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入邺，先后任丞相府参军、仓曹属之职建安十七年（212 年）五月，曹操诛马腾，夷三族（《通鉴》卷六六）。这跟前一年（211 年）马超在关中起事反叛有关。曹操出兵征讨汉中张鲁，取道关中，引起马超、韩遂诸将犯疑，在懂关屯兵阻击；马超失败后，移屯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西），不久流窜陇右，继续与曹操对抗。
建安十八年（213 年）五月，"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后汉书·献帝纪》）；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庙"，十一月，初置百官（《通鉴》卷六六）。魏国始建，钟繇调离司隶校尉，入邺为大理；张既调离京兆尹，入邺为尚书，《三国志》本传有记。傅斡很可能也同时调离扶风太守任，入邺为丞相府参军。因为次年（214 年）七月，曹操由邺城南下征讨孙权之前，傅斡作为参军，曾谏阻曹操。《三国志·魏武帝纪》裴注引《九州春秋》曰：参军傅斡谏曰："??愚以为可且接甲寝兵，息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若此则内外之心固，有功者劝，而天下知制矣。然后渐兴学校，以导其善性而长其节义。??今举十万之众，顿之长江之滨，若贼负固深藏，则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大威有屈而敌心未能服矣。唯明公??全威养德，以道制胜。"公不从，军遂无功。
《三国志·魏武帝纪》正文。《通鉴》卷六七记事，均未载此次曹操出兵征孙权的胜败结果，看来确是"无功"而返。傅斡的分析不无道理，他的建议也颇富远见，但是曹操是不会采纳的。为什么呢？曹操志在统一天下，傅斡却提出"分土"而治的方案；曹操急于征伐以成大功，傅斡却摆出了当务之急在于兴学教民的纲领。当时曹操哪里听得进这些话，即使没打胜仗，他也会继续用兵的。
傅幹身在曹操手下任参军，清醒地认识到天下三分的总格局业已形成，统一天下需要有个过程。他在谏阻曹操前夕，对刘备在蜀盘踞的潜力，也作了精辟的分析。
征士傅斡曰："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此三人者，皆人杰也。以备之略，三杰佐之，何为不济也！"这段文字见于《三国志·蜀书·先主备传》裴注所引《傅子》，是傅玄记录其父反驳丞相掾赵戬低估刘备时的一段话。
刘备入蜀在建安十六年（211 年），当时的汉宗室、益州牧刘璋眼光短浅，没有考虑后果，如盼来了救星一样欢迎刘备，他想不到刘备有野心；建安十九年（214 年）刘备引军围攻成都城，逼刘璋投降，"袭蜀"成功，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刘备袭蜀前夕，邺城丞相府议及此事，赵戬以为，刘备"拙于用兵"，"袭蜀"必将"不济"，上引《傅子》一段话前亦载他的言论。显然，赵戬只是书生之见，傅斡具有战略眼光。至于文中称傅斡为"征士"，恐怕不合实际。刘备袭蜀与曹操南征是同年的事，袭蜀在五月，南征在七月，中间相隔仅两月，何来"征士"、"参军"之异？傅玄或有忌讳，不能肯定。
傅幹由参军转任丞相仓曹属的起止时间约为建安二十一年（216 年）五月至二十四年（219 年）九月。前一时间是裴潜由丞相仓曹属而为代郡太守的调迁之机（见《通鉴》卷六七），后一时间又是刘伟受任仓曹属的初始之时（见《三国志·刘廙传》裴注）；其问当为傅斡在任丞相仓曹属的合理时间。关于这一推测，需补充说明几点。
其一是，建安二十年（215 年）底，扶风太守赵俨受命"为关中护军，尽统诸军"（《三国志》本传，时间据《通鉴》），主持关中军事，似仍守本职扶风太守之任，不当以调离迁任视之。他离开关中南下助曹仁守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是在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这期间如果插入傅斡接任扶风太守而暂时离开丞相府，很快又调回任仓曹属，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不合理，故不取。
其二是，邺城有两套班底：一是丞相府，名义上是汉室所属，建安十三年（208 年）六月"曹操自为丞相"（《后汉书·献帝纪》），直到他死（220年），接着曹丕又做了几个月的汉丞相，禅代以后，曹魏政权有大将军而无丞相；二是相国府，这是曹操为魏公后另设的私属机构，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八月，"以大理钟繇为相国"（《三国志·魏武帝纪》），入魏后，相国改为司徒。傅斡的职任在丞相府，不在相国府，他"终于丞相仓曹属"，说明他没有活到汉魏禅代以后。
其三是，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九月，魏讽乘曹操西征汉中之机，于邺都谋反，被留守的太子曹丕诛杀，"连坐死者数千人，钟繇坐免官"（《通鉴》卷六八）①。恰巧，这时刘伟又被任为丞相仓曹属。那么，傅斡之死是否与魏讽谋反一案有株连呢？史无明文，不能认定，聊备参照。不过，他肯定在此之后不可能继续担任丞相仓曹属的职事，即使未遭诛杀，恐怕也与钟繇一样"坐免官"了。
（四）著述文章小议
《隋书》、新旧《唐书》的《经籍志》（或《艺文志》）均无傅斡文集载录。但是，前出唐代李贤注却提到《（傅）斡集》，说明傅斡曾有文集存世。现存他的作品，无诗，有文五篇：《肉刑议》，《与张叔威书》（佚文），《谏曹公南征》，《王命叙》，《皇后箴》。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一一有辑录。其中《肉刑议》较为重要，其意是：礼乐使君子有所忌，刑罚使小人有所畏；"肉刑之法，不当除也"，其理可从"五验"而知。至于哪"五验"，只见提到"智所暗"一验，其他四验没有下文，估计是原引书《艺文类聚》节录造成的。
关于要不要恢复久废不行的肉刑，曹操挟献帝都许之初，曾议过一次，① 《三国志·魏武帝纪》裴注引《世语》："诛（魏）讽，尘死者数十人。"这个数字似乎合理一点，《通鉴》所记"数千人"或误。
由于孔融反对作罢。直到建安十八年（213 年）底，据《通鉴》卷六六所记，"魏公操欲复肉刑"，御史中丞陈群为文极表赞成，"当时议者，唯钟繇与（陈）群议同，余皆以为未可行"。其实傅斡也是站在赞同派一边的，不唯钟繇一人而已。所以，曹操有意，陈群倡议，新任职的大理钟繇、参军傅斡复议可行。由于拥护的人太少，曹操只好"顾众议而止"。