有人无能力回答问题，遇到别人质问之时，故意假装成很精妙高深的样子，避而不答，其实是一窍不通；有些官员遇到民众质问时，常是不屑一答，加以回避，其实是不懂，故意顾左右而言他即属此类。这是似若有余有实不知者。
（6）有人一听别人的言论就感到非常佩服，似懂非懂，其实就是不懂。这是似悦而不怿者。
（7）有人属江郎人物，道理上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可仍然牵强附会，不肯服输，一味地强词夺理。此种理不直气不壮的人，在讨论场上处处可见。这是似理不可屈者。加内容三失之说、六构之难与八能之通
在此探讨一下论辩过程中存在的“三失”、“六构”等状况，以及八种类型的辩才。所谓“三失”，就是辩论时不考虑对方的特点和听众的心理状态，所谈内容与主题相反、相杂，以及不善于运用比喻，用一百句话说不清一个意思。这三失是一般人在平时谈话中最易发生的疏失。
（1）辞胜者
在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以理来胜人，和以言辞来胜人的两种胜人方法。以理胜人，虽言语不准确。但根据充分，黑白分明，就连细微处也解释得很清楚，于是理直气壮，使人口服心服；以言辞胜人者，是用诡辩的手段在言辞上获胜，他掩盖事情的正确一面。于是“求异则正失”，辞巧而不可屈，使人口服而心不服。
（2）不善辩论者
一般说来，九偏之人辩论之时，不外乎有三种状况：一种持相同意见；一种持相反意见；一种则是既不相同亦不相反。持相同意见的人，彼此通晓对方的意见，就像水流于河水；持相反意见者，彼此对抗，水火不容；既不相同又不相反者，意见模棱两可，故意显得宽宏开阔。
善于辩论的人，当他发现对方听不进去或无法说服对方时，就会立刻停止自己的说话，他会揣摩对方的心态，采用迂回战术，先说对方爱听的话，取得对方赞同之后，再逐渐把对方引到自己要讲的内容中去。推销家常用“是的……但是”或“唱对方爱听的歌”的手法，在现代商品经济时代，这种技巧很实用。
不善于辩论的人，与别人辩论之时，不是坚持相反的意见，就是说一些模棱两可、不着边际的话，这样做无非是想让对方进入自己的意图，其实适得其反。
（3）不善喻者
善于晓喻的人，言少而事明，所以他用简单扼要的几句话就能说明繁杂的事情；不善于晓喻的人，洋洋洒洒了一大堆，却连一件事也没说清楚，这种人自己不知所云，别人更是听不懂了。
所谓“六构”，即各人从自己的性情和立场出发，以至辩论过程出现“辞构”、“气构”、“怨构”、“忿构”、“妄构”和“怒构”六种心理冲突。也就是在辩论场上，质问驳斥的六种常见失误。
（1）辞构（言辞上的缺失）
善于诘问驳辩的人，能够掌握辩论主题，在获得胜利时就适可而止；不善于诘问驳辩的人，舍本而逐末，不寻其重点而在靶上乱射。这就是言辞上的缺失。
（2）气构（意气之争的缺失）
春秋时期曹刿论战云：“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古时候作战，击鼓进军。击第一鼓时，士气最旺盛；击第二鼓时，士气就衰退；击第三鼓，就没士气了。
善于辩论的人，最注重第一阶段士气高昂时攻击对方，会避其锐气，然后抓牢主题迂回缓攻，等到对方士气衰竭之时，就一举反攻。
不善于辩论的人，面对气盛之势，不知避让而采用硬抵抗政策，结果弄得双方头破血流。此外，这种人也会抓住对方一点小弱点加以攻击，以挫其锐气。此种硬碰硬或小题大做的方式，容易造成言语上争斗的缺失。
（3）怨构（结怨的缺失）
双方在辩论中，当对方出现失误之时，不懂得紧紧监督着不放，直言地指出对方之错误，不会得理不饶人。
不善于钉牢失误的人，会紧咬对方的错误，使对方难堪；如此一来，对方一则因面子问题反对到底，二则怨恨逆结于心，造成了对你的偏见。
（4）忿构（埋怨的缺失）
平常自己对某一主题思考、研究，久而久之乃有心得。此种经过长期思索所得的论点，很难在一场会议中，用三言两语让别人知晓。
自己对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却不能在短时间内使别人能理解，这就会产生埋怨的缺失。
（5）妄构（妄言的缺失）
双方在诘问驳辩之时，必须留意讨论的主题。因为双方进入激辩时很容易离题，这种情况在水平较低的辩论中更是常见。
