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天地之行》。
之位下，职在事君之贵。因此，臣需法地尽忠信于君，朝夕应对，舍命救穷，扬善助明，宣恩助化，归德致义。类似于上述，他在《五行对》篇中讲到"地之义"时又指出："风雨者，地之所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命若从天命者，故曰天风天雨也，莫曰地风地雨也。勤劳在地，名一归于天，非有至义，其孰能行此。故下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忠臣之义??取之土。"这即是说，臣之事君，如地之事天，虽勤劳而致功，亦不敢有功名，必将名一归于天，臣亦必将名一归于君，这才称得上"大忠"、"至义"。
为了说明君为臣纲的思想，他还把君臣进一步比作人之心体及天之阳阴。
一国之君，其犹一体之心也，隐居深宫，若心之藏于胸；至贵无与敌，若心之神无与双也。??是故君臣之礼，若心之与体，心不可以不坚，君不可以不贤，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②阴者，阳之助也，阳者，岁之主也。??天下之三王，随阳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随阳而序位。??而[不]当阳者臣子也，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③这即是说，君之与臣，君如心、如阳，至贤至贵至尊，而臣则如体如阴，至忠至顺至卑，而这也是所谓"天制"。
正是根据上述臣对君的绝对忠诚原则，为了维护君主的尊严和威望，他竟提出了如下的虚伪至极的要求：《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①《春秋》之义，臣有恶，君名美。故忠臣不显谏，欲其由君出也。《书》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年，尔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此为臣之法也。②这就是要臣子把自己所做的好事、成功之事，都归功于人君，宣扬人君的仁德和善政；而如果做了错事或者失败之事，则要自觉承担责任，使人君的名誉不受损害；至于有了什么善策，则要入内献策于君，然后自己则在外颂扬此计"惟我君之德"。总之，善事、好事都要归于人君，而臣子则要承担恶名，否则，如果臣子在外有贬损人君的言行，在董仲舒看来，即该当处死："人臣之行，贬主之位，虽不篡杀，其罪皆宜死。"③这就是所谓"君为臣纲"所张扬的忠德。
"父为子纲"。这一纲的中心是宣扬封建的孝道。董仲舒虽把此纲排在首纲之次，但却把此纲看作是贯彻首纲的基础或前提。
这一思想在孔子那里其实早已有了。例如孔子说："孝慈，则忠。"①孔子的门徒有子也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②孔子和他的门生在这里就把孝与忠联系起来，并认为孝为仁之本，能孝梯，即不好犯上，不好犯上，则无"作乱"者，这样就可以巩固封建统治了。《孝经》也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孝为"天之经，地之义"，"德之本"；"以② 《春秋繁露·天地之行》。
① 《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② 《春秋繁露·竹林》。
③ 《春秋繁露·楚庄王》。
① 《论语·为政》。
② 《论语·学而》。
孝事君则忠"，故此，"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大戴礼记》更进了一步，把许多道德原则，如庄、忠、敬、信、勇等，都同孝联系在一起，认为"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③《孝经》和《大戴礼记》中的这些思想，显然也把孝放到了极端重要的地位，特别是都肯定了孝与忠的关系，以孝事君则忠，不忠则亦非孝。正是因此，在判刑上，也以"不孝"为五刑之最。
董仲舒有关"父为子纲"思想的论述，无疑继承了上述有关孝的思想，并作了发挥。例如据《五行对》篇载，当河间献王问："《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董仲舒答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生，其于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①之道也。
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日，夫孝者，天之经也。"上面就是孝的"天之经"。关于"地之义"，即前面所引用的"勤劳在地，名一归于天??"一段。在这段话之后他接着说："土者，火之子也。
