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阶级的矛盾也在发展。这样便向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理论家提出了一个如何进行政治、经济、思想乃至吏制等方面的建设，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促进社会的统一、安定和进步的问题。
经过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便为封建社会初期这场势在必行的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以自然神论为基础的天人感应的思想，以君权神授的形式，向人们宣布了汉王朝当兴的神圣性；它又以独尊儒术和大一统的观点，维护了以刘氏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它以继乱世必须"更化"的三统三道的历史观，为汉王朝继秦乱之后进行改革直接提供了理论根据；而它的"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取法于天以行仁政、德治为中心内容的王道论，又为其规定了建设的方向和目标。
当然，董仲舒不仅为西汉王朝提供了改革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提出了指导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吏制等方面的具体建设措施和主张。由此即充分表明了董仲舒作为封建社会初期改革思想家的立场。以往把他打入反动的思想家显然与其一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不符。
（三）封建社会前期的促进作用，后期的精神枷锁
如果说董仲舒为封建社会建构的理论大厦及其所提出的改革主张在西汉社会的前、中期及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对巩固封建制度、特别是加强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有着积极和进步的作用。那么，当封建社会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进入其衰落期以后，它的作用也就由进步转向了反动，变成了束缚人们的思想、阻碍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生产力发展的精神枷锁。如**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所指出的压迫农民的四大绳索，主要就源于董仲舒。看不到董仲舒所创立的儒学体系在封建社会前后两个不同时期所发生作用的这个变化，把它在封建社会前期的进步作用无限夸大，以至不承认或否定这种变化，只承认其具有进步作用，显然是错误的；同样，反过来，只见其后期的反动的作用，或以其后期的反动作用来抹煞其前期的进步作用，也是不正确的。以往的教训显然主要在后者。当然，无论是对其前期的作用，还是对其后期的作用，也都不可绝对化，而应进行分析：前期的进步作用是主要的，但亦有对人民实行压迫和剥削的一面；后期的反动作用是主要的，但在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等方面也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也就要求对问题进行具体和深入的分析。
例如，还是以**同志所总结的束缚中国农民的四大绳索来说，毫无疑问，这四大绳索在封建社会的后期，是名符其实的，丝毫没有夸张，但这些对于刚刚建立封建制度的封建社会初期来说，恐怕就不能说是束缚的绳索了，而是对当时社会关系以及人们观念的一种变革，而对生产力来说是一大解放。这不但是对于形成君权、族权、夫权的"三纲"、"五常"来说是如此，就是他所说的"天"神，也是用来巩固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的。
说到这里还涉及到以往对董仲舒的所谓"中国的奥古斯丁"和"正宗神学"的指责，我以为也是难于成立的，这是因为第一，他所提出的"百神之大君"--"天"神，并不是他的创造，也不同于西欧所信奉的人格神--"上帝"，而是带有泛神论色彩的自然神论。也就是说，他是把以前统治者所供奉的超自然的、至高无上的、具有人格形象的"天帝"自然化，当然他也还保留了它的神圣色彩。第二，也正是由于他把这种自然神论儒学化，并提出了"独尊儒术"的主张，把儒术作为统治者的最高指导思想，所以才使中国避免了像西欧的国家完全宗教神学化的前途，并使中国文化避免了神学化，应该说这是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的一大功劳，怎么能反过来成了他作为神学家的罪状呢？所以，这种指责是有违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