因此，善于质问辩论的人，必须时刻掌握主题，当对方因激动而离题时，就会设法引对方回到主题。不善于质问辩论的人，当对方因激动而离题时，非但不设法挽回，反而越离越远，如此一来，辩论就没任何意义了。
（6）怒构（愤怒的缺失）
每一个人内心在想事情之时，就无法分心去听别人所讲的话，这就是常说的一心不能两用，就如刘劭所注：“思心一至，则不闻雷霆。”因此在讨论会上经常可发现，许多人在构思自己的意见时而听不进别人的讲话，却要求自己发言时让对方听己之言。实际上当自己发言时，对方也在构思其自己的意见，而没法听你所说的话。如此一来，彼此都没有听别人的话，很容易产生误解。双方会因误解而互指对方不讲道理，这就是发生愤怒的根源。
以上所列举的六种缺失，在辩论场上经常会看到。虽然有那么多的缺失，但这些方法在辩论上还是很有必要注意的，会让你收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否则各陈己见而不质问的话，就无法知道谁是可用的人才了。
要解决谈话和辩论的缺失，就必须具备“八通之能”。所谓“八通之能“，即“聪能听序”，“思能造端”。“明能见机”，“辞能辨意”，“捷能摄失”，“守能待攻”，“攻能夺守”，“夺能易予”。兼有这八种才能，便能“通于天下之理。通于天下之理，则能通人矣。”不能兼通八者，只有一能的话，便是偏才。与此相应的偏才，也有八种：名物之才，构架之才，达识之才，赡给之才，权捷之才，持论之才，推彻之才，贸说之才。八能皆通的则是兼才之人。此八能就是解决诘问驳辩之种种缺失的八种技能。
善于辩论的人，懂得适可而止，得理让人，绝不会得理不饶人，这种人才算精妙高明啊！
他们能聪、能思、能明、能辞、能捷、能守、能攻、能夺，兼具有上述的八能，能通天下之理，通天下之理之后，才能识人。倘若不能兼有八能，只具备一能，那就是偏才的人。
谈活、辩论在求理，而人之通理受才性所决定，才既殊途，理亦异趣，因此正确的辩论者应具备下列八种技能：
（1）耳朵能听懂对方的意思。登高能赋，听声音即能判断状况，这是名物之才。
（2）思想能创制新理论。天马行空，无中生有，创作思维不欠缺，这是构架之才。
（3）眼睛能看出未来的机会；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预测未来的趋势与时机，这是达识之才。
（4）言辞能表达自己的意思，口齿清淅，能言善道，靠三寸不烂之舌，能拒千军万马，这是赡给之才。
（5）行动能纠正自己的过失，改正自己的缺点，反败为胜，这是权捷之才。
（6）防守能抵挡对方的进攻。善于防守，滴水不漏，这是持论之才。
（7）进攻能打破对方的防守，把进攻作为自己最好的防守，这是推彻之才。
（8）找出对方的矛盾而攻击，使对方观点自相矛盾，最后投降，这是贸说之才。言语为心灵的表现，因此从谈话与辩论之技巧，可以看出各种不同才能之人。
刘邵接着述说通才之人辩论的十项技能，及所必须遵循的一些心理原则，并作为本章之总结。
通才之人与通才之人讲话与辩论之时，因为彼此均兼具八能，所以心领神通，简单几句话，就能沟通；通才之人与无才之辈谈话与辩论时，则须耐下性子，察言观色，慢慢引导，才能沟通；其沟通的十个要领（亦即通才之人的十个辩论技能）如下：
（1）自己虽然聪明绝顶，成竹在胸，仍常准备退后，决不卖弄自己的才华；
（2）好话说出口。通理就停止；对方说错了，不必紧迫盯人，咬住不放；
（3）一方面让对方畅所欲言，另一方面帮助对方多发挥其才能；
（4）谈话辩论，仁义第一，不借题嘲讽对方的短处，也不借机炫耀自己的长处；
（5）与人交谈，在取得对方的信赖之后才可讲出对方的不足之处，否则交浅而言深，对方会认为你在诽谤他而不接受；
（6）不以声丑，弃其善曲；不以人愚，废其嘉言。对方再笨，总有其聪明的地方，应参考其优点，而不能全盘否定；
（7）诘问驳辩，或守或攻，或进或退，不论时机的掌握，或是思考下判断，都要极为恰当；
（8）顺对方的心气，当对方气盛的时候要回避；当对方气竭时就是攻击的最佳时机；
（9）辩论之时，要使对方口服心服不是件易事，在道理上如果已经获理，不可盛气凌人，得寸进尺；
（10）谈话辩论要心平气和，不能只看对方的身份，不为求名而讲道理，辩论只是为了获得真理而已。
具备上述十个要领，才够资格与人谈话辩论，处理繁杂的事物。在实际中多加锻炼，还是很容易掌握的。这些为人处世的经验之谈，予人甚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