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董仲舒的人性论思想，历来就有近孟说，亦有近荀说，更有盂为正、荀为反、董为合的说法，此外还有孔、盂、荀的融合说。这样便提出了一个与孔、孟、荀诸子的较析问题。前两节我们已从不同角度对董子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作了初步论述，较析的实质仍是一个涉及董子人性论本质及评价的问题。下面就通过较析对其人性论的本质作进一步的阐述。
我们知道，董子在建立其人性论的过程中反复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论。孟子认为，所谓人性，就是指人之为人的特性，而不是同于禽兽者。为此，他批评告子的"生之谓性"，实是把人性与牛性、犬性视为相同。他认为，人区别于禽兽者，就在于人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①此四心也就是他所谓仁、义、礼、智四种"善端"。当然，"善端"不是已完成的善，需要"扩而充之"，否则，于国不足以"保四海"，于家则不足以"事父母"。②由此看来，孟子似未完全否定人性有不善的成分。他甚至曾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③"无教，则近于禽兽。"④不过他认为，告子所说食、色、声、臭，乃人之**，与禽兽者同，因而不是性。人之为人的特性，只能是人所固有之四种善端。这样他就把性善变成了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先验的东西。对此，董仲舒从重王教的立场出发，显然已经看到了它的矛盾和荒谬性。所以，他回到告子的"生之谓性"的观点，提出了"天质之朴谓性"和"性待王教而善"的思想。这样一来，他就克服了孟子先验唯心的人性论，强调了后天教育的重要性。董仲舒这一思想包含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董仲舒这一思想的产生，与孟子的人有"善端"、需"扩而充之"、"无教，则近于禽兽"的思想不无联系。之所以有人说董子的人性论近孟，主要原因也就在此。不过，此说之不能成立，就在于其只见二人相承接之处，而未见董子对盂子的批判，忽略了二者的根本对立：孟子强调的是性本善，董子则完全否定性善论，认为性只有善质，质为天生，善乃教成。董仲舒提出性如茧、如卵、如禾，善如丝、如雏、如米之喻，正在于此。这里明显包含了从潜在之善质经过教育而向现实之善转化的辩证法。这比之人生而固有善性，进了一大步。
荀子为了批判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与之正相反对的性恶论。其前提也是告子的"生之谓性"，认为性乃"天之就也"，①"不事而自然谓之性"②民不过，他所谓性与孟子之性不同，而是孟子所说之情。在他看来，顺人之情，必出争夺和**，所以"性恶明矣"③。然而，性恶"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这就是所谓善，可见"善者伪也"。④由此表明，性原本为恶，善乃后起人为，为校正人之恶者。
董子的人性论，显然吸收了其性恶的思想，形成了其性有恶质的观点，又吸收了其"善者伪"的思想，以为其教而善的观点。以为董子近荀者，即① 《孟子·告子》。
② 《孟子·公孙丑》。
③ 《孟子·离娄》。
④ 《孟子·滕文公》。
① 《荀子·性恶》。
② 《荀子·正名》。
③ 《荀子·性恶》。
④ 《荀子·性恶》。
根据于此。然而他们没有注意，董子对孟子性善说的批判，实际上也批评了荀子的性恶论。性未善，同样，性亦未恶，它只具有善质与恶质，可导而善，亦可导而恶。董仲舒提出性待王教而善的意义，正在于避免导而恶的结果，使之接受王化，以使封建统治永固。可见，近荀之说井未能反映董仲舒人性论思想的本质及其进步性。
董子的人性论是否更近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及"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思想呢？从董仲舒的圣人之性不能名性，斗筲之性亦不能名性，必须以中民之性名性的思想来看，确似近于孔子的思想。"圣人之性""过善"，不教而能善；斗宵之性，教之亦不能善，绝对的恶；用以名性的中民之性，均有善质和恶质，教则能善，所以习相远也。因此不少人把董子与孔子相比。然而他们没有注意，孔子的"习相远"，强调的是个人之习，而董仲舒强调的则是王教。董仲舒的思想正好适应了想要积极进取和大有作为的汉武帝的需要，而这也正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在取得了全国政权之后长治久安的需要。因此它更体现了当时地主阶级的进取精神。这同孔子作为没落奴隶主思想家，强调个人的习练，有着极其不同的意义。
说董仲舒的人性融合孔、孟、荀，这确属事实。董子的性有善质吸收了孟子的性有善端的思想；董子的性有恶质、情亦性吸收了荀子的性恶思想；董子的性待王教而善，与盂子的"无教，近于禽兽"、荀子的善为性伪之说，有非常明显的联系；而他的性三品说则与孔子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及"性相近，习相远"之说，似亦不无关联。可见，说他融合孔、盂、荀，是有相当的根据和道理的。不过，这种融合不等于机械的相加和重复，而是融为他自己的人性论体系。他的善质说，并不就是孟子的善端说；他的情亦性，亦不是荀子的情恶论；他的性三品说更不是孔子的上智、下愚说。这是因为，董仲舒的人性论思想不是孤立的，而是同他的整个天道观相联系，与他的阴阳说融为一体，也可以说是他的天道观（包括阴阳说）在人性论中的表现，具体说，就是与他的人受命于天、禀阴阳之气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圣人之性、斗笛之性、中民之性，正是天授命、人禀气的结果，甚至他的性待王教而善，亦是他的天人关系的反映，即所谓"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可见，所谓融合孔、孟、荀，也是以他自己的天道观为基点的，当然也同当时的整个形势有关，即适应了地主阶级取得政权之后为稳固自己的统治而对人民教化的需要。董仲舒说："明于情性乃可与论为政，不然，虽劳无功。"①就正表明了他提出的这一套人性论与当时统治者为政的重要关系，特别是他还提出了"教，政之本也"，以及"德主"、"刑辅"的思想，都把对人民进行封建教化的任务提到了为政的首要和根本的地位，由此也表明了他提出的这一套人性论在其政治、伦理思想中的重要性。
在此特别值得深入分析的是孟-荀-董的正-反-合。孟子偏于性善，荀子偏于情恶，各持一个极端，董子则提出了性（情）有善质、恶质之说，这样便把尖锐对立的两极同时包容于自身，从而消溶了二者的对立。如上文所引王充《论衡·本性》中董仲舒那段话，就表明了此意。孟子一方只见阳、性、善，荀子一方则只见阴、情、恶，只有董子既有阳，又有阴；既有性，又有情；既有善（质），又有恶（质），成为阳与阴、性与情、善与恶的对① 《春秋繁露·正贯》。
立统一体。据此，有人把孟-荀-董说成是正-反-合，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就形式来看，也确乎是如此。因此，给予董子以孟、荀之合的评价，可以说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值此之时，恐无人能与董子相比而成为孟、荀之合者。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