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始终是一个重大的论题。董仲舒的义利论，上承先秦，下启宋明，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很有必要作一专门探讨。
在董仲舒之前的先秦，诸子之中极少有不言义利者。其中持论最尖锐的，应属儒墨两家了。从表面看，儒家尚义，强调义利的矛盾，而墨家则重利，强调义利的一致，可见两家的对立。
但是，若究实质，儒家并非不要利，墨家亦非不言义，他们实际上都是义与公利的统一论者和义与私利的对立论者。儒墨所说"义"涵义基本一致，而其所言"利"则实有分别：儒家所说与义矛盾者，为一己之私利；而墨家所说与义一致者，乃是社会、民众之公利。可见，儒墨的矛盾，实是视角的不同。若从私利与义的关系上看，墨家也不会否定它们的对立性；从公利与义的关系看，则儒家亦不会否定它们的一致性。这就是何以会出现儒墨义利观中表面分歧的缘由。但无论如何，儒家重义，墨家重利，则是明显的事实。下面的分析即可说明这一点。
从对"五常"的论述可知，孔子之义与仁等，行义即施仁于人，其中自然包括惠利人。但如《论语》所载："子罕言利"。①孔子很少言利。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②；"放于利而行，多怨。"③这即是说，君子能明白大义，小人则只知小利；为追求财利而行，就会招来怨恨。这里所说"利"字，显然都是说的个人的私利。但是孔子亦非只讲与义矛盾之私利，也讲过与义相谐之公利："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④这里的利显然就是指的民众之公利。由此亦表明，孔子所讲的利实有私利、公利两种涵义，不可不别也。正是因此，孔子又说："见利思义"⑤，"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⑥"义然后取"。⑦这表明，在孔子那里，始终是把义放在重于利的地位。他非常鄙薄只图私利的行为，但是于民有利的公村，是义之所生，这是不应拒绝做或抛弃的。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更强调了义的重要性，似是更表现了反利的倾向性。例如他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①这就是说人的一切言行完全以合义为准则，以合义为转移，只要合于义，言可以不必信，行也不必果。在义与利的关系上也是如此："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②不合乎道义，给我以天下，也不予之"顾"。所以当梁惠王问盂子不远千里而来，是否"将有以利吾国乎？"时，他竟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① 《论语·子罕》。
② 《论语·里仁》。
③ 《论语·里仁》。
④ 《左传》"成公二年"。
⑤ 《论语·宪问》。
⑥ 《论语·述而》。
⑦ 《论语·宪问》。
① 《盂子·离娄》。
② 《孟子·万章》。
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③这里似乎就更表明了孟子只要义，而不要利。当然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他这里是说，只要讲义，利也就在其中了。包括前面他所说非道义，"禄之以天下，弗顾也"，亦包含了反面的意思，如合于道义，所给予的利禄便是完全可取的了。
荀子完全继承了孔、孟尚义的思想，但他更明确地给予了利一定的地位。例如荀子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④他还说："好利恶害，是君于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⑤这些显然与孔、孟不同，而是明确肯定了义、利乃是人生而固有的两种属性或需要，虽尧舜、桀纣，都不能去其一，特别是好利而恶害，乃是君子、小人所同有，只是由于求利之道的不同，这才区分出了君子与小人、治世与乱世。例如他说："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①又说："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②"君子治治，非治乱也。易谓邪？曰：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故君子者，治礼义者也??"③在荀子看来，君子是治礼义的人，小人则重利忘义甚至唯利是图。因此，义胜利，天下为治世，而利克义，则天下为乱世。故此，荀子主张提倡先义而后利，反对先利后义。如他所说："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④他还讲："汤武者，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⑤这里的所谓"天下同利"，意即天下公众之利。这显然是把"行义"与"兴利"统一了起来。