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此谓孝者地之义也。"从这两段话可知，董仲舒把父为子纲之孝德亦归于"天"。"天"有五行，渭木火土金水。五行又与四时相配，由此便有了父生子长、父长子养、父养子成的父子授受续行的"孝"德。为人子者，如土之事火，续父之所为，而不与父分功名，一切功名皆归于父。否则，如子不遵行孝德，便被认定为犯罪，如《顺命》篇所说："子不奉父命，则有伯讨之罪。"由此表明，"父为子纲"与"君为臣纲"乃是彼此相通的，它们是维系封建社会制度的人伦关系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并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封建社会的**。这两个方面最集中地表现，就是董仲舒一再鼓吹的土德、地义。土德表现于君臣，就是忠德，表现于父子，便是孝道。以孝事君便是忠。故此他说："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五行者，孝子忠臣之行也。"②。何故如此呢？从根本上说就是，在封建社会，国家就是家庭的扩大，而且除了这种封建的家庭关系，再无别的关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正好表明了封建王朝家天下的性质。董仲舒的论述不过是为它进而披上了一层神秘的授受关系："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①；"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②这就表明，在封建社会，人们之间所存在的就是逐级授受的封建宗法关系。一个家庭，③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
① "人"字下似漏一"子"字② 《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①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② 《春秋繁露·顺命》。
是父亲授命；一个国家，是皇帝授命。因此，家庭存在的是父亲的**，国家则是皇帝**。这样，为人子者，在家庭，对父亲需行孝道：为人臣者，在国家，需向皇帝尽忠。因而君权与父权在封建社会获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地位。整个封建社会从上至下就笼罩在这种封建的宗法关系之下。
由此也就表明了"父为子纲"的孝道在封建社会是多么重要了。因此，董仲舒明确提出，孝佛乃人君法天而立道的为国所崇三本中的第一本，亦是为政之三端的一端：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涕，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③传日：政有三端：父子不亲，则致其爱慈；大臣不和，则敬顺其礼；百姓不安，则力其孝悌。孝悌者，所以安百姓也。这里所说，无论是为国之化的三本也好，还是为政之三端也好，其实质和目的，都在于以封建的人伦关系来推护封建工朝的统治，也就是把推行"父为子纲"所倡导的孝道，看作是维护封建制度的重要精神武器，甚至是头等重要的精神武器。这一点无疑表明了"父为子纲"在三纲中的重要地位。
"夫为妻纲"。这是三纲的重要一环。夫妻关系在任何社会都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只是不同的社会，夫妇之德亦有不同。董仲舒对夫为妻纲的规定，显然是体现了其封建性。他也是从天那里为"夫为妻纲"寻找根据的。在他看来，夫妇之义也是法于"阴阳之道"，"夫为阳，妻为阴。"这是前面所已指出过的。不仅如此，在《循天之道》篇中他还把一般男女比附于阳阴，他说："天地之阴阳当男女，人之男女当阴阳"。天任阳不任阴，因而"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这样，夫贵而妻贱，便也是天的规定了。然而在封建社会也有贵妇和男仆，董仲舒认为："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②即是说，不论丈夫的地位多么低贱，都属于阳，而妻子则不论其地位如何高贵，却仍然属于阴。也就是说，夫为阳而贵、妻为阴而贱，是永远如此，定而不可移的。正是因此，在封建社会，丈夫常称自己的妻子为"贱内"，就是由此而来。也正是由于夫阳而妻阴的关系，董仲舒又提出了"妻受命于夫"的观点，要求妻子绝对听命于丈夫，不准对丈夫有任何的不忠行为，以致丈夫亡故了，也要作妻子的守节。一个"节"字真不知坑杀了多少妇女。这就是董仲舒的所谓"妻不奉夫之命，则绝"所必然引出的恶果。
总之，从董仲舒提出的上述三纲可以看到，到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奴隶制的人伦关系随着奴隶制度的灭亡已被历史所埋葬，新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在主要生产领域已经建立，但是封建的伦理观念尚未建立起来，因此，到西汉中期，董仲舒提出了一套适应于封建生产关系的、以三纲为核心的伦理观念，便成为时代所必需。因此，应该充分认识这一伦理观念变革的必然性和它的进步意义，绝不可以其确立封建**和压抑人性，而否定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当然，也应该承认这一伦理观念的进步所具有的局限性，并认识它的进步是以牺牲"从道不从君"这一早期儒学追求真、善的精神为代价的，而且这种伦理观随着历史的发展，必将成为近代工商业发展的侄桔，为民主革命所不容，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更是格格不入。这也适用于对他提出"五常"观念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评价。
③ 《春秋繁露·立元神》。
①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② 《春秋繁露·阳尊阴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