上述是先秦儒家的义利观。虽然他们从总体上说是重义轻利的，但却不是根本否定利的，他们实际上所反对的仅是一己之私利。特别是荀子提出了先义而后利的主张，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孟子单纯讲义而鄙薄利的观点。而荀子的"行义"即"兴天下同利"，更是明确地肯定了"行义"与"兴公利"的同一性，这一点显然是对墨家观点的吸收。
墨家的义利观与孔、孟有着明显的不同。墨子在《非命上》篇讲人之言行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其中"用之者"最为重要，这就是："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视作人的一切言行的最后表准，亦即把公利作为衡量一切人等行为和言论好坏的标准。可见墨子之重利。但是墨子亦同样"贵义"，并专作了《贵义》篇，认为"天下莫贵于义"，"万事莫贵于义"。这表明墨子同样亦推崇义的精神。他甚至说："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①由此可见义对人类社会之重要，何以会如此呢？归根结底在于墨子实际上把义与利看作可以互相解说的或等义的。③ 《孟子·梁惠王》。
④ 《荀子·大略》。
⑤ 《荀子·荣辱》。
① 《荀子·大略》。
② 《荀子·不苟》。
③ 《荀子·不苟》。
④ 《荀子·王霸》。
⑤ 《荀子·王霸》。
① 《墨子间诂·天志上》。
如《经上》篇说："义，利也。"《大取》篇亦说："义利，不义害。"《经说上》篇云："义，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这里就明确地把义与利等同了起来，阐明了义、利的同一性。荀子之所以把"行义"看作是"兴天下同利"，显然正是受墨子或后来墨家这些思想的影响。
在先秦，除了儒墨在义利观上的辩论之外，法家的义利观也值得一提。
韩非说："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而代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净于气力。"②这是说儒家行仁义那一套并不是万应灵丹。富国强兵之策，必须符合于时势。古代乃竟德之世，所以行仁义而王，中世则靠智谋，韩非所处之今世，则需竟于气力。所谓竞气力者，那就是要尚功利，以奖励耕战，从而富国强兵。后来李斯也持此观点。
从先秦诸子的义、利之辨可以看到，随着从春秋到战国的时间推移，特别是到七国争雄的时代，在义利之辨中，经历了一个从重义轻利到义利并重，最后则出现了利重于义的发展过程。从先秦进入秦汉又如何呢？秦灭六国，归于一统，于是《吕氏春秋》又倡"贵公"、"去私"、"高义"，提出了"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①的观点。这样就又把行德义提到了为国、为天下的至关重要的地位。经过秦末的农民战争，天下归汉，陆贾更明确地提出了"君子笃于义而薄于利"、"先道而后利"②的义利思想，并把仁义视为高于一切的指导精神。他说："圣人怀仁仗义，分明纤微，忖度天地，危而下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亲，夫妇以义会，朋友以义信，君臣以义序，百官以义承，曾、闵以仁成大孝，伯姬以义建至贞，守国者以仁坚固，佐君者以义不倾。君以仁治，臣以义平。乡党以仁徇徇，朝廷以义便便。美女以贞显其行，烈士以义彰其名，阳气以仁生，阴节以义降。鹿鸣以仁求其群，关雅以义鸣其雄。《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书》以仁叙九族，君臣以义制忠。《礼》以仁尽节，《乐》以礼升降。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陈力就列，以义建功。师旅行阵，德仁为固，仗义而疆。调气养性，仁者寿长，美才次德，义者行方。君子以义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乱，贤者以义相治。"①这里可以说把仁、义对于安邦定国、保民而工的作用说得淋漓尽致了，这样，从秦到汉又从重利轻义反过来转向了重义轻利。这就是董仲舒之前义利观的变迁。
董仲舒显然是在综合先秦以来的义利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有董氏儒学特色的义利观。他的义利观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如把人及其一切特性归之于天那样，他把人的好义、欲利也归于了天。由此论证了义与利同时为人所有：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② 《韩非子·五蠹》。
① 《吕氏春秋·上德》。
② 《新语·本行》。
① 《新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